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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觀與經驗現象:民粹主義概念的尷尬及其重構(下)

信息來源: 《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1期  責任編輯:謝 晉作者:郭中軍  發布時間:2019-05-15

四、價值觀與經驗現象:民粹主義概念的重構

造成民粹主義概念困惑與尷尬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些學者最初是在特定語境下使用這一術語的,并未打算將其運用到更廣泛的對象,“民粹主義”術語的使用也存在泛化甚至濫用的問題。筆者認為,民粹主義既是一種價值觀,又是一種發生于特定社會歷史背景中的經驗現象,對這一術語的使用或援引往往將民粹主義價值觀、民粹主義現象混淆甚至等同起來。一些學者在談及“民粹主義”時,實際上指向了一種特定而又具體的民粹主義現象。基于此,本文提出民粹主義概念化的另一種策略,即將民粹主義分為兩個層面:一是作為價值觀的民粹主義;二是作為經驗現象的民粹主義。

與普遍化策略、類型描述策略相比,這種概念化策略具有以下優點:(1)通過對民粹主義的分層重構,在價值觀層面形成了民粹主義的普遍概念。傳統的普遍化策略試圖對歷史上或文獻中出現的各種民粹主義現象進行綜合或概括,試圖從中提煉出民粹主義的普遍概念,或建構民粹主義的普遍理論。但這些多樣化的經驗現象之間缺少明確的共同本質,甚至彼此相互排斥,不管是擴大內涵還是縮小外延,都無法形成令人滿意的普適定義。而類型描述策略則直接回避了對民粹主義共同本質或普遍概念的嘗試,專注于民粹主義現象的經驗描述。本文提出的分層重構策略則將各種相互排斥的民粹主義現象單獨歸為一個層面,暫時撇開這些現象,試圖在價值觀層面形成民粹主義的普適定義,從而避免了在民粹主義諸多迥異甚至沖突的現象之間打轉,解決了傳統普遍化策略的內在困境。(2)將價值觀層面的民粹主義回歸到“主義”本身。作為一種主義,民粹主義理應有相對明確而具體的內涵與價值關懷,而不是“空心化”、不可捉摸、無法用于理論分析的模糊術語。將民粹主義回歸到“主義”本身,我們才可以在此基礎上對紛繁復雜的“民粹主義”現象進行甄別,至少要理解它們是在何種意義上被稱為“民粹主義”的。(3)照應了歷史上或文獻中已經被稱為“民粹主義”的諸多現象。在各國歷史中或研究文獻中已經出現了諸多所謂“民粹主義”的現象,盡管其中一些現象是否屬于民粹主義仍存爭議,但對于這些已經約定俗成的民粹主義案例,最好還是將其統稱為民粹主義的經驗現象。除非對每一個現象進行鑒別,否則,這些現象雖然共享了“民粹主義”的標簽,但彼此之間可能相互沖突,其中一些現象甚至和民粹主義的價值觀也不必然相符。

(一)作為價值觀的民粹主義

民粹主義并不是一個完整的意識形態。凱斯·穆德(Cas Mudde)就指出,民粹主義的意識形態在內容精煉及一致性上比社會主義或自由主義要遜色得多,它充其量是一種“核心稀薄的意識形態”(a thincentred ideology)。[33]保羅·塔格特也認為,民粹主義的核心價值是“空心化”的。[34]現實中被歸為民粹主義的諸多實例在政治光譜上也涵蓋了左右兩端,一些被稱為“民粹主義”的政黨或政治家在社會經濟政策上也常常搖擺不定、缺乏連貫性。民粹主義易于依附到其他相對完整的意識形態,從而表現出現象的差異性與難以捉摸。比如,俄國的民粹主義就依附在空想社會主義或農業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上面,美國民粹主義依附于極左或極右兩種政治意識形態,西歐民粹主義依附于民族主義或種族主義,因而,很難從具體的社會經濟政策或意識形態內容上去界定民粹主義的本質。

鑒于民粹主義的意識形態特征并不明顯,最好將其界定為一種價值觀,這種價值觀集中體現了對處于核心地位的“人民”的看法。作為價值觀的民粹主義,回到了“主義”本身。“主義”包含了對某種價值或某種目標的終極關懷。比如,自由主義包含了對個體自由的終極關懷,社會主義包含了對社會解放的終極關懷,資本主義包含了對資本收益最大化的終極追求。撇開紛繁復雜的民粹主義現象及其多樣化定義,作為價值觀的民粹主義,實質是一種“平民主義”,它以代表“人民”的平民為本位,包含了對平民地位、處境、利益、話語權的終極關懷。

