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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性視角下傳統村寨社會公共權力形態及其運作——以云南省景洪市基諾族鄉巴亞寨為例

信息來源: 《中國農村研究》2018年·上,第37-48頁  責任編輯:網絡部作者:董帥兵  發布時間:2019-04-26

【摘要】:從傳統國家建構的角度分析國家權力向村寨社會嵌入的過程,認為傳統國家對村寨社會的建構表現為國家行政權和司法權對村社社會的嵌入式整合。國家行政權對村寨社會的整合以政權組織建設為核心,以委任村寨內部氏族長老為行政代理人為表現形式,以稅收和勞役為主要內容,依靠國家的強制力量迅速建構起國家對村寨統治的行政體系。國家司法權對村寨社會的整合以治理規則建設為核心,但國家司法權力與根源于村寨社會的治理慣習產生碰撞,表現為國家司法權不同程度地嵌入村寨社會。本文的主要貢獻在于提出了傳統國家建構中國家行政權和國家司法權對村寨社會嵌入的不同步性,以及由此引起的村寨治理方式的多樣性。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背景中,應該注意到國家行政權和國家司法權整合的非均衡性,從而加強國家的鄉村社會的制度性整合。

【關鍵詞】:嵌入性;行政權;司法權;國家建構

20世紀90年代以來,公共權力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中扮演的角色愈益重要。公共權力可以分為“社會自治性的公共權力”和“國家公共權力”兩種,“前者是基于社會合作的需要,后者是因社會沖突難以調和而產生;前者‘站在社會之中’,后者居于社會之上;前者依據的是共同同意,后者依據的是強制,并有相應的強制機關”[2]。在傳統的村寨社會,公共權力表現為以國家權力為主導,同時包含村寨社會自治權力的體系。孟德斯鳩在研究國家權力的時候,提出了立法權、司法權與行政權三權分立與制衡的學說[3]。在國家建構的過程中,國家壟斷立法權,國家通過行政權和司法權嵌入社會完成對社會的整合。本文試圖就傳統國家對村寨社會建構過程中的行政權和司法權及其運作進行分析。

一、問題提出


在國家建構的過程中,必然伴隨著國家公共權力對社會的嵌入和整合。不論是傳統國家還是現代國家,對社會的建構主要表現為國家行政權和司法權對社會的整合。從國家建構的視角分析,學術界關于國家整合鄉村社會的觀點主要包括三種。一是國家行政權和司法權懸浮于鄉村社會之上,鄉村社會形成自我治理。秦暉曾經提出“國權不下縣,縣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倫理,倫理造鄉紳”[4]的著名論斷。費孝通進一步稱之為“雙軌政治”,并從權力主體的互動關系對鄉村社會的權力關系和治理類型進行論述,“在它的權力結構中,雖則有著不民主的橫暴權力,也有著民主的同意權力,但是在這兩者之外還有教化權力……我一時想不出比長老統治更好的說法了”[5]。二是國家行政權支配鄉村社會,司法權懸浮于鄉村社會之上。張新光對秦漢至明清的鄉村社會進行考察,認為中國歷代的“編戶齊民”一直將鄉村社會納入國家政權體系的控制之中,縣以下還有“鄉官系統”和“什伍編制”的保甲系統,中央專制集權統治以“縣政”為依托,將其政治影響延伸至鄉村社會的每一個角落。李懷印通過對華北地方行政治理糾紛的考察,對鄉村自主和國家支配兩種觀點進行了評價,并提出“實體型互動治理”的觀點,認為近代時期華北的鄉村社會“是指這樣一個領域,在這里國家和社群共同參與,官方職能與地方制度安排交織在一起……國家和鄉村社會雙方的利益在實體治理方面出現一定程度的耦合”[6],鄉村社會的代理人在國家和鄉村之間發揮橋梁作用。杜贊奇通過對中華民國時期國家在華北鄉村的政權建設的研究,

