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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觀與經驗現象:民粹主義概念的尷尬及其重構(上)

信息來源: 《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1期  責任編輯:謝 晉作者:郭中軍  發布時間:2019-05-15

【摘 要】民粹主義是學術界公認的難以界定的模糊概念。對于民粹主義概念的“尷尬”,常見的研究策略致力于歸納民粹主義的普遍本質或普遍特征,以建構民粹主義的普遍理論或形成民粹主義的普遍定義,這種普遍化嘗試并不盡如人意;另一種策略繞開了民粹主義的普遍本質,轉而致力于民粹主義現象的社會類型學分析,但其類型劃分的依據卻值得商榷。在系統分析這兩種策略的基礎上,本文提出民粹主義概念化的第三種策略,即從“價值觀”與“經驗現象”兩個層面重構民粹主義概念:作為價值觀的民粹主義,是精英主義的對立物,它以平民為本位,極其崇尚平民尤其是底層平民,體現了對他們的終極價值關懷;作為經驗現象的民粹主義,則涵蓋了歷史上出現的民粹主義政黨、民粹主義政治家、民粹主義策略等諸多現象或實例,具有廣泛多樣性。這種概念重構使民粹主義在“主義”層面獲得一個相對清晰而又明確的內涵,同時又照應了民粹主義在“現象”層面的混沌現狀。

【關鍵詞】民粹;民粹主義;民眾主義;平民主義


“民粹主義”(populism),又稱“平民主義”、“人民黨主義”、“民眾主義”。[1]在政治學中,概念的爭議并不新奇,不過在概念內核上尚具有基本的共識,而“民粹主義”卻是一個連內核都難以取得共識的概念,更毋論其適用場景的歧異。正如保羅·塔格特所言,“如果我們追求用民粹主義解釋任何一種政治現象,我們就會不可避免地由于民粹主義這一尷尬形式的概念而以失敗告終”。[2]重新厘清民粹主義概念,或對民粹主義概念正本清源,成為當下民粹主義研究不可回避的理論問題。

一、民粹主義語境語義的多樣性及其概念尷尬

在20世紀50年代前,“民粹主義”(populism)還只是西方歷史學家的“特定術語”,專指19世紀晚期以美國人民黨運動為代表的激進農民政治。與此同時,對俄國“民粹派”感興趣的西方歷史學者也將俄語narodnik翻譯成英文populist。[3]美國社會學家愛德華·席爾斯(Edward Shils)首次將民粹主義從特定術語上升為一般概念,使“民粹主義”概念不再局限于俄國“民粹派”與美國“人民黨”運動,[4]而是指一類平民對抗精英的極端意識形態現象。席爾斯首次將“民粹主義”這一術語引入社會學后,民粹主義也成為社會學、政治學的重點研究對象。此后,民粹主義的內涵與外延一再被重構,形成了多種語境語義的民粹主義,指涉對象包含了意識形態、政治運動、政治領袖、政治風格、政府、政黨、政策等,使用場域也涵蓋了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綜合國內外相關文獻,民粹主義的概念或理論主要涉及到(但不限于)如下范例與樣本:

(一)俄國“民粹派”

19世紀中后期的俄國“民粹派”(народник),是冠以“民粹主義”術語的較早范例,也是民粹主義概念的重要源起之一。俄國民粹主義的奠基人亞歷山大·赫爾岑認為,“人民”是傳統文化的堅守者,也是俄國未來的開創者,知識分子要“到人民中去”找到自身的位置,并依靠人民發動革命。正是在他的影響下,俄國青年學生于1874年發動了一場“到人民中去”的運動,“民粹派”這個稱號也由此而來。[5]“民粹主義”這一術語在國內的最早使用,也與俄國“民粹派”及其意識形態緊密聯系在一起。[6]俄國“民粹派”崇尚“人民”(主要指農民和貧苦勞動者),并把“人民”及其村社理想化,試圖通過走俄國獨特的村社道路,繞開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7]正因為如此,俄國民粹主義又被視為“空想社會主義”或“農業社會主義”。國內不少研究者從俄國民粹主義的特定語境出發,認為民粹主義的核心主張就是“超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大峽谷”。[8]

