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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政治焦慮與輿論傳播失序及其矯治

信息來源: 《行政論壇》2018年第5期  責任編輯:謝 晉作者:張愛軍 秦小琪  發布時間:2019-05-30

【摘 要】網絡政治焦慮是伴隨社會輿論而產生的恐慌、質疑和不安情緒。產生網絡政治焦慮的原因有經濟因素、政治因素、文化因素和社會因素。網絡公共輿論空間既是培養網民理性心態的重要場所,又是網絡政治焦慮產生的平臺。個別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公共權力濫用是網絡政治焦慮產生的外在因素,政治價值相互激蕩是網絡政治焦慮產生的直接動因,“沉默的螺旋”是網絡政治焦慮產生的內在因素。網絡政治焦慮通常以非理性化、群體化、放大化的方式表現出來,由此而產生的社會輿論也具有同樣特性。網絡政治焦慮易于形成群體性事件、降低政府公信力、引發“道德憤怒”等社會輿論。維護憲法權威和尊嚴、凈化網絡道德空間、提高網絡技術治理水平、強化網民政治參與、順暢網絡政治流通等是化解網絡政治焦慮引發社會輿論的基本途徑。

【關鍵詞】網絡治理;政治焦慮;社會輿論;傳播


從心理學的意義上講,焦慮主要是由于對潛在的危險缺乏應對手段而表現出來的恐慌和緊張狀態。政治焦慮是社會焦慮的組成部分,具有特定的內涵和指向,即:“政治焦慮,特指屬人世界里政治利益面臨威脅時,特定政治群體對政治價值認同感疏離所產生的持續性緊張。”[1]處于政治鏈條的所有人都會產生政治焦慮感,但因對政治訴求不同而呈現分層狀態的政治焦慮。例如,政治精英和政治階層的政治焦慮主要體現為公權力對網絡輿論治理失控、失范、失序的焦慮;非政治精英和非政治階層主要是對現有利益如財產與安全能否保障而產生政治焦慮,進而失去理性判斷,由此選擇符合個人偏好的謠言并進行非理性傳播。

當網絡成為社會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時,現實的政治焦慮極易在網絡上以非理性化、群體化、放大化的方式表現出來。在“后真相”時代,政治焦慮彌散于網絡空間,并延伸到現實生活領域。政治焦慮需要借助網絡空間化解。解決網絡政治焦慮是解決現實政治焦慮的重要突破點,是平衡社會輿論的基本支點。

一、網絡政治焦慮的產生

網絡公共輿論空間既是培養網民理性心態的重要場所,也是網絡政治焦慮產生的平臺。個別國家公務人員公共權力濫用是產生政治焦慮的外在因素,政治價值相互激蕩是網絡政治焦慮產生的直接動因,而為避免持單獨態度和信念而產生的“沉默的螺旋”是網絡政治焦慮產生的內在因素。網絡政治焦慮引發社會輿論并伴隨其內容及傳播而發生或增或減的變化。良性的社會輿論會化解政治焦慮,惡性的社會輿論會增加政治焦慮。

(一)網絡公共輿論空間是網絡政治焦慮產生的平臺

網絡空間作為公共領域在為網民提供表達言論場所的同時,也使得政治焦慮匯集、繁衍、傳播和擴散。這主要表現網民在交流過程中政治價值感的迷失或多元政治價值的無從選擇。在網絡空間各種思潮的相互交疊、各種意識形態及其價值的相互碰撞和滌蕩、各種社會輿論層出不窮,使得網民的迷失感在輿論的作用下發酵為政治焦慮。例如,在具有廣場功能的微博空間和具有會客廳功能的微信朋友圈政治焦慮一經傳播,就會擴散生成更大規模的政治焦慮。一方面,網絡輿論空間可以讓政治焦慮得以釋放,緩解網民緊張恐懼情緒;另一方面,經過發酵的政治焦慮也會變質和異化,形成群體極化現象,加重政治焦慮。當政治焦慮在網絡空間不能以外在的溫和方式得到發泄和訴諸實踐時,就會轉化為隱藏式、潛在式的“暴力”尋租手段,破壞政治價值共同體,影響網絡社會與現實社會和諧,并使政治焦慮感不斷增大。