民粹主義的這種價值觀可以從它的詞源得到佐證。本杰明·莫菲特提到,民粹主義的詞源是正確理解這一術語的關鍵,它“足夠清晰、足夠新、足夠有說服力,使得我們必須認真對待”。[35]在漢語中,“民”即“人民、百姓”,“粹”意為“精華、精粹”。不過從詞源上看,“民粹主義”是個外來詞,其英文populism源于拉丁文“人民”(populi);其俄文народник源于詞根“人民”(народ)。不管是英文的populism,還是俄文的народник,都有“人民派”、“親民”、“愛民”、“崇尚人民”的含義。[36]因而,從詞源上看,民粹主義的血液中流淌著一種極其崇尚“人民”的基因。正如馬柯·德拉莫所言,民粹主義在歷史上是經由“人民”這個社會范疇發展而來的。[37]拉克勞也提到,“在任何實例中,可以確定的是,訴諸‘人民’在民粹主義中占據核心位置”。[38]因而,各色民粹主義現象在極其崇尚“人民”、將“人民”理想化這一點上最具共同性。

然而,“人民”本身是一個理論上難以準確界定的概念,它一直徘徊于“全體公民”與“底層平民”之間。在歐洲語匯中,“人民”既用來表示建構政治的主體,即“全體公民”,又用來表示被排斥在政治之外的“下層階級”。[39]意大利語的popolo,法語的peuple和popularis,都是既指政治的全體公民,也指下層階級。英語的people也保留了相對于富人、貴族的平民意義。正如阿甘本所言,人民概念與其說是一個完整主體,毋寧說是對立兩極之間的某種辯證搖擺:一極是作為政治主體的整體人民,另一極是作為窮人、被排除在外的多樣化的具體人民。[40]

民粹主義之“人民”同樣也體現了“全體公民”與“平民”的某種辯證搖擺。民粹主義現象的諸多實例表明,民粹主義者訴求之“人民”在形式上似乎代表了“全體公民”,但實質上卻指向了“特定的人民”,即“平民”。“在民粹主義者那里,人民具有特定含義,即與貴族或精英相對的平民,或具有等級結構的人民中的下層,或人民中某一(或某類)弱勢群體”。[41]因而,民粹主義以人民中的平民尤其是底層平民或各種弱勢群體來代表“人民”。在民粹主義者看來,只有這些“平民”才是“正宗的人民”,而那些高高在上的精英、權貴甚至危險的“他者”則不屬于“人民”。毋寧說,民粹主義之“人民”是一種排他性的“人民”,民粹主義者在建構“人民”的同時,更建構了它的對立面:精英、權貴或“他者”等。崇尚“人民”并不一定是民粹主義,但建構“人民”與“精英”的二元對立關系,具有反精英主義,則是民粹主義的顯著特征。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民粹主義并不被認為是一種“常規政治”,而更多地被視為一種“反常政治”或激進政治,它易于導致社會的分裂或對抗。

從這個意義上說,民粹主義與精英主義是相互對立的價值觀。民粹主義強調了平民在政治社會中的價值、地位與作用,認為美德存在于平民身上;精英主義則更多地強調精英在政治社會中的價值、地位與作用,認為美德存在于精英身上。凱斯·穆德認為,民粹主義與精英主義這兩種價值觀都不具有包容性,都帶有“摩爾教”性質。它們將社會簡單地劃分為兩個高度同質化的群體——精英與平民,這兩個群體又是高度對抗的,民粹主義與精英主義只不過是這兩個群體政治話語的各自表現形式。不管是民粹主義還是精英主義,它們都否定社會的多元性、差異性、特殊性,簡單地用一元的思維來認識、評判社會政治,與多元主義是相矛盾的。[42]而在多元主義看來,不管是精英群體還是平民群體,其內部難以達成利益的一致性,真實的政治領域內并不存在高度同質化的精英群體或平民群體,而是多個利益集團相互競爭,共同爭奪政治與經濟資源。

基于上述分析,我們使民粹主義在“主義”層面獲得了相對明確的內涵,即它是與精英主義相對、以平民為本位與終極關懷、極其崇尚平民的價值觀。

(二)作為經驗現象的民粹主義

民粹主義雖然是以平民為本位、極其崇尚平民、反精英主義的價值觀,然而這一術語在廣泛運用中衍生出不同的特質,形成了民粹主義概念的多種語境語義。正如塔格特所言,“民粹主義作為一種經驗性的現象,是一個令人不舒服的歷史和當代事例的綜合體”。[43]由于冠名為“民粹主義”的實例具有廣泛多樣性,最好將歷史上與文獻中被稱為“民粹主義”的具體實例統一稱為民粹主義的“經驗現象”,以與民粹主義的“價值觀”相區分。這樣,民粹主義在價值觀層面是相對明確而具體的,在經驗現象層面則是廣泛多樣的。

