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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與“合”: 集體行動視角下社會組有效規模研究——基于廣東省龍川縣山池村謝氏宗族的田野調查

信息來源: 南京農業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   責任編輯:潘如男作者:胡平江  發布時間:2019-05-29

 : 農民“善分”抑或“善合”是學界長期爭論的問題之一。從行動者行為激勵的視角,集體行動理論認為,組織規模越小越有利于集體行動開展。本文通過對一個宗族個案的分析發現,農民在追求較小規模組織“分”的同時能夠有效維系較大規模組織的“合”。由此可見,“分”與“合”并非二元對立。“分”是破解集體利益分配難題的有效路徑,但“合”是實現集體利益有效供給的重要方式。通過特定層次性治理結構,能夠有效實現“分”與“合”的有機統一。對于當前農村社會而言,既要進一步強化個體權利的保護以激活個體活力,同時也應該通過社會組織建設強化社會公共產品的供給能力。

關鍵詞: 集體行動;農民組織;公共產品供給;宗族

合理的組織規模是有效治理的重要基礎。柏拉圖主張理想的城邦單元的公民人數是 5040人[1]。亞里士多德也指出,城邦的疆域應該保持適度的規模,不可太小也不求太大,當以保證公民過上寬裕而不失節制的閑暇生活為度[2]。盧梭曾指出,一個體制良好的國家,它的幅員也是有界限的。既不能過大,以致難于治理;也不能過小,以致不能養活它的人民[3]52。同時,大量學者認識到規模較小更適合有效治理的實現。盧梭認為,符合比例的小國比一個大國治理得更好[3]52。同樣,孟德斯鳩也認為,就性質而言,共和國應該幅員較小,否則它就很難存活[4]。

那么,一個組織的規模如何確定?馬克思分析了人類社會組織存在的兩種張力,即“分”與“合”的二元矛盾與沖突。一方面,個體離不開群體,需要以“合”的形式存在。只有在共同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段[5]199。另一方面,個體對利益的追求往往導致組織的“分”。隨著分工的發展也產生了單個人的利益或單個家庭的利益與所有互相交往的個人的共同利益之間的矛盾[5]163。由此可見,人類社會往往需要通過社會組織的形式來克服個體能力的不足。但是,組織規模的擴大又與個體利益發生沖突,使個體面臨從組織中分化出來的風險,從而制約組織規模的擴大。

對此,集體行動理論從組織規模與行為激勵的角度指出,較大的集團在三個方面不利于集體行動的開展:一是增進集團利益的人獲得的總收益份額有限,二是行動者所獲報酬不足以抵消所付出的成本,三是組織成本與組織障礙較大[6]40。在奧爾森看來,群體的規模小有助于群體集體行動的開展。因為“集團越大,就越不可能去增進它的共同利益”[6]31,而“相對較小的集團具有更大的有效性”[6]64。因此,在群體規模擴大的同時,群體自身又面臨著分化為較小群體的風險。可見,集體行動理論從利益角度解釋了組織變小的原因,卻并未解釋較大集團維系大規模組織存在的原因。

而基于此分析中國社會農民的行為時,不同學者往往得出具有明顯差異的結論。如曹錦清教授曾得出中國農民“善分不善合”的結論[7],且長期以來被視為分析中國農民行為的一個定論。與此相對,徐勇教授指出,“中國農民并不是天生的‘善分不善合’,一切取決于時間、地點和條件構成的農民利益,在利益的驅動下,農民既善分也善合”[8]。但是,對于這種“分”與“合”的爭論,既有的研究并未指出是何種條件或何種原因導致農民“善分”抑或“善合”,是什么因素決定農民“合”的限度。由此,我們需要在理論上進行進一步創新,以此剖析存在于人類社會組織中利益關系對于組織規模調節的內在機理。

本文依托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所開展的深度中國農村調查。課題組于 2015年11月至2016年4月對廣東省河源市龍川縣山池村謝氏宗族進行了質性調查,并以此為基礎嘗試回應這一問題。山池村是一個多姓氏宗族聚居村莊,村莊面積約25平方公里,耕地面積約1800畝。1949年,村內人口約1740人,其中謝氏宗族1500人左右,另有王氏、楊氏、黃氏、溫氏、吳氏、葉氏等7個姓氏宗族。在謝氏宗族中,分為上鎮、下鎮兩大房支,上鎮又分為22個房支,下鎮分為29個房支①。

