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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國家的再分配理論:歐洲新民主國家的收入差距

信息來源: 《國外社會科學》2019年第1期  責任編輯:管理員作者:埃克雷姆·卡拉科 著 蔡金花 譯  發布時間:2019-04-30

【提 要】本文試圖闡明歐洲新民主國家轉型后經濟持續不平等的原因和方式。新民主國家的民主并不會減少不平等,因為在高度動蕩的選舉環境中,窮人在選舉過程中的低參與度和新民主國家政黨的弱制度化,使得為了贏得選舉的執政黨利用再分配的公共政策為其核心選民和投票率高、能提供資源支持的組織化公民社會團體謀福利,以維持并鞏固其選民基礎。政府偏向于忽視不愛投票的窮人的利益,針對窮人的定向支出被削減,窮人在國內資源的分配過程中處于不利地位。在對歐洲31個民主國家進行實證分析后,本文提出了“中間選民”理論的修正版——“中間可能選民”理論,來解釋新民主國家的再分配政治。

【關鍵詞】民主;不平等;收入差距;再分配政治;歐洲


民主能否縮小收入差距?政治經濟學的主流研究認為,民主要對大多數人負責,民主應該帶來更大的收入平等。[1]弱勢群體在民主國家中有更大的發言權,因為他們可以將其數量的多數變成政治優勢,從而要求實現再分配。然而,有研究發現,從專制政體過渡到民主政體之后社會支出顯著增加。[2]這些研究的基本假設是:社會支出增加到了多數人(主要是窮人)那里,因為民主國家的領導人比專制國家的領導人需要更大的聯盟來獲勝,從而選擇公共政策來換取他們贏得選舉的籌碼。

本文的研究卻表明,盡管有這樣的理論預期,新民主國家在轉型之后并不具有顯著的減少收入不平等的能力。實踐觀察結果表明,歐洲大多數新民主國家都保持著原先的不平等水平,甚至隨著時間的推移不平等程度還有所增加。為什么一些新民主國家沒有實現收入平等的理論預期?本文指出新民主國家沒有改善窮人生活,沒有減少不平等,也沒有兌現其經濟承諾,并試圖去分析導致這些現象產生的原因。

本文認為,民主并不能減少不平等,主要是基于以下兩點:窮人在選舉過程中的低參與度和新民主國家政黨的弱制度化。這使得執政黨在進行國內資源分配過程中犧牲了窮人的利益。新民主國家的公民社會團體,如工會、商會等有著很強組織能力的團體,自專制政權時期起,它們就與執政者關系密切,與執政者或反對派之間存在著動態聯系。它們通過各種手段刺激政府,使政府推行有利于它們的社會政策。[3]一方面,窮人由于缺乏公民社會所需的各種能力而導致政治參與不足;另一方面,政黨對高投票率的社會團體的依賴程度又進一步增強。這就使得分化的社會政策有益于富人階層,這也反過來對收入平等產生了負面影響。

本研究的意義在于,首先,它有助于我們理解民主和不平等之間的關系。對政治經濟學文獻中關于選民投票率和穩定的政黨制度化的理論假設進行了重新考慮。本文修正了年“中間選民”理論(median voter theory),提出了“中間可能選民”理論(median likely voter theory)。其次,本研究強調并分析了新民主國家政黨制度波動的影響,說明了高度波動是如何產生導致更多經濟不平等的定向性政策。最后,本研究綜合了研究民主化、社會政策、收入不平等和政黨體系制度化的相關文獻,解釋了為什么向民主過渡會導致更大的不平等。