我們將那些信仰或持有、運用或踐行民粹主義價值觀的人或組織稱為“民粹主義者”。在現實政治中,“民粹主義者”主要分為四種:(1)政黨或政治派別,如美國的“人民黨”、西歐的極右翼政黨等;(2)政治家或政客,如拉美的庇隆、美國的特朗普等;(3)知識分子,如俄國的“民粹派”;(4)平民自身,多見于平民的自發抗爭。四者中尤以民粹主義政治家較為常見。

民粹主義政治家又分為兩種:一種是事業型,這種政治家信奉民粹主義價值觀,將對平民尤其是底層平民的終極價值關懷真正作為自己的理想與事業。他們通過政治行動切實踐行這些價值觀;另一種是投機型,這種政治家并不真正信奉民粹主義價值觀,而只是出于政治博弈或獲取選票的需要而采取的一種政治策略與政治手腕。他們運用這種價值觀謀取政治道德的制高點,最大限度地動員占人口多數的平民尤其是底層平民,使自身在與政敵或反動勢力的博弈中占據優勢。民粹主義政治家自稱“人民”或以“人民”的名義說話,直接訴諸“人民”,以平民甚至是底層民眾的激進訴求影響政治進程,其政治動員也極具煽動性,常常又被稱為“政治煽動家”。

民粹主義者通過動員“人民”參與政治、影響政治的過程,形成了復雜的民粹主義現象。俄國的“民粹派”掀起了“到人民中去”的運動,試圖通過傳統村社繞開資本主義,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美國的“人民黨”提出,“讓權力回歸平民之手”,試圖改變美國傳統的政治建制。拉美的庇隆則直接訴諸“人民”,通過“人民”的非制度化支持對抗政敵,獲取并維持權力。法國的國民陣線則通過主張“法國人優先”、“限制外來移民”、反對歐洲一體化的政策來吸引支持者,他們已經闖入了法國的主流政治。

維特根斯坦在論及概念的模糊性時提到,語言及其意義是人們在交往中約定俗成的,不同的現象被納入同一概念范疇之中,往往并不是基于它們共享了某種“共同本質”,而是基于它們具有“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44]比如,一個家族的成員在體形、相貌、眼睛、步姿、性情等方面具有某些相似性。民粹主義的不同經驗現象之所以屬于“民粹主義”這個家族,就在于它們共享了以平民為本位、極其崇尚平民、反精英主義這一“家族相似性”。不過,需要指出的是,作為“經驗現象”的民粹主義,所崇尚之“民”雖然也指代“平民”,但在不同社會、歷史、文化背景中,平民的內涵卻存在語義重心的漂移。在19世紀中后期的俄國民粹主義現象中,“人民”實際指向了當時占人口絕對多數的“農民”。在19世紀晚期的美國人民黨運動中,“人民”則暗喻像“農場主”這樣的平民。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拉美民粹主義現象中,“人民”的重心更是指向了以工人為主體的城市居民。在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西歐新民粹主義現象中,“人民”除了指向與精英、大財團、知識分子、政客相區別的“平民”之外,在面對外來移民時,它還指向了“本國平民”、“本民族平民”或“本族群平民”。正是由于對“人民”理解與界定的殊異,發生在世界各地的民粹主義現象在表現形式、參與主體、訴求內容上也呈現出廣泛的差異性。

作為一個概念,民粹主義可以有明確的內涵,即“平民主義”,至于它在現實中所衍生的或重構的內涵,都可以劃歸到民粹主義的經驗現象范疇,并且允許它們的多樣性甚至是相互排斥。基于民粹主義現象的多樣性,筆者建議,在使用“民粹主義”這一語匯時要注意到民粹主義的價值觀與經驗現象兩個層面,最好做出適當的限定或將其放在特定語境下,使其具體化、嚴謹化,盡量避免將“民粹主義”概念泛化甚至濫用。比如,民粹主義政黨、民粹主義政治家、民粹主義策略,雖然都與民粹主義相關,但它們并不等于民粹主義本身。當然,對民粹主義概念的分層重構并不意味著民粹主義價值觀與經驗現象是截然隔裂、相互平行的。現實中,民粹主義既是一種價值觀,又是一種經驗現象。正是因為有了民粹主義的價值觀,才有了信仰、持有、運用、實踐這種價值觀的政治家、政黨、知識分子等,才有了紛繁復雜的民粹主義經驗現象。同樣,在大多數民粹主義的經驗現象中,也可以捕捉到其背后所隱含的民粹主義的價值觀。

五、小結

民粹主義概念的復雜之處在于,它來源于各種廣泛而不同的現象,肇始于不同歷史時期、不同國別特征、不同社會背景的范例與樣本,甚至有時也被作為“標簽”加以使用。[45]