一、宗族中的家戶及其集體行動困境

傳統中國社會是一個以家戶為核心的社會。“家戶制才是中國農村發展的基礎性制度,屬于能夠不斷再生和復制的本源型傳統”[9]。但是,中國社會的家戶并非以馬克思所描述的“馬鈴薯”形式存在,而是以宗族共同體等形式呈現。對此,孫中山先生曾指出,“中國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所以中國只有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沒有國族主義”[10]。

然而,長期以來宗族被視為一個整體忽視其內在的分化因素。“中國傳統社會由于家的過分發達,以致沒有能夠產生如西方的‘個人主義’,壓制個體的獨立性”[11]。同樣,華人人類學家許娘光認為,“具有向心傾向的成員理所當然地進入父系宗族之內,因而成為越來越大的集團”[12]63。而這種行為模式的基礎則在于“中國的宗族具有某種程度的團結心和實體性,并且是一個對家庭和社區生活有制約、強化和維持作用的十分重要的組織”[12]75。換而言之,宗族中的家戶有著天然的向心力與凝聚力,因此宗族組織能夠隨著血緣關系的擴散而不斷擴大。

與傳統理論不同,弗里德曼注意到宗族內部“分”的因素。“隨著成員數量的增加,其自身可能會逐漸分化;實際上,可能發生的是社會分化和成員數量的增長持續地相互促進。社會地位的不斷分化給宗族帶來了利益,刺激人們留在宗族內部”[13]161。可見,在弗里德曼看來,宗族存在分化的可能,但是“分”所帶來的利益刺激又維系了宗族的“合”。“宗族不僅積累了貧窮成員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享用的有形資產,而且為學識和高貴身份建立了集中的聲譽。同時,這種聲譽又可以為地位低下的成員帶來法律和政治的利益”[13]172。但是,弗里德曼所關注的“分”主要是縱向階層的分化而非橫向規模的分化。

從實際調查情況來看,盡管宗族中家戶之間的建構有共同的血緣聯結和利益聯結,但家戶才是居于主導地位的基本組織單位。“一個宗族內,包括許多家庭,外表上祠堂是宗族鄉村的‘集合表象’,實際上家庭是組織的真正單位”[14]。

首先,家戶是一個獨立的社會單元。傳統理論認為,“中國的家是一個伸縮自如的概念,小到可以指一個人,大到數不清”[15]。但事實上家庭之間有著清晰的邊界。如當地農民所言,“分家之后兄弟之間較少來往,都是各顧各”[16]114。作為一個獨立的社會單位,家庭各自對自己的事業負責。如民國時期,謝任治因落難而向弟弟謝任浪借米,但弟弟謝任浪擔心兄長謝任治無法償還而拒絕。同樣,在1949年之前,謝宗良其伯父因吸毒將自己的水田賣給地主,最后由其父親贖回,但所贖回水田歸其父親而非其伯父所有。

其次,家戶獨立占有生產資源,是獨立的生產經營主體和利益主體。在 1948年,整個山池村屬于宗族或房支共同占有的土地僅17%左右,而地主或家戶所占土地分別為56%和22%左右。村內各個宗族均是如此,家戶個體私有土地量占總數的絕大部分。如土地改革時期被評為中農的謝守鋒,其家庭人口6人,自有土地達4.5畝,租入土地僅0.75畝。同時,家庭具有經營獨立性。清末以及民國時期,大量族人吸食鴉片,因而大量農戶將田產賣給外村地主,而這些行為并不受宗族約束。如族人謝坤民一家在家庭經營過程中遇到困難,宗族并不能進行有效保護。