(二)美國“人民黨主義”

19世紀晚期的美國“人民黨”運動是民粹主義理論的另一個重要源起。英語populism最早就來自“人民黨主義”,指一種激進的農民政治或農民運動。[9]在較具權威的《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中,“民粹主義”是“人民黨主義”的同義語。[10]1892年,美國中西部農場主為了對抗鐵路和金融資本家的壟斷與盤剝,自發組建了“人民黨”(the Populist Party),明確提出“讓權力回到平民之手”。如果說俄國“民粹派”運動是革命知識分子自上而下的精英分子運動,那么美國“人民黨”運動則是農場主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俄國“民粹派”運動具有“空想社會主義”特征,體現了對傳統村社制度的眷戀。美國“人民黨”運動則帶有“激進農民運動”的特點,彰顯了對美國代議制民主與兩黨制的不滿。1896年,人民黨候選人布萊恩(Bryan)在總統選舉中落敗,人民黨隨之瓦解。但人民黨的消失并沒有帶來民粹主義的終結,它的遺產已經超出了“激進農民政治”的范疇,滲透到美國的政治文化命脈,持續為左的或右的政治派別提供精神激勵。休斯·朗(Huey Long)、喬治·華萊士(George Wallace)、羅斯·佩羅(Ross Perot)等美國政治領袖多少都帶有民粹主義風格。當今的“茶黨”運動、“占領華爾街”運動以及“特朗普現象”,都折射出民粹主義的影子。

(三)拉美民粹主義

20世紀60年代,一些研究拉美政治的學者開始用“民粹主義”概念分析二戰以來拉美的民主政治,[11]秘魯的“人民黨主義”、巴西的“瓦加斯主義”、墨西哥的“卡德納斯主義”、阿根廷的“庇隆主義”等都被作為拉美民粹主義的代表性范例。相對于俄美民粹主義,拉美民粹主義主要是以城市工人階級為主體的“跨階級”抗爭,常發生在選舉季節,并且有一個強有力的魅力型領袖與民眾直接呼應。[12]拉美研究中的民粹主義概念,更多是在拉美國家的“特定情景”中建構起來的,但這種民粹主義定義一經建構就形成了相對獨立的語義體系與理論范式。在拉美研究語境中,民粹主義定義的重心更多地移向了政治領袖的策略與風格。比如,庫特·韋蘭德(Kurt Weyland)就將民粹主義界定為政治領袖獲得并運用政治權力的一種策略,領袖的權力基礎來自大量的無組織的追隨者直接、非制度化的支持。[13]羅伯特·杰森(Robert S Jansen)在研究拉美民粹主義時也強調政治領袖的政治動員作用,他主張以“民粹動員”(populist mobilization)這一術語來重構民粹主義概念,并將其界定為一項持續的、大規模的政治工程,即使用一種反精英與民族主義的話語,將那些被邊緣化的社會群體動員起來進入公眾視野并投身于政治抗爭中。[14]

(四)西歐新民粹主義

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歐國家興起了一股新民粹主義思潮。一方面,新左派政黨掀起了環保主義、女權主義、反核主義的新社會運動,這些政黨不斷進入政治體系,表現出與傳統政黨不一樣的政治風格。另一方面,右翼民粹主義政黨迅速崛起,一度進入西歐的主流政治,要求在稅收、移民、地方分權等問題上進行政治重建。近年來,西歐民粹主義運動在法國、瑞士、丹麥這些國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在意大利、奧地利、荷蘭,民粹主義政黨甚至首次組閣。不僅那些新興的民粹主義政黨取得了成功,而且西歐的傳統政黨也越來越多地采用民粹主義風格,強調政治明星效應,注重利用媒體(而不是議會)直接與民眾互動。[15]西歐民粹主義政黨提出,人民主權已經被歐盟的政客、官僚、精英甚至“他者”所攫取,代議制、暗箱操作已經將民主扭曲,作為“真正的民主主義者”,他們要代表人民從政客與官僚以及“他者”手中奪回人民主權。[16]