提出“權力的文化網絡”這一概念,認為“這一模式可以使我們在同一框架中理解晚清社會中帝國政權、紳士以及其他社會階層的相互關系,并以將這種對文化及合法性的分析置于權力賴以生存的組織為基礎”[7],國家政權進入鄉村社會的過程中產生內卷化并形成權力真空,其治理主要通過經紀人實現。三是現代國家建構的過程中,國家行政權和司法權同時下鄉,國家從政權組織和法律制度等方面整合鄉村社會。徐勇教授從現代國家建構的角度分析,認為現代國家建構中存在民族—國家和民主—國家雙重化建構的非均衡性[8]。“國家運用行政體系,將國家意志輸入鄉土社會,將分散和分割的鄉土社會整合為一體”[9],“現代國家的建構是一個政治權力自下而上集中和自上而下滲透的雙向過程”[10],“伴隨現代國家建構中的‘政權下鄉’是‘法律下鄉’……在現代國家建構和鄉土社會變遷的雙向過程中,鄉土社會呈現出雙重法律制度整合的狀況,并需要加以制度性整合”[11]。已有的研究認識到了國家建構中國家權力對鄉村社會的嵌入,也認識到了國家行政權與司法權對鄉村社會的整合存在非均衡性。但是國家行政權和國家司法權向鄉土社會的滲透并非同步完成,國家行政權的整合依靠國家強制力量迅速完成,而在不同的條件下,國家司法權對鄉村社會的滲透程度不同,并與鄉土社會內生的治理規則產生碰撞。

在云南省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基諾鄉巴亞老寨進行調研時發現,1954年之前傣族土司依托行政權對村寨進行整合,已經在基諾山地區建立起一套完善的行政體系,但是在司法權整合村寨的過程中,國家司法權與村寨內生的治理習慣產生碰撞,由此在村寨處理不同違規事件的過程中,形成了“哈、錯、木勒、糟、嘎”等不同層次的處理方式,而人命案件則由代表國家權力的土司親自處理。那么,從國家建構的角度分析,國家行政權和司法權在嵌入村寨社會的過程中如何與村寨社會內生的權力產生互動,行政權和司法權嵌入的不同步性如何體現,國家司法權何時進入村寨,如何進入村寨,國家司法權不同程度地介入又使村寨治理呈現出何種狀態呢?

本文認為,國家行政權對村寨社會的整合依托國家強制力迅速完成,但是國家司法權在對村寨社會整合的過程中與內生于村寨社會的治理習慣產生碰撞,由此形成國家司法權不同程度地嵌入村寨,正是國家司法權不同程度的嵌入,才使得村寨社會呈現出不同的治理狀態,即村寨自治、村寨半自治和國家治理。

二、行政權:嵌入村寨的基本形態

土司代表的國家行政權以村社頭人為載體,在基諾山地區宣示傣族土司的統治權、征收貢賦、派遣勞役。通過對基諾山的行政組織體系進行建構,任命基諾族村社頭人,國家行政權迅速進入村寨。傣族土司在基諾山建構的行政組織頭人體系包括分別統治基諾山的前半山和后半山的兩個金傘大帕雅和每個村寨內部的帕雅、鲊、先等層級的頭人。國家行政權由此迅速進入了村寨。

(一)行政權嵌入村寨與“土流并治”局面的形成

傳統時期,國家政權鞭長莫及,為了加強對邊疆地區的統治,從元朝開始中央政權在邊疆地區推行土司制度。明清時期中央政權實施改土歸流政策,在云南的邊疆地區形成了土流并治的局面,土官和流官成為國家政權在邊疆地區的代表。傣族土司統治基諾山之前,基諾族尚處于原始社會末期的氏族公社時期。因此,對于基諾族村社來講,“國家并不是從來就有的,曾經有過不需要國家、而且根本不知國家和國家權力為何物的社會”[12]。雍正七年,清王朝在基諾山地區設立攸樂同知,通過流官的形式對基諾山地區進行統治。但是雍正十三年(1736年),因為“煙瘴甚盛”,駐軍和行政官吏死亡頗多,無法堅持,不得不裁撤攸樂同知。之后至乾隆四十五年(1781年),中央王朝通過任命基諾族村社長老擔任攸樂土目的方式對基諾山進行統治。之后至民主改革前,清政府任命的傣族車里宣慰司一直對基諾山進行統治。“為了確保國家意志的表達或執行,必須建立、維持并發展一個錯綜復雜的政府組織”[13],根據清朝道光《云南通志》記載和專家學者的考證,“傣族土司不僅在基諾山認命了‘叭竜’級大頭目,還任命了‘叭’‘鲊’‘先’諸級基層小頭目,至少在18世紀時,傣族土司就按照傣族村社的政權形式在基諾族中任命了統治者”[14]。