“我(謝坤明)家(1949年)前本來是有田的,但是有一年因為收成不好沒有飯吃,所以就向地主借了糧食來吃……可是第二年正好又發洪水,導致沒有收成……后來我們家因欠了地主五年的租,根本還不起,所以地主就把我家的土地給收走了。”[1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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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格根據山池老人回憶整理,為估算數據。另外,在1949年之前,當地所使用的“畝”與當下單位面積有所不同,如一般以前的12畝相當于當下的18畝。具體可參見胡平江《大族崛起:以分促合的治理———粵北山池村調查》,徐勇,鄧大才主編《中國農村調查(總第2卷·村莊類第1卷·華南區域第1卷)》,社會科學文化出版社,2017年。

再次,家戶不僅是獨立的經營單位,也是獨立的國家治理單元。在國家收取稅賦時,宗族的稅賦歸宗族,家庭的稅賦歸家庭。一般而言,宗族內公田的稅賦由公田烝嘗支出,向家戶所收取的稅賦則由家戶自己承擔,宗族既不會協助政府收取稅賦,也不會替族人繳納稅賦。如謝宗昌由于其家庭內有十多畝土地,每年都是自己家人將糧食挑到巖鎮鄉政府繳納。同樣,民國時期抓取壯丁時,均由保長分配至每家每戶,族長也不能干涉。同時,族長、房長以及族人也認為向國家繳納稅賦以及出壯丁是天經地義的事情,沒有理由干涉。

集團組織是有共同利益的個人采取共同行動以此增進共同利益的行為群體[6]1。宗族是由具有獨立利益、獨立行動能力的家戶構成的集團組織。家戶之間之所以“合”,不僅在于血緣的聯結,也在于利益的吸引。“宗族組織控制著大量的共同資源與利益,剩余經濟產生的財富往往使宗族成員待在家中而不是遠走他鄉碰運氣”[13]162。但是,“家庭作為一個產權共同體決定了家庭行為的理性和效率”[17]。也就是說,在宗族中,家戶并非同質的利益一致的個體,而是有其自身的理性與利益訴求。因此,作為一個社會組織集團,宗族同樣面臨著集體行動的困境,面臨著分裂為更小規模組織的壓力。

二、“不分不活”:組織規模與行為激勵

在集體行動理論看來,較大規模組織分化為較小規模組織有助于提升集體行動效率。在傳統宗族研究過程中,已有理論通常認為,房支的分化主要源于世系的分化,“在漢人家族制度中,房和家族整體是純粹根據系譜來定義的”[18]。但是,從謝氏宗族的調查來看,宗族分化為房支的過程并非血緣的對稱性分化,而更多的是基于財富利益的分化。

一般而言,某一位祖先發家致富后,即可建造新的房屋。在謝氏宗族,建造房屋是要為子孫后代著想和計劃,即容納建造者本人及其后裔共同居住。因此,宗族內房屋以建大圍龍屋為主,大則供兩三百人居住,小則供數十人居住。如崇興圍房屋有 150余間,林福公祠房屋40余間。而聚居于同一個祖屋下某一位祖先的后代則構成一個新的房支,從而以“屋”為單位形成新的房支單元。自謝氏宗族落居山池村至1949年間,謝氏宗族上鎮族人所建房屋達21座,下鎮圍屋達29座,因此分別形成21個房支和29個房支。以林福公一房為例,從林福公(第三世)至1949年(第二十一世)的十九代人之間,十三世謝作峰建造有“峰興廈”,十四世寶光公建造有“寶螢光昌”,謝作峰與寶光公兩者為堂叔堂侄關系,但兩大新圍屋的建造使林福公房內形成“峰興廈”與“寶光公”兩大新支。

香港學者科大衛認為,宗族是控制財產的組織,“控制財產,成為擁有廣闊基礎的宗族調動資源的手段”[19]。但是在謝氏宗族,宗族共同資源并非完全為族所占有。事實上,宗族所支配的土地等資源相對有限。在山池村謝氏宗族,盡管宗族所有的公田達300畝,但其中為族一級支配的僅有3畝左右,其余為不同房支所支配。而且不同房支因財富多少不同,購置土地數量也不一。在謝氏宗族中,泰宇公一房烝嘗相對較多,約80石租,且規定不能分給子孫,僅能用于房內公共事務。而林福公一房因相對貧弱,并未置辦田產。由此可見,在宗族中,因利益的分化,宗族往往裂變為若干小規模房支。而從宗族集體行動的視角來看,分化為不同小房支的宗族在以下方面更有助于協調宗族的集體行動與利益。