(二)個別國家公務人員行使公共權力濫用是網絡政治焦慮產生的外在因素

在網絡治理的過程中,個別國家公務人員行使公共權力,甚至超越憲法和法律的限制、破壞公共規則、違背公共善治價值等,就會引發網民政治焦慮的產生與擴散。個別國家公務人員行使公共權力對政治穩定、政治政策、政治價值和政治治理等進行截留和曲解,由地方性公共權力變成地方個別國家公務人員的私權或者地區性私權,公共權力的私用、濫用,必然侵害網絡公民權益、影響網絡公民安全,甚至破壞網絡的政治生態環境,而網民在合法權益受到侵蝕時就極易形成政治焦慮。

在“后真相”時代,政治文明觀念通過個人情感與信念對政治環境進行解構、重組、傳播,如果政治環境和政治價值出現不穩定狀態,“壞的主觀性”就會盛行。在解構、重組、傳播中摻雜個人情感的政治信念更易于形成政治焦慮,甚至會擴大成觀念泡沫和“道德憤怒”。沒有良好的網絡政治生態環境,網絡就容易成為語言暴力、宣泄仇恨的非理性場所,成為網絡意識形態極端化和互相攻擊的平臺。網絡政治環境,不但包括現實的政治制度保障、法治約束,而且包括政治穩定、政策穩定、政治價值穩定、政治治理穩定。如果政治生態遭到破壞,就會加劇網民的政治焦慮。

(三)政治價值相互激蕩是網絡政治焦慮產生的直接動因

政治價值相互激蕩主要是由于不同的政治價值互相搶占網絡政治價值空間而形成的緊張狀態。政治價值相互激蕩在外力引發下極易轉變成政治焦慮。政治價值相互激蕩,一方面,表現為主流核心價值觀與非主流核心價值觀之間的緊張狀態。這在網絡上表現為主流政治價值觀對網民的非主流政治價值觀的引導力、影響力和控制力與網民的非主流政治價值觀對主流政治價值觀的背離或者疏離;另一方面,表現在非主流意識形態之間的政治價值相互激蕩而產生政治價值焦慮。各種非主流政治價值搶占網絡空間時就表現出網民“站隊”問題,從而引發網民政治焦慮。以微信為例,一個微信群往往是由具有相同價值觀的人組成的共同體,不同的價值觀會形成不同的微信群,如果價值觀不同的人在同一個微信群里,易于演化為“口水戰”,造成微信群的緊張感和焦慮感。其結果就是,價值觀不同的人被移出群,進入價值觀相同的群里,但這只能化解微信群內部的焦慮感,卻沒有化解不同微信群的焦慮感。如果微信群成員有微博,他們會在微博里持續地進行“口水戰”甚至進行人肉搜索,以便精準地打擊與微信群價值觀不合的人。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即“三觀”不和而掀起的價值矛盾、沖突、對立增加了政治焦慮感。

(四)“沉默的螺旋”是網絡政治焦慮產生的內在因素

人天生既是一種政治動物,也是一種驅利避害的動物,當遇到傷害時,人們會選擇有利于自己的“盔甲”,而“政治盔甲”“是政治張力的需求與社會的供給之間矛盾關系的產物,是政治群體在政治實踐中所共同具有和必須遵守的政治無意識”[1]。政治無意識狀態有利于網民決定選擇哪種“政治盔甲”更具有保護性。這一方面表現為“沉默的螺旋”效應,即每個網民如果和大眾的政治判斷與認同不一樣,害怕被孤立或者害怕因為自己發出不同的聲音被報復或遭受攻擊時便選擇不發聲,“沉默的螺旋”效應的后果之一就是形成社會和政治焦慮;另一方面,表現為大眾盲目從眾心理,追隨意見領袖和網絡大V,在這一過程中逐漸失去自己的理智,當恢復理性時,又會因為自身言行不一而產生自悔的矛盾心理。網民作為政治個體需要在“政治盔甲”的強制性和無意識狀態中做出選擇時,產生政治焦慮在所難免。