(二)基諾山地區的行政頭人體系及其與村寨長老的互動


傣族土司任命的基諾族頭人分為“叭竜”(又稱“帕雅”)、“叭”“鲊”“先”四個等級。其中“帕雅”共有兩個,分別統治基諾山的前半山和后半山的所有村社,是超出村社而凌駕于全部基諾族村寨之上的頭人。兩個“帕雅”分別在司土寨和巴坡寨,他們所在的寨子是基諾族兩大胞族的祖先寨,因此“帕雅”是集血緣和地緣于一身的頭人,這更有利于傣族土司對基諾山各個村社的統治。傣族土司任命“帕雅”的時候,會賜予權力的象征物品:大金傘和铓鑼,因此基諾山的兩個“帕雅”又被稱為“金傘大帕雅”。“叭”“鲊”“先”是村社內部的頭人,等級依次降低。傣族土司根據基諾族村社的人口數量而設置不同數量的頭人。例如巴亞寨有120戶860人,就設置了“叭、鲊、先”三個頭人。人口10戶以下的較小的寨子,例如回魯寨就只有一個“鲊”。

權力根本上體現出人的關系,并以一定的人為載體發揮影響力,因此權力關系可以通過權力主體的關系體現出來。國家公共權力嵌入村社之后,與村社原有的權力產生互動,體現為以頭人為載體的國家公共權力和以長老為載體的村社內生權力之間的互動關系。權力的互動首先體現在頭人從長老之外的村社成員中產生。傣族土司在統治基諾山時期依據傣族村社的組織結構對基諾族的村社進行了一定的組織建構,其典型的表現就是基諾族村社內的卓巴、卓生兩位長老分別被稱為寨父和寨母。按照慣例,傣族土司不任命卓巴、卓生做頭人,卓巴、卓生也不能主動擔任頭人。卓巴、卓生是基諾族村寨中地位最高的長老,他們是村社的象征,如果卓巴、卓生做了傣族土司任命的頭人,一方面就相當于基諾族的寨子變成了傣族的寨子,這是基諾族人不能接受的;另一方面如果卓巴、卓生擔任頭人,以長老的權威行使傣族土司的權力,基諾族人又不得不接受,如果頭人為所欲為,就會造成對基諾族村社造成嚴重的破壞。“叭、鲊、先”等頭人是傣族土司在基諾山區的代理人,長老則是村社自然權威的載體。頭人一般由基諾族村社里會說傣語、辦事能力強的人擔任,但是必須經過村社長老的推舉和村社全體家長會議的同意之后才能被傣族土司任命。