一是協調利益關系,降低組織成本。謝氏族人廣為流傳的說法是“不分則不和”。據《謝氏族譜》記載,“員外郎文申公與夫人朱氏曰‘吾家愿效張公之法,忍可以九世同居’,夫人曰‘嗣孫繁眾,而實難調,宜效黃峭之法,二十一子散居異鄉,俱各崢嶸’,公曰‘誠哉,是言也’”。可見,人口增加必然導致宗族內部相互之間的利益摩擦,因此需要“以分求和”。同時,“不分則不勤”,即不分成員就不會勤勞。在謝氏宗族流傳老話“葬地不如分家”,意為祖上的財富比不上分家的作用,分家往往意味著家戶獨立性的獲取,多勞則多得。

二是明晰利益范圍,提升行動收益。一般而言,“集團越大,增進集團利益的人獲得的集團總收益的份額就越小”[6]40。相反,在相對較小的集團中,其份額相對較大。在宗族中,某一位族人發家致富后,即可單獨裂變出新的房支,從而保障自己的利益只能為自己及自己的后代所享受。如每年掃墓結束之后,族人往往以房支為單位吃“大鍋飯”,而非本房支族人則沒有資格就餐。因而經濟水平較低的林福公一房族人聚餐只能食素,富裕的林廣公一房則宰豬宰羊辦酒席。這種在較小規模的組織內享受的利益事實上也確保了增進宗族利益的成員能夠使財富為自己及其后裔所獨占。

三是提升利益激勵,落實行動責任。從集體行動的動力來看,當行動者付出的成本高于所獲收益時,往往難以達成集體行動。在宗族中,為提升行動者收益,往往將公共資源經營分散至家戶。以山林資源為例,謝氏宗族以“誰開發、誰經營”的方式管理。對于宗族圍屋等房產,同樣以分為主。祖屋內產權主要分為兩種:其一為私有產權,如住房、廁所、外門坪等。盡管其均為祖公建造,但因分家析產而分配至各家各戶。而且由于各戶發展情況不一,因此房內甚至存在相互購買房屋的情況。如族人謝宗純僅繼承房屋1間,但其購買多達7間。其二為共有產權。包括祠堂、巷道、內門坪,因無法分而為公用。如同樣為門坪,外門坪為石灰筑造,能夠曬谷,因此分至每家每戶。而內門坪為石頭鋪,因不平整不能曬谷,供全族族人聊天聚集所用,因此為共有產權。

總的來看,宗族分化為更小規模的組織,其核心在于解決行動者的收益分配難題。通過這種分化為更小單元的方式,使家戶不僅具有行動的自由,且使其認識到自身的成本付出以及所得到的收益始終能夠有效為自己及其后裔所享有,由此激發家戶這一行動者的積極性與活力。

三、“不合不強”:組織規模與利益供給

集團組織的分化將有助于提升組織的行動能力。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宗族組織越分化,越有利于宗族的發展。但是,在實際生活中,宗族組織不僅有著“分”的趨向,同時也有著“合”的動力。宗族在分化為新的房支過程中,卻又始終能夠以一個統一的整體形式呈現,而并非徹底裂變為數個獨立的更小規模的組織。那么,作為一個集團組織,為什么并不如集體行動理論所預示的僅僅是追求小集團的“分”,而是同時也追求較大集團的“合”呢?