網民政治期望大于政治獲得而產生政治落差時易于形成政治焦慮。政治認同是政治焦慮的對立面,網民只有具備政治認同,才能避免政治焦慮的產生。政治焦慮與政治期望呈正相關。政治期望越大,政治焦慮就越高;政治期望越小,政治焦慮就越低。政治期望過高或過低都會使政治焦慮處于不穩定狀態,容易產生社會不安定因素。

二、網絡政治焦慮的基本特性

政治情感是政治主體對政治客體的內心體驗和感受。政治焦慮是政治情感的一種表現形式。政治情感是政治焦慮的外在表現和情感的流露。政治焦慮在網絡上通常以非理性化、群體化、放大化的方式表現出來。

(一)網絡政治焦慮非理性化

網絡政治焦慮非理性化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網絡政治焦慮使網民產生“信息懶漢”。當網民面對網絡海量信息時,政治焦慮使人失去信息判斷和選擇的耐心,網民往往只會選擇接收那些符合自己偏好的信息,對不符合自己個人偏好的信息,或視而不見,或自我屏蔽和剔除,使得符合自己偏好的信息進行疊加累積,從而陷入信息孤島,使價值判斷力簡化為極端性教條,對其他不同于自己價值的個人或群體進行非理性攻擊。

2.網絡政治焦慮使網民處于“非信”狀態。政治焦慮會產生負面情緒、弱勢心態和信任危機,這些因素導致網民輕信謠言。“謠言是對失衡或社會不安狀況的一種反應”[2]。政治焦慮狀態下的網民對社會狀況呈現消極的情緒和負面心態,為謠言產生提供溫床,弱勢心態在網絡空間不斷蔓延。這不僅體現為弱勢群體的弱勢心態,還體現為處于憂患、焦慮、對現實充滿不確定的人們的弱勢心態。弱勢心態的網民心中充滿不公與憤怒,在網絡上便以無限放大的態勢呈現,心理的失衡會在網絡上以抱怨、發牢騷、表達抗議等非理性的行為表現出來。信任危機主要體現在網民對公權力的信任危機和網民權利沒有得到合法保護的失信危機。信任危機“彌散在整個社會的各個方面,不僅存在于不同人群、階層和行業之間,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于每個社會細胞內部”[3],許多網絡事件都是因為公民對公權力失去信任,而陷入“塔西佗陷阱”。“在任何一個地區,當人們希望了解某事卻得不到官方答復時,謠言便會甚囂塵上”[4]9。對應該公布的信息不給予公布,或者公布滯后,都會讓謠言四起,產生信任危機,進而引發網民非理性思考和行為。“當公眾對一切都無法相信的時候,那么他們就會相信一切”[4]84,在“相信一切”的時候,網民就已經喪失了理性。

3.網絡政治焦慮使網民對理性的聲音失去耐心。在“后真相”時代,網絡政治焦慮讓網民越發憑借自己的情感和信念去評判事情,對事實真相視若罔聞,淹沒理性的聲音。即便網民意識到理性聲音的正確性,他們也不愿意去相信事實真相,認為理性的聲音不但解決不了問題只會成為羈絆他們訴求實現的腳步。正如桑斯坦所言:“人們是否會相信一則謠言,取決于他們在聽到謠言之前已有的想法。”[5]在對理性的聲音失去信心時,人們會出現盲目從眾的現象。在社會輿論以瀑布式的形式被無限放大的時候,人們易于被社會輿論裹挾,在意見領袖和網絡大V的引領下失去理性,加劇政治焦慮感。

(二)網絡政治焦慮群體化

1.網絡政治焦慮群體化易于形成“小圈子文化”。具有相同政治焦慮的網民匯聚在一起,在微博上互相關注和轉發,在微信中建立微信群互相分享經驗和感受,在論壇中互相談論和留言。不同政治焦慮的網民加入不同的網絡群,形成各具特色的小圈子群體,形成“小圈子文化”。當情緒在群體中得到舒解和釋放時能夠化解政治焦慮,但也會出現另外一種情況;當發泄情緒受阻,則容易形成更大的政治焦慮,甚至轉化為群體性事件,以破壞財物,甚至以侵害他人的方式宣泄自己內心積怨和憤恨。