考察民粹主義的用法后會發現,民粹主義實例之間缺少內在統一的歷史譜系,除了共享“民粹主義”的標簽之外,它們彼此之間的聯系更多地帶有“歷史的偶然性”。不同語境的民粹主義被賦予了不同的內涵與外延,從而表現出語義重心的變化與內在連續性的缺失。在特定語境中,不少學者已經對“民粹主義”做出了合理而又清晰的界定,并且形成了相對成型的理論體系。但當分析其他國別或其他語境的民粹主義現象時,這種“量身定制”的民粹主義定義就難以站得住腳。比如,如果我們用馬克思主義語境下的民粹主義概念分析西歐新民粹主義現象時就會遇到尷尬,前者更多地體現了對農民以及傳統村社的崇尚,后者則并不具有這種屬性,反而表現出狹隘民族主義與反對外來移民(“他者”)的特質。同樣,當我們用拉丁美洲語境下的民粹主義概念分析美國人民黨主義時也會面臨問題,前者是魅力領袖獲取并運用政治權力的政治策略,后者則是農場主自下而上發起的激進農民運動。不同語境下的民粹主義概念似乎缺少了最大公約數,當我們試圖用一種統一的民粹主義概念解釋不同語境的民粹主義時就會發現無法自圓其說。

二、民粹主義概念的普遍化嘗試及其困境

民粹主義語境語義的多樣性帶來了民粹主義概念的莫衷一是。“當民粹主義這一標簽被貼在那些極為多樣化的運動身上時,這一現象本身就變得越來越難以捉摸。”[17]針對民粹主義概念的這種“尷尬”,一些國外學者試圖抓住民粹主義的普遍本質或普遍特征,以建構民粹主義的普適定義或普遍理論。既然民粹主義指稱非常廣泛而不同的現象,那么民粹主義概念的普遍化就必然要在某種程度上妥善處置這種多樣性,以概括民粹主義的普遍本質或普遍特征。

(一)將特定語境的民粹主義概念上升為普遍性概念

一些學者在自己的民粹主義定義的基礎上,通過增加或減少相關變量或參數使其成為一種普遍適用的理論或范式,并盡可能將所有民粹主義實例涵蓋其中。20世紀70年代末,歐內斯特·拉克勞(Ernesto Laclau)就試圖建構一種“民粹主義理論”。以研究拉美民粹主義著稱的拉克勞提出,雖然他使用的民粹主義概念主要基于拉美經驗,但這一概念的有效性并不局限于拉美地區,也可以適用于其他歷史條件或地理環境。[18]拉克勞批評了將民粹主義界定為政治運動或意識形態的做法,認為“民粹主義”的要素不在于運動本身,也不在于特定意識形態,而在于它所體現的“特定的非階級性對抗”。它在話語表達上并沒有局限于某個特定階級,而是力圖將其他階級也包含進來,不同階級的政治訴求都被整合到“人民”的名義之下。這種客觀存在的“非階級性對抗”就是“人民”與“當權者”的對抗,正是這一對抗形成了民粹主義的意識形態話語。因而,民粹主義的普遍特征是動員“人民”反對“當權者”與既定秩序。不過,拉克勞也指出,民粹主義的這一特征在不同背景下又呈現出不同的形式。[19]穆勒批評拉克勞的定義,認為他將民粹主義界定為利用矛盾與沖突來建構人民認同(popular identities),但所有的政治幾乎都是如此,此定義已經使民粹主義失去了理論分析的價值。[20]

(二)用“局部/整體”理論建構民粹主義的基本理論框架

歐科克(J.B.Allcock)對“民粹主義”用法的歷史變化進行爬梳后認為,民粹主義概念的困惑不僅是一個語義學問題,而且也揭示了這一現象背后的本質。針對民粹主義概念的錯綜復雜性,歐科克建議使用人類學中廣泛運用的“局部社會”(part society)概念來建構民粹主義的基本理論框架,以此解困民粹主義的多樣性定義。