一、民主與不平等

再分配是政黨追求最大化選舉機會時所使用的政策工具。它通過稅收和社會政策的形式把資源從高收入群體向低收入群體轉移。為了贏得選舉,作為執政者和選票追求者的政黨做出了選舉承諾,并進一步導致了它們提出傾向于中間選民(median voter)的政策主張。平均收入(mean income)和中間收入(median income)之間的差異決定了再分配水平。如果中間選民的情況相對較差,那么,政黨則傾向于分配更多資源給中間選140民,以縮小差距。唐斯(Downs)以中間選民的均衡為基礎,運用其再分配理論來解釋民主政權和專制政權在分配和收入不平等方面的差異。其論點的前提在于,首先,專制領導人需要精英階層的支持,他們需要滿足精英的利益以維持權力,這使得他們不太關心窮人的福祉。其次,與專制政權不同的是,民主國家堅持多數主義。這意味著他們需要在議會中占多數以實現掌權。因此,民主國家的執政黨將收入低于平均收入的中間選民作為目標,并為之爭取更多的再分配資源。這樣就會促使政黨實施更多旨在縮小中間收入和平均收入之間差距的再分配政策,向富人征更多的稅,以重新分配給窮人。由于這種再分配政策,民主國家才可能產生減少不平等的預期。

然而,本文對31個民主國家的基尼系數進行對比,結果卻表明新民主國家中不平等的情況更加嚴重。1975—2005年間,與“舊”民主國家相比,新民主國家的不平等分值增加了一倍以上。這明顯違背了民主應該減少不平等的傳統預期。

二、中間選民理論與中間可能選民理論

中間選民理論是解釋新民主國家政黨運作的重要框架,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為它首先假設的是所有人都投票的狀態,從而認為重新分配有利于中下階層。在所有人投票的假設下,政黨將制定社會政策,以回應處于中間收入水平的選民的再分配要求。

然而,與中間選民理論中的假設相反,民主國家的調查表明,窮人在選舉中投票的可能性遠小于中產階級,窮人對執政精英施加的壓力相對較小。貝拉門迪(Beramendi)和安德森(Anderson)對經合組織成員的研究表明,中等收入以下的選民選舉棄權率非常高。[4]很多學者也持類似觀點:選民投票率不成比例的下降來自窮人的退場,而資源分配率的下降又進一步削弱了窮人的組織和動員能力。[5]

窮人的低投票率是這一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目前還沒有關于新民主國家窮人投票率的經驗數據。本文使用了2002—2006年間進行的三次“歐洲社會調查”(ESS)的所有數據,來分析這些國家的窮人和富人在投票率上是否存在差別。

本文發現,首先,不論是新民主國家還是長期存在的民主國家,都存在窮人不同程度的棄權現象。除了英國、土耳其和捷克共和國,無論是新民主國家還是長期存在的民主國家,不投票人數中窮人所占比例都很高。如果我們考慮收入群體的投票概率,可能選民(likely voters)的相關人數將會更加充裕。因為考慮到窮人和擁有較強組織能力的群體的投票水平的差異,新中間選民理論在社會支出分配方面相對現實。中間(可能)選民的政策偏好更有利于富人選民,而不是窮人選民。因為富人對政黨有著強大影響力,他們除了投票選舉和游說等活動之外,作為有組織力量的群體不斷對政府施加影響力;而窮人不積極投票也不熱心于通過組織的力量去影響政府。這樣就減少了收入再分配的可能。

其次,中間選民理論假定執政黨對重新分配給有組織的公民社會團體沒有偏好。這一假設忽略了政黨和工會、專業團體、小企業主等這些公民社會組織團體之間先前的關系。在專制時代,執政精英通過團結不同的組織團體來鞏固政權,而親民主聯盟則通過與各種組織團體的結盟來挑戰專制政權。所以掌權后的政黨會通過偏向這些組織團體的社會政策,以獲得它們的繼續支持。最近的研究也證明,公民社會的強勢群體利用與政黨正式和非正式的關系,對政府政策施加更大的影響力。

最后,中間選民理論假定政黨存在并運作在一個穩定的政黨制度之中。對于長期存在的民主國家而言,選民可以收集有關政黨政策立場的信息,反對黨也有相對穩定的選民基礎。但大多數新民主國家的政黨都是在高度動蕩的選舉環境中運轉,這就增加了政黨為了選舉利用社會政策的可能性。