2.網絡政治焦慮易于形成烏合之眾。由于政治焦慮而導致網民的心智低下,受他人蠱惑和影響的程度加深,極端者完全放棄自己的獨立思考,斯德哥爾摩綜合征凸顯。具有同樣政治焦慮的人形成一個政治焦慮的群體,這些“群體只知道簡單而極端的事情;提供給他們的各種意見、想法和信念,他們或者全盤接受,或者一概拒絕,將其視為絕對真理或絕對謬論”[6]36。當他們匯聚到一起時,焦慮、恐慌和害怕便也朝著一個方向匯集,沒有自己獨立的思考和作為個體人的個性,勒龐甚至認為,“群體中累加在一起的只有愚蠢而不是天生的智慧”[6]16。他們已經陷入政治無意識狀態,“他不再是他自己,他變成了一個不再受自己意志支配的玩偶”,“一切感情和思想都受著催促師的左右”[6]17。在群體中,政治焦慮的人們具有免責的心理,把自己無理性的行為帶來的后果都歸結于群體,也為這些烏合之眾非理性行為、逃避責任找到開脫的借口。

需要指出的是,政治焦慮既容易讓人形成群體化,也容易造成個人原子化。政治焦慮使人際關系疏離。網絡使人們從現實中被束縛的群體中解放出來,為政治焦慮的發泄找到新的突破口,網絡占據人們大部分時間,人們局限在自己的個人空間,人際關系開始疏離,個人主義盛行。當網民直接表達利益訴求、維護個人權益時,往往以原子化的個人去面對政府和社會。失去中間傳播渠道,導致弱勢群體的利益訴求無法上達,而政府的惠民政策也失去了下傳的通道。政治焦慮引發的社會原子化結果會導致網民道德整體水平的下降。

(三)網絡政治焦慮放大化

1.網絡政治焦慮自我保護的放大化。弗洛伊德說,“一個人通過焦慮從驚悸中保護自己”[7]。一方面,出于讓自己免于危險,出于安全狀態的自身保護心理,網民的恐慌心理使其政治焦慮被放大;另一方面,信息模糊、個人判斷力低等客觀情況的存在也會讓政治焦慮不斷擴張。隨著“焦慮帖”的不斷轉發和傳播,焦慮會以N次方的倍數無限放大。當然,焦慮有真焦慮、偽焦慮之分。真焦慮與偽焦慮混雜在一起,且容易互相轉換,使社會政治焦慮疊加擴散。

2.網絡政治焦慮表達方式的放大化。網民通常通過發表言論表達政治焦慮,但發表溫和的言論似乎不能完全表達網民的政治憤怒和情感,而發表激烈的言論容易逾越法律界限。因此一些網民采用具有夸張性的政治幽默、政治段子、政治表情包等發泄政治焦慮,這種方式既能生動形象地表達政治焦慮,又不具有強烈的政治攻擊性,具有隱蔽性,是一種“政治焦慮肥大癥”。“政治焦慮肥大癥”形成政治泡沫并呈現“外溢”現象,波及經濟、文化、生態等其他領域,其實質是政治焦慮的極端化和畸形化。

政治焦慮的非理性化、群體化和擴大化在網絡上以更立體、更明顯、更夸張的形式展現出來,政治焦慮發泄得恰當可以將其隱患消滅在萌芽中,政治焦慮沒有很好地排解,將對公權力造成嚴峻挑戰,并引發政府官員的政治焦慮。

三、網絡政治焦慮轉化為社會輿論的基本類型

網民有通過網絡化解其政治焦慮的期望,將現實生活中的政治焦慮生發為社會輿論轉發到網上,如果政府應對不及時或者沒有及時化解個體的政治焦慮,網民則會聚集一起形成“群思”性政治焦慮,擴散后就會形成群體性事件的輿論、降低政府公信力的輿論和引發“道德憤怒”的輿論。

(一)政治焦慮轉化為群體性事件的輿論

公民權利是建立在理性與道德基礎上的,缺乏理性與道德的公民權利容易引發群體性事件,并通過群體性事件在網絡上傳播引發社會輿論。政治焦慮讓網民缺乏和失去理性與道德,讓不滿和怨恨轉變為網絡非理性傳播,形成社會輿論并使社會輿論無限度地傳播。當個體焦慮形成社會焦慮時,就會形成“明顯辨識的行動”[8]。