人類學的“局部/整體”(part/whole)理論認為,在一個鄉民社會(peasent society)中,存在著一個“局部社會”,它既內在于“整體”,又外在于“整體”。比如,進城的農民雖然來自農村,但又生活在城鎮中,保留了他們的原有身份與認同,他們用“局部文化”(part-culture)建構了一個“局部社會”(part-societies),從而帶有“非城非農”的特點。歐科克認為,民粹主義反應中的許多顯著特征,都可以通過“局部/整體”理論來理解。他以美國為例,認為美國民粹主義帶有“局部—整體”場景中的某些特征。一方面,美國民粹主義意識形態的核心主題,源自自由主義這一“偉大傳統”。另一方面,在農村場景中,民主運轉的要件——制度化與法治的發展卻相對滯后。因而,這部分美國人既處在美國社會之內,又處于美國社會之外。意識形態的“偉大傳統”向他們傳達了普遍價值,然而在農村場景中,這些普遍價值卻和正式組織、制度結構并不相符,民粹主義者援引美國自由主義的神圣法則要求制度重建。[21]“局部/整體”理論固然可以將多樣性的民粹主義現象或實例整合在一起,但問題在于,它并不是民粹主義所獨有的特征,這一理論同樣也適用于其他政治現象,比如勞工運動。

(三)以發生“場境”的同一性建構民粹主義的統一性

英國學者安格斯·斯圖爾特(Angus Stewart)試圖以民粹主義“場景”(situations)的同一性整合其意識形態內容的多樣性,從而使民粹主義的解釋能包含所有案例。他提出,民粹主義的統一性不在于各色民粹主義運動訴求內容的統一性,而在于“場境”的同一性,在于某種理想類型的社會關系之中。從發生場景看,民粹主義是對現代化及其所產生問題的反應,其中尤以經濟發展與政治權威為主。具體而言,民粹主義的這種反應源于兩個方面:一是國家內部發達部分與落后部分之間的緊張關系;二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緊張關系。他認為,所有民粹主義現象都具有這種雙面性,同時聯結了傳統與現代兩個要素。不過,他也指出,民粹主義的這些共同特征在不同背景下又有不同的表現形式。[22]斯圖爾特從“場境”的同一性將不同的民粹主義實例統一起來,然而問題在于,他的推理也會將社會主義、保守主義包含在內。毋寧說,所謂“民粹主義”運動的共同特征其實是所有現代政治運動的特征。[23]

(四)將民粹主義界定為一組內在穩定的“癥候群”

英國學者彼得·威爾斯(Peter 你Wiles)提到,人們都喜歡用銳利的學術之斧雕飾自己的民粹主義定義。他對民粹主義現象的認識突破了傳統的俄、美民粹主義。在他看來,20世紀晚期的俄國“民粹派”與美國“人民黨主義”并非最早的民粹主義現象,英國歷史上的憲章運動、平權主義運動、掘地派運動等是民粹主義運動的更早原型。威爾斯認為,廣泛意義上的民粹主義是“建立在這種認知前提上的一種信念或運動,即相信美德存在于壓倒性多數的平民身上,存在于他們的集體傳統之中”。[24]他認為,民粹主義是“一種癥候群,而非主義”。就像某種疾病具有一系列癥候群一樣,在上述認知前提下的民粹主義也會產生一系列“內在穩定的”政治癥候群。他歸納了民粹主義的24種癥候,比如,民粹主義的意識形態散亂;強烈反對建制、反精英與反智識;通常有一個魅力領袖與大眾直接對話;推崇言行、著裝、生活方式的平民化;熱衷于道德說教而非邏輯推理,等等。”[25]必須看到,威爾斯對民粹主義癥候群的概括較為散亂,缺乏內在的統一性。事實上,很多民粹主義實例并不完全符合這些癥候群。