長老通過祭祀表達對頭人統治的反抗。傣族土司不僅對基諾族每個村社內部的權力進行建構,而且利用基諾族的氏族血緣關系對整個基諾山的權力結構進行建構,其典型表現就是在基諾山的前半山和后半山任命兩個大頭人——“帕雅”。“帕雅”具有血緣和地緣的雙重身份,一方面是超出村社之上的權力代表;另一方面來自基諾族村寨的祖先寨子。每年“帕雅”會對各自統領的基諾山村寨進行巡視和收取貢賦,屆時敲著铓鑼、撐著大金傘,宣示著傣族土司對基諾山的統治。按照基諾族的血緣氏族關系,基諾族其他寨子都由這兩個寨子繁衍而來。同時,“帕雅”以父寨母寨的身份巡行各個子女寨,征收門戶銀和貢納,每到一個村寨,這個村寨的卓巴、卓生就要出面殺豬殺雞款待,“叭、鲊、先”等村社內部的頭人就要將收齊的門戶費、供品等交給“帕雅”。這兩個金傘大“帕雅”有奸淫所到村社婦女的特權,所以為了防止被奸淫,每個婦女往往要交納一個銀幣甚至躲到深山過夜。基諾族人對于這兩個擔任大“帕雅”的同族人深惡痛絕,但是又沒有辦法。等到他們走后,村寨內的卓巴、卓生等長老湊齊銀幣合買一頭豬,由卓巴、卓生進行殺豬祭祀,然后把殺豬的污水向兩個金傘大“帕雅”離開的方向潑去,意思是將他們的污穢趕走。基諾族就是通過這種祭祀的方式表達對傣族土司統治權和兩個金傘大“帕雅”的反抗。

(三)稅收與勞役:國家行政權在村寨內的運行

國家產生之后,為了維持國家的公共權力,“就需要公民繳納費用——捐稅。捐稅是以前的氏族社會完全沒有的……官吏既然掌握著公共權力和征稅權,他們就作為社會機關而駕社會之上”[15]。稅收和勞役是隨著傣族政權權力嵌入村社時產生的,村社的“帕雅、叭、鲊、先”等頭人的主要職責就是為傣族土司收取貢賦、派送勞役。在傣族土司統治基諾山時期,每年的貢賦和勞役數量都較少。例如巴亞寨每年交給傣王10斤棉花、1斤干毛茶的貢賦,勞役為每年派送5人、為期3—5天,主要為傣王府砍柴、挑水、建房子等,門戶費為每戶每年5錢。除了門戶銀之外的貢賦和勞役都由基諾族村社整體負擔。為了分配各戶的負擔,頭人就要組織長老和村社家長召開會議。傣族土司為了便于統治,在基諾族村社中沿襲著“達來”和“曼則”兩種會議,以行使各級頭人的權力。“達來”是“叭、鲊、先”等頭人和卓巴、卓生等村社長老共同參加的會議,共同討論和處理村寨內的行政事務,矛盾糾紛和賦稅負擔等。“曼則”是由村寨“叭、鲊、先”等頭人召集各個家庭的家長“卓勒”參加的會議,長老也要以家長的身份參與這個會議,主要討論和處理村社之間的糾紛和各個個體家庭分配負擔等事宜,頭人的人選推舉也要經過這一會議的討論和共同表決。

三、司法權:不同程度地嵌入村寨

“國家作為一種將社會沖突限制在一定秩序范圍內或使社會得以合作共處的政治共同體,通常要使用法律規范人的行為,對社會成員進行法律整合,形成一體化的國家權威和法律秩序”[16],在國家對村寨的制度性整合中,法律整合是核心要素,其途徑是國家司法權嵌入村社。傳統村寨社會中,國家司法權主要通過對村寨內部違規事件的處罰維護村寨秩序,彰顯國家司法權。但是,國家司法權并非時時刻刻介入村寨內部,而是允許村寨傳統慣習的存在,由此形成了國家司法權在不同條件下不同程度介入村寨的特征。