網民的政治焦慮主要通過網絡群體性事件表現出來,即表現為群體維權事件、群體泄憤事件和群體騷亂事件。這些事件具有涉及面廣、基數大、情況復雜、易被煽動的特點。一旦政治焦慮積聚在一起,遇到誘發因素便引起網民的強烈不滿,將內心壓抑的政治焦慮轉化為群體性事件的輿論,并不斷升級。

1.政治焦慮通過維權事件表現出來的社會輿論。群體性維權事件主要體現在政治、經濟、生態等維權事件中。當政治焦慮不能及時有效地排解和釋放時,網民就會通過網絡制造維權輿論捍衛自己的利益。群體性維權事件主要表現在官與民的沖突上。政治焦慮在維權事件中扮演情緒動員的角色。網民政治焦慮的情緒讓圍觀者對之產生憐憫和同情,在群體中形成情感共鳴,讓有同樣政治焦慮的人們匯集在一起,讓有潛在政治焦慮傾向的人們產生政治焦慮,讓沒有政治焦慮的人們變得有同樣政治焦慮的傾向。政治焦慮群體共同參與到群體性事件中,使群體性事件在人數和規模上急速增長,進而引發社會輿論浪潮。

2.網絡政治焦慮通過泄憤事件表現出來的社會輿論。泄憤事件主要是網民對社會貧富不公、官員貪污腐敗、官商勾結等事件表達出不滿與憤怒。這主要分三種情況:一是事件親身經歷者,其合法權益受到侵害產生政治焦慮進而發生暴力行為,通過毀壞國家政府機關辦公樓,打傷國家公務人員等行為發泄個人的憤怒;二是非親身經歷者,看到他人或群體受到不公平對待產生“相對剝奪感”或“相對受害感”,在社會政治輿論的關鍵節點發泄憤怒;三是個體的社會認知出現偏差,個人或社會群體對社會局部不公現象、個別貪污腐敗現象視為整體不公或整體腐敗,從而讓部分網民心中形成仇官仇富的社會焦慮情緒。一旦有關鍵性節點的誘發性因素,便會出現泄憤事件及其輿論。

3.網絡政治焦慮通過騷亂事件表現出來的社會輿論。政治騷亂事件是一些網民對群體性事件通過社會輿論的擴大事態。一些網民在不明真相的情況下,盲目跟風,傳播謠言,讓事件變得更加失控,使騷亂領域和覆蓋面擴大失控。在群體性事件中,一些網民是為了坐收漁翁之利,故意制造騷亂。

(二)網絡政治焦慮轉化為降低政府公信力的社會輿論

由于少數政府公務人員的不作為、亂作為、懶政等使網民政治焦慮加劇。“對公權力的不信任感呈現一種積累性,它并沒有隨著對一些違規、違法官員的懲罰而消除,而是在人們的心里儲存、發酵,逐漸消解人們對于作為‘整體’的政府或官員的好感和信任”[9]。網民的質疑與選擇不再相信政府,致使個別政府官員也陷入政治焦慮狀態,采取非理性措施的手段,非但沒有解決網民實際問題,反而讓網民陷入困境,讓部分網民對政府失去信心和信任。網民的政治焦慮發泄出來的行為有時是非法的,為了個人或群體的私利性訴求不惜抹黑、損毀政府形象,甚至以要挾的手段讓政府解決自己不正當訴求。政府為了避免事態擴大,被迫接受并滿足一些民眾不合理的補償和需要,從而形成“鬧事—解決—再鬧事—再解決”的惡性循環。不管合理合法與否,只要民眾一鬧事形成社會輿論的巨大壓力,政府就不得不解決民眾合理甚至不合理要求,使政府合法性資源漸漸流失。