(五)建構民粹主義概念的“理想類型”

英國學者保羅·塔格特(Pauln Taggart)認為,概念的普遍化是社會科學的重要任務之一,民粹主義概念的普遍化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他以韋伯的“理想模型”為指導,試圖建構民粹主義概念的“理想模型”,以形成對民粹主義“普遍性”的理解。他主要選取北美、俄國、拉美、西歐等國家的民粹主義作為分析樣本,通過考察特定民粹主義的運動、政黨、觀念或政權,建構了一種理想類型的民粹主義:(1)民粹主義敵視代議制政治,倡導政治上的簡潔性和直接性。(2)民粹主義是對危機的反應,當意識到“危機”時,民粹主義者才會參與到政治活動中去。(3)民粹主義將人民作為“心中圣地”(heartland),賦予了“人民”創造性和依靠性作用。(4)民粹主義自身存在著難以克服的自相矛盾。(5)民粹主義缺乏明確的核心價值,它可以依附于其他意識形態與政治立場。(6)民粹主義是一個變色龍,它總是隨環境顏色的變化而改變。[26]塔格特建構的民粹主義概念的“理想類型”,雖然有助于人們在某種程度上認識民粹主義的“普遍性”,但正如塔格特自己所說,它“從未在真正意義上符合任何一種情況”。

1967年,倫敦經濟學院(LSE)專門就“定義民粹主義”召開了一次國際學術會議,邀請了來自8個國家的43位民粹主義研究專家,試圖在分化的民粹主義概念上達成廣泛共識。然而,會議最終未能如愿,與會專家只是在互通有無的基礎上形成了一本論文集。這次會議充分表明了民粹主義概念普遍化嘗試所存在的內在困境。與會學者彼得·沃斯利(Peter Worsley)認為,民粹主義“最好被認為是一個重點,一個普遍性政治文化的維度,而不僅僅是某種特定的完整意識形態體系或組織類型”。[27]針對民粹主義概念普遍化的這種困境,一些學者認為“民粹主義”這一術語不適合作為一種理論分析工具。20世紀80年代,拉斐爾·金特羅(Rafael Quintero)和伊恩·洛克斯伯羅(Ian RoxBorough)就曾提議將民粹主義這一概念從社會科學中剔除。[28]

三、民粹主義的社會類型學分析及其局限

民粹主義概念的普遍化嘗試難以形成令人滿意的普適定義或普遍理論。鑒于這種策略難以克服的局限性,英國學者瑪格麗特·卡農范(Margaret Canovan)將研究的重心從民粹主義的普遍理論轉向民粹主義的類型描述。

卡農范認為,在政治科學中,很多術語雖然有一定爭議,但尚存在共同認可的“概念核”,而“民粹主義”這一術語卻連共同認可的“概念核”也沒有。既然民粹主義指稱非常廣泛而不同的現象,那么任何有用的解釋就必然要在某種程度上簡化這種多樣性并使之站住腳。在民粹主義概念化方面,較為常見的策略是:努力將民粹主義的不同實例安放于同一“理論屋檐”(a theoretical roof)之下,以便對民粹主義的本質特征及其發生的條件進行闡釋,就像一個物理學家研究物質的本質結構一樣。[29]

不過,民粹主義概念普遍化的愿望固然美好,但在現實中卻掉入了一個陷阱:為了將所有被稱為“民粹主義”的現象涵蓋其中,民粹主義概念需要有足夠的包容性,但是這樣所形成的概念往往過于寬泛,以至于無所不包。[30]換言之,民粹主義概念的普遍化策略始終難以有效解決概念的“綜合性”與“明確性”之間的矛盾。當擴充綜合性以涵蓋盡可能多的對象時,民粹主義概念的明確性必然大打折扣。反之,要使民粹主義概念更加明確,必然要人為地排除一些對象,這樣做又會降低概念的綜合性。比如,一些學者會選擇帶有某些共同特征的民粹主義案例,從中提煉出民粹主義的定義。由此形成的民粹主義定義雖然具有理論的內在統一性,但也使這一定義本身帶有排斥性,即將那些不具有此類特征的實例排除在民粹主義之外。不同學者會對民粹主義實例做不同的取舍,在此基礎上所形成的民粹主義定義必然也是相互排斥的。