對此,華人人類學家許娘光認為,“一旦宗族中某一成員變得富裕起來,他便會以他的祖先根據古典教誨的理想模型進行祖廟重建,擴大系譜,對宗族事務進行一般的改善和強化工作”[12]75。而這種行為模式的基礎則在于“中國的宗族具有某種程度的團結心和實體性,并且是一個對家庭和社區生活有制約、強化和維持作用的十分重要的組織”[12]75。弗里德曼認為,分化“能夠為宗族整體帶來聲望和權力,可為宗族所有的其他成員帶來榮光”[13]166。

從宗族組織的實際運行來看,宗族中的行動者并非如傳統理論所預設的對宗族進行一般的改善和強化,而是以此為基礎形成新的房支。且行動者所帶來的收益往往并不能為全族人所享有,而主要為其自身及其后裔所享有。事實上,宗族組織之所以在“分”的同時能夠保持和維系整體的“合”,在于更大規模的組織能夠給行動者帶來特定的收益,以此使行動者愿意停留在較大規模的宗族集團中。通過對山池村謝氏宗族的個案分析發現,宗族能夠提供房支所不能提供的利益。

其一,競爭利益。“凡是部落以外的,便是不受法律保護的。在沒有明確的和平條約的地方,部落與部落之間便存在著戰爭”[20]。在謝氏宗族遷居山池村之前,村內居住有羅、許、鄺、張、李、薛、華等姓氏宗族。期間,鄺、李、羅、薛等宗族遷居外地。而在1949年,村內仍然有謝、王、黃、楊、葉等7大姓氏宗族。在有限的空間范圍內和資源條件下,不同宗族面臨著長期激烈的競爭。在山池村謝氏宗族內流傳有“用祖公錢打架”的俗語,意為在對外交往過程中,族人的行為后果需要宗族來保障。如族人因打傷其他人需要賠償,族人負擔不起時則由祖公烝嘗出資。同樣,如果族人被打傷,房長會找對方房長,要求對方烝嘗出資。如果祖公沒有烝嘗,就采取“由親及疏”原則,即親房承擔不起由遠房或上一級祖公烝嘗來承擔。由此可見,因共同利益而聯結形成的宗族,是家戶社會競爭中的堅實后盾。

在宗族房支與其他宗族發生沖突過程中,小規模房支組織往往難以有效應對,此時需要借助宗族這一相對較大組織的力量維護自身利益。1931年,雪亭公一房后裔與村內王氏宗族發生沖突。王姓族人向外村王氏族人求助,但外村王氏宗族族長說,“山池村80%的人口為謝氏族人,大家進得了山池也出不了山池”,因此最終沒有前來支援。而謝氏族人也忌憚王氏外村族人的勢力而不敢進一步激化矛盾,最終雙方沖突得以平息。由此可見,在此次沖突過程中,謝氏雪亭公后裔通過謝氏宗族的力量避免了外村宗族介入;同樣,村內王氏宗族盡管人數相對較少,但借助外村同宗族的力量避免了矛盾進一步激化。

其二,安全利益。清朝后期,面對太平天國運動以及土匪的影響,政府難以承擔起對農民的保護職能,而單個個體和單個房支同樣無法組織有效防衛。因此,作為共同體的宗族成為這一防衛功能的主要承擔者。在山池村,謝氏共有太人寨、羅屋寨、高明寨、羅鍋寨四個山寨用于防患太平天國軍。山寨由附近的族人按照“就近原則”共同使用。而族內兆升一房在太平天國軍進村時認為自己圍屋足夠堅固,不愿與其他族人逃往山寨,結果一房人全部被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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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傳統鄉村社會,個體面對專制國家始終處于弱勢地位,需要借助宗族精英或者宗族整體的力量與國家進行互動。“遇到訴訟以及行政稅收等問題的時候,由紳士代表宗族說話,于是農民享受到一種他不可能放棄的保護和好處”[13]166。但單個房支擁有的能夠與官府互動的精英相對較少,明清兩朝族內秀才僅4人,如林福公一房十九代族人中最高功名僅為捐獻而來的“老爹”,為功名中最低一級。因此,單個家戶往往需要借助宗族的資源,而難以憑借單個房支資源與官府進行互動。