(三)網絡政治焦慮轉化為“道德憤怒”的社會輿論政治焦慮不斷集聚和升級后會轉化為“道德憤怒”的社會輿論。政治焦慮“無論從行為動機、行為體驗以及行為結果方面來看,都在發生變化”。當政治焦慮主要轉移到對“注意力經濟”的追求時,會加劇民眾的“道德憤怒”,甚至可能加劇社會分化。“人們可以從網絡上得到更多關于不道德行為的內容。據調查,僅有不到5%的人直接目睹或經歷了不道德行為,而網絡上關于不道德行為的消息鋪天蓋地。有研究數據表明,更多人從網絡而非實際生活或傳統媒介上了解不道德行為。情緒強烈的內容更吸引人們的注意力。網絡平臺刻意推廣‘道德憤怒’”[10]。網絡政治焦慮把人們從“注意力經濟”轉向為“注意力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道德憤怒轉向“政治道德憤怒”。網絡政治焦慮對“道德憤怒”具有推波助瀾的作用。政治焦慮對“道德憤怒”進行無限夸張,在夸張的基礎上迅速擴散,從而加劇社會撕裂的步伐。如果不及時處理,就有可能使政治和社會陷入失序狀態。

四、網絡政治焦慮的化解

化解網絡政治焦慮必須遵循以人為本的理念,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營造網絡優化政治環境、強化網民政治參與、暢通網民政治渠道是提高人民幸福指數、實現人們對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途徑。網絡既是政治焦慮發泄的平臺,也是緩解政治焦慮的平臺。優化網絡政治環境可以減少網絡政治焦慮,其主要包括以下五個方面內容。

(一)維護憲法權威和尊嚴

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建設社會主義法治文化,樹立憲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11]只有用法治約束公權力,防止公權力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等方面給公民權益造成侵害,讓網民直接表達自己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等方面的合理合法訴求,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維護公民的合法權益,把憲法保障的公民權利落到實處,才能真正從源頭上化解網民的政治焦慮。“‘民主’‘保障人權’‘和諧’‘德教’是當代法治倫理的四個特質,這四個特質相輔相成、互為一體,構筑了當代中國法治的靈魂,成為‘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必須遵循的道理和準則;同時也是法治實踐的行動方向、法治實踐的發展道路”[12]。只有以法律為支撐,民主、人權、和諧和德教才能實現,政治焦慮才能真正化解;只有法律成為人們的思維方式、思想方式、行為方式和內在的信仰,才能營造優化的法治環境,讓政治焦慮處于可控范圍。

(二)凈化網絡道德空間

我們知道,“網絡空間是由論壇、微博、博客等諸多可自由發表意見的公開輿論場所組成的,而在網絡的‘小公共圈’中,并非只有個人用戶,還存在團體用戶,因此,網絡輿論并非只是個人意見的集合,還應包括團體意見”[13],一旦網絡空間輿論失控,后果不堪設想。因此,用網絡道德改善網絡空間,特別是網絡政治空間義不容辭。網絡道德既包括公職人員在網上“圍繞權力使用所形成的行政倫理和道德責任”的政治道德,也包括網民“政治權利維護及義務履行”的政治道德。網絡政治道德的核心是平等和自由,網絡政治道德需要自律與他律相結合。平等是所有人的道德平等,自由必須內化于法治,不能使道德自由泛濫,“從理論上說,網絡自由必然帶來網絡法治,網絡自由必然帶來網絡寬容”[14]。當以道德平等自由為前提的網絡寬容成為網民的自覺訴求時,政治焦慮就會失去存在的土壤。

(三)提高網絡技術治理水平

網絡技術可以識別信息真偽,消除網絡流言,防止意識形態極端化和輿論泡沫化,將網絡輿論控制在可控范圍內。當輿論發揮積極作用的時候,可以降低引發政治焦慮的可能因素。充分運用AI人工智能、大數據等科技手段確保網絡政治輿論處于良性運行狀態。比如,通過大數據進行輿情數據采集、數據獲取與清洗數據描述、數據分析、趨勢預測、輿情處置,在網絡差序政治輿情進行語義分析、情感分析、模型建構等。“通過特定數據挖掘和信息處理技術,可檢測和評估特定地區的公共議題關注熱度、變化趨勢以及討論角度、態度情感等問題,幫助社會治理參與主體更好地把握公眾訴求,提升公眾知情度和政策支持度”[15]。