針對民粹主義語境語義的多樣性,一些學者試圖抓住民粹主義的普遍本質或普遍特征,以建構民粹主義的普適定義或普遍理論。然而,民粹主義概念的普遍化嘗試始終在概念的“綜合性”與“明確性”之間徘徊,難以形成令人滿意的普適定義或普遍理論。瑪格麗特·卡農范將研究的重心從民粹主義的普遍理論轉向民粹主義的類型描述。這種概念化策略不再探求民粹主義的本質特征,也不去分析民粹主義產生的原因與條件,而是將文獻中以及歷史上被稱為“民粹主義”的現象從社會類型學的角度進行分門別類,以此適應它的多樣性。但是這種“類型描述”仍然帶有自身的局限性,比如,類型劃分的標準不具有內在統一性,而且這種類型劃分人為地切割了民粹主義現象本來的多重屬性。

在系統分析這兩種策略的基礎上,本文提出民粹主義概念化的第三種策略,即從“價值觀”與“經驗現象”兩個層面重構民粹主義概念:作為價值觀的民粹主義,是精英主義的對立物,它以平民為本位,極其崇尚平民,體現了對平民的終極價值關懷;作為經驗現象的民粹主義,則涵蓋了歷史上出現的民粹主義政黨、民粹主義政治家、民粹主義策略等諸多現象或實例,具有廣泛多樣性。這種概念重構使民粹主義在“主義”層面獲得一個相對清晰而又明確的內涵,同時又照應了民粹主義在“現象”層面的混沌現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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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參見米勒等著,鄧正來等譯:《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636頁。

[11]董經勝:《拉美研究中的民眾主義:概念含義的演變》,《史學月刊》2004年第1期。

[12]參見董經勝:《拉美民眾主義的特點及其演變》,《山東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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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Daniele Albertazzi,Duncan McDonnell(eds.),Twenty-First Century Populism:The Spectre of Western European Democracy(Palgrave Macmillan,2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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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Margaret Canovan,“Two Strategies For the Study of Populism,”Political Studies 30.4(1982).

[24]Peter Wiles,“A Syndrome,Nota Doctrine,”G.Ionescu and E.Gellner(eds),Populism:Its Meanings and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69).

[25]Ibid.

[26]參見保羅·塔格特著,袁明旭譯:《民粹主義》,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6頁。

[27]P.Worsley,“The Concept of Populism,”G.Ionescu and E.Gellner(eds),Populism:Its Meanings and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69)245.

[28]參見馬柯·德拉莫:《民粹主義與新寡頭政治》,《國外理論動態》2014年第9期。

[29]Margaret Canovan,“Two Strategies For the Study of Populism,”Political Studies 30.4(1982).

[30]Margaret Canovan,“Two Strategies For the Study of Populism,”Political Studies 30.4(1982).

[31]Margaret Canovan,Margaret Canovan,“Two Strategies For the Study of Populism,”Political Studies 30.4(1982).

[32]參見Margaret Canovan,“Two Strategies For the Study of Populism,”Political Studies 30.4(1982).另外,在其較早出版的《民粹主義》(1981)一書中,卡農范將農場主民粹主義、農民民粹主義和知識分子民粹主義統稱為“農業民粹主義”(agrarian populism),把民粹主義獨裁、民粹主義民主、保守的民粹主義、政治家的民粹主義等統稱為“政治民粹主義”(political populism)。參見Margaret Canovan,Populism(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81).

[33]Cas Mudde,“The Populist Zeitgeist,”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39.4(2004).

[34]保羅·塔格特著,袁明旭譯:《民粹主義》,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頁。

[35]本杰明·莫菲特、西蒙·托米等:《對民粹主義的再思考:政治、媒介化和政治風格》,《國外理論動態》2016年第10期。

[36]參見馬龍閃等著:《俄國民粹主義及其跨世紀影響》,第3頁。

[37]馬柯·德拉莫:《民粹主義與新寡頭政治》,《國外理論動態》2014年第9期。

[38]Ernesto Laclau,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London:NLB,1977)165.

[39]Giorgio Agamben,Means without End:Notes on Politics(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1996)28.

[40]Giorgio Agamben,Means without End:Notes on Politics(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1996)30.

[41]叢日云:《從精英民主、大眾民主到民粹化民主——論西方民主的民粹化趨向》,《探索與爭鳴》2017年第9期。

[42]Cas Mudde,“The Populist Zeitgeist,”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39.4(2004).

[43]保羅·塔格特著,袁明旭譯:《民粹主義》,第9頁。

[44]Lugwig Wittgenstein,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Blackwell Publishing,1953).

[45]在一些西方民主國家,“民粹主義”這一術語也成為政治精英、政黨相互攻擊的污名“標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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