其三,秩序利益。“共同的道德規范和行為準則的消失,將會導致以自我為中心的,甚至是自戀的行為方式的出現”[21]。宗族作為由不同家戶組織形成的小社會,同樣面臨秩序的建構問題。而這一秩序的供給主體,往往依賴于宗族而非房支。如在農業生產過程中,為避免禾苗掛谷時被雞鴨偷食,謝氏宗族一般由族長指定族人進行巡視,負責巡視的族人被稱為“甲長”。每逢早晚稻結谷之時,甲長即鳴鑼告誡族人將雞鴨圈起來。族人看到自家水稻有雞鴨偷吃,可以告訴甲長,請甲長去打雞鴨。同時,如果禾苗被人偷割,也可以告訴甲長,由甲長負責追查。而若族人對打死雞鴨有意見或不滿,則由族長出面解決。

一般而言,對于族人的處罰需要得到族長同意方能實施。如謝氏宗族下鎮延桂居一房曾有一位男性族人與房內一位女性發生不正當男女關系,其房內族人想用針將該男性眼睛扎瞎,但是未經族長謝耿然同意不能私自實施。同時,房支之間的沖突也需要族長出面協調。如民國時期,有一年因干旱而用水緊張,下鎮崇興圍和上鎮皇煥公祠兩房族人均認為就近的水井為本房所擁有,并相互限制對方使用,最后在族長謝耿然的調解下才平息。

由此可見,在宗族社會,家戶并非只善“分”而不善“合”。宗族之所以能夠在分化為小規模組織的情況下維系整體的“合”,其重要原因在于較大規模的族能夠提供較小規模房支所不能夠提供的利益。事實上,“分”與“合”并非二元矛盾,在保障對個體有效激勵的同時,也能夠通過公共物品的供給功能有效維系集團組織的較大規模。

四、結論與進一步討論

在集體行動理論看來,較小規模組織往往使行動者獲得的收益份額相對較大,行動成本相對較低,在利益分配過程中更能夠有效激活行動者積極性。但是,集體行動理論更加注重的是已有利益與靜態利益的分配,卻忽視了較大規模集團和較小規模集團本身所能提供產品類型與數量的不同,即組織功能的差異。事實上,大量公共產品往往無法由較小規模集團進行有效提供,此時較大規模組織盡管不一定有高效率但卻能夠有效供給公共產品。

總的來看,集團組織集體行動的開展受制于兩方面的決定因素:一是組織成員獲得的收益激勵;二是組織成員需求的產品類型與數量。一般而言,要使組織成員獲得有效的收益激勵,就需要縮小組織規模,從而使收益激勵更為有效。但是,要滿足組織成員對收益總量的追求以及

提供小規模組織所無法提供的公共產品,則需要擴大組織規模。因為“只有它們有能力為那些社會中的人們完成(或者能更好地完成)某些有用的功能”[6]17。在本文研究的宗族個案中,宗族通過“族—房—戶”的分層治理組織架構,即由族這一較大規模組織提供安全、保護等公共產品,由房這一較小規模組織激活戶的活力,是協調組織效率與產品供給的有效途徑之一。

基于此,我們發現,社會組織的規模受制于兩個影響因素:一是組織成員的利益獲取,二是組織利益的供給。如圖1所示,隨著組織規模的擴大,組織利益供給的數量越多,類型就越豐富。但是,隨著組織規模的擴大,組織成員所能獲得的利益則呈現下降趨勢。在組織發展初期,或者在較小規模組織中,如a至b之間所示區域中,盡管組織成員的利益獲取度高,但是組織能夠供給的利益數量和類型相對有限。而當組織發展成熟,或者在較大規模組織中,如b至c所示區間,盡管組織成員所獲取的利益相對有限,但組織卻能夠提供成員個體所不能提供的利益。因此,組織規模的擴大并不會必然導致組織的分裂。而在較大規模組織中推進分層治理,則是實現利益供給與利益獲取有效協調的重要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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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來看,在以家戶為基本單元的社會中,農民善“分”抑或善“合”,既不是農民性格使然,也不是農村文化使然,而是特定的組織條件所決定的。一方面,家戶是基本經濟單元、社會單元,甚至政治單元,社會的發展需要提升對家戶的激勵,激活家戶的活力,因而往往走向更小規模組織的“分”。另一方面,家戶對安全、保護的需要,使集團組織具有維持較大規模組織的動力。特別是在人類社會早期,受制于生產力發展的局限,個體與家戶獨立性相對有限。“我們越往前追溯歷史,個人就越表現為不獨立,從屬于一個較大的整體”[22]。