(四)強化網民政治參與

網民政治參與是指:“公民以網絡為途徑和工具介入政治生活領域,參與議決公共事務、制定公共政策、監督政府運行,從而影響政治體系的生存方式、運行規則和政治決策過程的政治行為。”[16]政治參與的過程是強化網民政治意識、自覺主動參與政治的過程。提高網民政治參與意識是強化網民政治參與的思想基礎,政治參與意識包括網民的主體意識、權利意識、民主意識和責任意識。主體意識是網民對承擔國家政治責任和義務的理性認識,網民主體意識引發的公民身份認同讓網民在網絡參與政治過程中具有歸屬感并在此基礎上獲得政治認同,這是消解政治焦慮的重要方面。權利意識是網民在網絡政治參與實踐中體現出來的平等、合法、有序、健康的參與意識,權利意識是消解政治焦慮的根本保障。民主意識是網民在網絡民主政治生活中實現網民主體的自治和自我管理。民主意識體現的自主性使網民消除政治焦慮,通過民主的理念、制度和程序自覺參與政治。責任意識打破網民因為政治焦慮而回避需要承擔的責任,責任意識本身就蘊含積極主動因素,責任意識將網民與國家緊密聯系在一起,從內心激發網民政治參與情懷和政治效能感。

消除個人政治孤獨感強化網民政治參與。政治孤獨感源于政治主體與世界相隔離而產生的孤單寂寞,覺得自己的想法與主流觀念不一致缺少關懷而產生的孤寂心理。網絡的迅速發展使網民的政治孤獨感越發增強,繼而產生政治焦慮。強化網民政治參與,要消除個人的政治孤獨感,具體在于:一是對政治孤獨感的網民進行心理疏導,使其政治傾向融入主流價值觀。通過心理調適和積極引導使網民參與到政治事務中,走出自己的個人政治孤島,消除個人政治孤獨,形成政治和諧和積極向上的心理狀態。二是化解政治冷淡主義,調動網民政治參與的主動性。政治冷淡主義表現為政治冷漠,不關心政治,覺得政治與自己無關。政治冷淡主義貌似對政治參與的疏離、無效與恐懼,實則是對政治參與的無聲抗爭,“以不參與政治的方式參與政治,以不討論政治的方式討論政治,以無聲的政治代替有聲的政治”[14]。只有消除政治冷淡主義,才能讓網民積極主動地參與到政治事務中,化解政治焦慮。充分發揮網絡協商民主的作用,彰顯主人翁作用和自豪感,消除政治參與的恐懼;營造網絡政治參與的公平環境,讓每個網民有平等的地位和尊嚴。

(五)營造網絡政治信息順暢流通渠道

網上政治流通渠道緩解現實政治流通的阻塞局面,使政治流通渠道多樣化,從而能夠化解政治焦慮。一是從傳播過程看,政治流通信息從生產的主體開始,借助信息流通平臺到達信息接受的主體。二是從傳播形式看,政治流通順暢既需要有自上而下的政治流通,也需要自下而上的政治流通。自上而下的政治流通使信息單一化和封閉化,具有灌輸和刻板形象。自下而上的政治流通不但能使政治流通渠道多樣化,而且使政治話語流通多樣化。將二者有機結合起來形成上下雙向互動流通機制是政治焦慮消解的重要途徑。同時擴展政治流通渠道,建立上層和下層的中間流通環節和緩沖地帶,也是化解政治焦慮的重要方法和舉措。三是從傳播內容看,既有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主流內容,又有非主流價值觀的內容。在傳播過程中要注重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統領,傳播具有時代性、引導性和科學性的價值觀。引導網民認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形成結構合理、體系完善、內涵豐富的政治流通渠道。

總之,一方面,政治焦慮在適當的范圍內會產生積極的作用。“有焦慮便有活力……焦慮促進了創造力與智識”[17]。政治焦慮可以轉化為政治壓力進而變成改變世界的政治努力,成為一種行動力。另一方面,政治焦慮超出一定界限將會產生消極影響。政治焦慮不可能被消滅,只能降低到政治制度可以允許的程度,讓網民的政治焦慮找到恰當的發泄口,并對具有政治風險的政治焦慮及時進行疏導,讓政治焦慮轉化為政治動力,從而推動網絡政治的發展。因此,掌握政治焦慮的規律,按規律辦事,化解政治焦慮帶來社會輿論的消極影響,營造良性的網絡空間和社會輿論是網絡治理的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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