(一)國家司法權未介入村寨時習慣法的自治

基諾族村寨在進入國家狀態之前,已經形成了一套維持其村社內部秩序的習慣法,由村社長老解釋和執行。國家司法權充分利用了村寨內部的習慣法,一方面維持村社的秩序,另一方面減輕了國家司法權的壓力。國家司法權進入村社之后,依據傣族的法律對基諾族村寨的習慣法進行一定程度的建構,將村寨內部違規行為的懲罰分為六個等級。其中,前三個等級是較為輕微的違規案件,交給村社內部的青年組織執行懲罰。青年組織是基諾族村社內部的“小伙子們組成的團體”,是基諾族成年男性實現社會化的組織平臺。例如,巴亞寨每一個年齡達到13歲的男孩在經過寨子舉辦的成年禮之后才能以成年人的身份加入青年組織,參加村社的公共活動,具有結婚、擔任長老、頭人的資格。青年組織原有一位首領,被稱為“繞考阿朔”,意思是“伙子團大哥”,由組織內部選舉能說會道、辦事能力強的人擔任,任期一年。國家權力進入村社之后,頭人又在青年組織中任命另外兩個首領。這兩個首領分別在20—30歲和30—40歲的未婚青年中任命,任期不定。這樣,頭人就能更好地發揮對青年組織的指導、協助和監督作用。青年組織執行一定的懲罰權,在執行習慣法的過程中受村社頭人的領導。青年組織對村寨違規案件的處理包括“哈”“錯”“木勒”三種等級。“哈”是口頭教育,由青年組織對罵人、亂摘果子等輕微犯錯的人進行口頭教育。“錯”是輕微的罰款,由青年組織對說長老壞話、破壞寨子建筑等行為進行懲罰,懲罰物品包括草煙、檳榔、2—3碗酒。“木勒”是更重一些的懲罰,懲罰物品為3個半開和15碗酒。“木勒”的懲罰對象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犯錯的人在接受“哈”“錯”懲罰的時候,態度不好;二是破壞邊界、打架等更為惡劣的行為。懲罰所得的草煙、檳榔、酒等物品由青年組織享用,錢幣則由青年組織首領交給村寨頭人。

(二)國家司法權部分介入村寨時的半自治

代表國家司法權的村社頭人負責處理的違規行為主要是達到“3個半開和15碗酒”的懲罰程度以上的事件,在這個懲罰程度以下的違規行為是由村寨內部的青年組織代替頭人進行處理。頭人的懲罰方式為“糟”和“嘎”兩種,針對的是性質特別惡劣的違規事件。“糟”主要是對男女婚外情的處理。如圖1所示,如果A的老婆B和其他男子C發生了婚外情,A找到了確鑿的證據,就可以告訴頭人,頭人查證之后,帶著A和寨里的其他人到C家中進行“燒火”。“燒火”就是全寨的人集中在C家吃飯,將C家中所有的牲畜和家禽全殺吃,C家的房子和周圍的竹笆會被拆掉,只留下房子的底柱,最后的結果是“C家破人不亡”。處于村社共同監督之下的婚外情是非常容易被發現的,即使A不想使自己及其妻子的尊嚴遭受損失,只要被發現就只能接受村社的懲罰。“嘎”是最為嚴厲的處理方式,頭人帶領村社成員將違規者的房屋拆除并將其攆出寨子,主要針對放火、殺人等危害寨子公共安全的行為。如果長老出面阻止更重的懲罰,頭人一般不會再將違規者攆出寨子。如果村社內發生殺人案件,則必須由頭人匯報給傣族土司,由土司親自判決。傳統時期,基諾族村社內的違規案件比較少,但是“叭、鲊、先”往往利用特權,任意曲解習慣法,隨意罰款,隨著頭人權力的增強,長老對頭人的制約和監督作用逐漸減弱。在“糟”和“嘎”的懲罰過程中,呈現出了國家司法權與村社內部權力共同治理村社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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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家司法權完全介入村寨時的國家治理

經過國家司法權建構的村寨法律體系中,形成了懲罰違規行為的6個層級。其中,殺人案件是最為嚴重的違規行為,也是司法權處罰最為嚴重的違規行為。當村寨內發生殺人案件的時候,村寨頭人必須及時上報傣族土司,由土司親自依據法律判決。如果抓到了殺人兇手,就將其趕出村寨,如果沒有抓到殺人兇手,就由死者死亡時所在的村寨負責埋葬。在這個過程中,傣族土司代表著國家的司法權,是唯一擁有合法使用國家司法權的人。由此,土司對村寨殺人案件的司法裁決就實現了國家司法權對村寨的完全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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