家戶制仍然是當前中國社會的本源制度。家戶仍然需要以這種或那種形式進行自我整合,以此提供自身生存、發展所需要的公共產品。也就是說,中國社會中的家戶仍然具有“分”的必要,也有“合”的需要,“分”與“合”并非二元對立,而是有其功能上的互補。

一方面,需要避免統得過死,有“合”而無“分”。家戶制才是中國社會由來已久的本源型傳統,也是當下中國的基本經營制度[23]。因此,中國社會的發展,關鍵在于釋放家戶活力,以分促活。“每個人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24]。在人民公社時期,由于過度追求公社的“合”而忽視適度的“分”,極大地壓制了農民家戶的生產積極性。“它是一個低效益的經濟,無從建立持久不衰的勞動興趣和責任感,從而影響他們的生產積極性”[25]。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堅持公有制為主體。但是,公有制不是不要個體經濟或私營經濟。正于列寧所說,“不僅苦于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而且苦于資本主義生產的不發展”[26]。當前中國社會的發展,需要通過加強對個體產權的保護,強化個體利益,以此激發個體發展動力。

另一方面,也要避免分得過散,有“分”而無“合”。在社會發展過程中,個體并不能獨立于群體而存在。只有將個體集合成“集團組織”,才能借助“群”的力量提供相應的公共產品。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從統得過死走向家戶經營,改變了傳統有“合”無“分”的局面,并創造了舉世矚目的中國奇跡。但是,家戶在市場經濟中始終猶如一葉小舟,難以應對復雜的市場風險、社會風險等,甚至“只要涌來一陣細浪,就會陷入滅頂之災”[27]。也正因如此,近年來,大量農村地區重新走合作化的道路,如專業合作社、土地股份合作的興起等,以此通過“合”來提升家戶整體實力。

參考文獻:

[1]柏拉圖.柏拉圖全集:3卷[M].王曉朝,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496.

[2]亞里士多德.政治學[M].高書文,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293.

[3]盧梭.社會契約論[M].李平漚,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52.

[4]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M].許明龍,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146-147.

[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6]曼瑟奧爾森.集體行動的邏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7]曹錦清.黃河邊的中國[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

[8]徐勇.如何認識當今的農民、農民合作與農民組織[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7(1):1-3.

[9]徐勇.中國家戶制傳統與農村發展道路———以俄國、印度的村社傳統為參照[J].中國社會科學,2013(8):102-123.

[10]孫中山.三民主義[M].北京:中國長安出版社,2011:5.

[11]金耀基.從傳統到現代[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30.

[12]徐娘光.宗族·種姓·俱樂部[M].薛剛,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90:63-75.

[13]莫里斯弗里德曼.中國東南的宗族組織[M].劉曉春,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14]林耀華.義序的宗族研究[M].北京:三聯書店,2000:73.

[15]費孝通.鄉土中國、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21.

[16]胡平江.大族崛起:以分促合的治理———粵北山池村調查[M]//徐勇,鄧大才.中國農村調查(總第2卷·村莊類第1卷·華南區域第1卷).北京:社會科學文化出版社,2017.

[17]唐鳴,江省身.農村集體產權治理:特征、困局與突破[J].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4):52-57.

[18]陳其南.房與傳統中國家族制度[J].漢學研究,1985(1):127-184.

[19]科大衛.皇帝和祖宗·華南的國家與宗族[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218.

[20]馬克思恩格斯選集: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10.

[21]保羅霍普.個人主義時代之共同體重建[M].沈毅,譯.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3:31.

[2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

[23]徐勇.中國家戶制傳統與農村發展道路———以俄國、印度的村社傳統為參照[J].中國社會科學,2013(8):102-123.

[24]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下卷[M].北京:商務印書館,1974:27.

[25]杜潤生自述:中國農村體制變革重大決策紀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98.

[26]列寧全集: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552.

[27]托尼RH.中國的土地與勞動力[M]//斯科特.農民的道義經濟:東南亞的反叛和生存.南京:譯林出版社,2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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