鑒于“普遍化”策略的種種局限,卡農范提出了一種可以稱為“類型描述”的概念化策略。卡農范認為,對于民粹主義這樣一個廣泛而又多樣性的運動與現象,較為可取的策略是將這些現象分門別類。民粹主義現象的產生及其命名具有高度的歷史偶然性,因而并不能假設它們帶有某些共同的特征,但可以建構一種類型描述,以弄清它們是在何種意義上被稱為“民粹主義”的。因而,這種策略不再探求民粹主義的本質特征,也不去分析民粹主義的形成原因與產生條件,而是將社科文獻中以及歷史上被稱為“民粹主義”的現象從社會類型學的角度進行經驗描述,通過對其分門別類來適應它的多樣性。正如卡農范所言,這種策略是現象學的,就像一位博物學家收集昆蟲并對其分組排序一樣,它關注的是“經驗的描述”而非“理論的闡釋”,旨在“包羅萬象”而非“理論的優美”。[31]

基于這種策略,卡農范將歷史上或文獻中出現的“民粹主義”現象大體劃分為七種類型:農場主激進主義(Farmers Radicalism)、革命知識分子的民粹主義(Revolutionary Intellectual Populism)、農民民粹主義(Peasant Populism)、政治家的民粹主義(Politicians' Populism)、民粹主義獨裁(Populist Dictatorship)、民粹主義民主(Populist Democracy)、保守的民粹主義(Reactionary Populism)。農場主激進主義指以農場主為主體的社會運動,它倡導通過“人民”的政府推進激進的經濟政策,比如美國的人民黨運動與加拿大的社會信用黨運動。革命知識分子的民粹主義指由革命知識分子發起的農民社會主義運動,它將農民理想化并試圖跨越資本主義,比如俄國的民粹派運動。農民民粹主義指為“土地和自由”而戰、推崇小生產者合作社與傳統主義的草根農民運動,比如保加利亞的農業民族聯盟(Bulgarian Agrarian National Union)運動。民粹主義獨裁則指魅力領袖通過操控民意來獲得并維系權力,比如胡安·庇隆、休伊·朗等。民粹主義民主則指通過全民公投、人民創制、人民復決等形式,敦促形成政府直接向人民負責的運動或方案,比如瑞士的直接民主制。保守的民粹主義則指政治領袖特意利用不同社會群體尤其是族群之間的矛盾與分歧贏取政治權力,比如喬治·華萊士、伊諾克·鮑威爾。政治家的民粹主義則指政治家或政客故意模糊“人民”概念,試圖將自己包裝成“全民型”政黨或領袖,比如戴高樂、吉米·卡特等。[32]

卡農范通過“類型描述”將絕大多數的民粹主義實例包羅進去,建立了民粹主義現象的“百科全書”,有利于從類型上來把握民粹主義的某些共同特征,對于理解和把握紛繁復雜的民粹主義現象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但是也要看到,這種“類型描述”仍然帶有自身的局限性。首先,類型劃分的標準并不具有內在的一致性,存在著多個參照體系,這使得民粹主義的分類缺少嚴密的體系。其次,民粹主義的諸多實例并不必然屬于某一類型,有些現象可能同時屬于多個類型,從而存在類型的交叉與重疊。比如,拉美民粹主義既屬于政治家民粹主義,也屬于民粹主義獨裁;美國人民黨主義既是一種農場主民粹主義,也是一種政治家民粹主義。對民粹主義現象的這種類型劃分顯然人為地切割了民粹主義現象本來的多重屬性,使其不得不支離破碎地歸屬到某個單一類別。再次,刻意回避民粹主義的普遍本質與普遍特征并不能解決問題,它只會使單純的類型描述缺乏足夠的理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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