波動對于政黨制度的動態(dynamics)具有重要影響。在低度波動的政黨體系中,政黨是建立在深刻的社會分裂之上、具有穩定性的選舉組織。發達國家現有的政黨建立了一黨政府或長期聯盟的政府,并已經磨合了幾十年。而新民主國家的政黨在政府和議會中的存活率很低,執政黨頻繁更替,很難預測哪一個政黨將組建政府。1945—1995年,歐洲長期存在的民主國家有48%的政黨獲得連選連任,而拉丁美洲只有32%的政黨在此期間獲得連選連任。后共產主義國家中在1991—2006年只有16%的政黨實現了連選連任。新民主國家政黨的競爭非常激烈,即使執政者也面臨著生存挑戰。

三、波動對社會支出和不平等的影響

社會政策的高度波動性會產生一些影響。首先,波動性給執政黨帶來了選舉的不確定性。為了在動蕩不安的政黨制度中生存下去,政治家們很有可能借助政策工具來實現選舉機會的最大化。在大多數情況下,用社會政策來獲得自己黨派選民的支持是遠遠不夠的。政黨還需把那些并非其權力基礎部分但組織良好的選民群體作為爭取對象。他們為這些關心社會政策并且投票可能性很高的選民群體制定政策。

其次,鮑恩(Bawn)和羅森布盧特(Rosenbluth)認為,“長期”聯盟組成的單一黨派政府和“短期”聯盟組成的多黨派政府具有不同的選舉問責機制。與一黨政府相比,多黨派政府的公共支出更高,即使這兩個政府都代表同一個群體。與長期存在的民主國家相比,新民主國家的政府和(或)政黨更替率更高,社會政策壽命相對短暫。他們在制定社會政策時,優先考慮歷來投票率高的群體的利益。如果是聯合政府,那么其執政時間可能更短,政黨有著更大會的壓力將公共資源分配給聯盟伙伴的主要支持者。總而言之,隨著政黨制度的波動加劇,政黨更可能偏離惠及窮人的綱領性政策,并傾向于其自身的基礎選民和具有較高組織能力、有可能幫他們贏得選舉的群體的利益。

窮人選民的低投票率和政黨制度的高波動性,影響了社會支出的使用,使社會受益比例相對較小。投票率越低、波動越大會導致更多的定向支出。政黨需要向支持它的組織群體轉移資源,以維持并鞏固其選民基礎。如前所述,窮人的低投票率、政黨制度的不成熟、現有政黨和選舉結果之間的高度不確定性,使得窮人在分配國內資源中處于不利地位。由于教育和衛生等非定向支出資源被削減或針對窮人的定向支出被削減,這些群體的社會流動將日益困難。政府傾向于忽視窮人,它們的政策有利于那些組織良好的投票群體。隨著定向支出水平的提高,再分配的低效率將進一步加劇新民主國家的收入分配不平等。

四、數據和方法

本文把歐洲作為研究對象,主要基于以下三點。首先,1974年后歐洲地區的國家民主化比例很高,很多國家在轉型之后仍然保持著民主政體。其次,歐洲的新民主國家為142跨國家的異質性觀察提供了可能。該地區包括幾乎同時開始民主化的國家。最后,該地區為變量提供了比任何其他地區更好的數據。本文的分析涵蓋了1974—2005年這些國家的民主轉型。①

(一)變量選取

模型中包括定向支出和不平等兩個變量,但定向支出也是不平等模型中的一個關鍵自變量。兩個主要自變量是投票率和選舉波動性。主要的因變量是基于基尼系數中可支配收入來衡量的收入不平等。收入不平等數據來自標準化世界收入不平等數據庫(SWIID1.1)。SWIID的優勢在于資料的全面性和對基尼系數的樣本歸納。在樣本中,基尼系數最低的是22.5(斯洛文尼亞),最高分是43.6(俄羅斯)。高分代表更大的經濟不平等。

本文通過公共資金支出(public cash spending)占所有社會支出的百分比來計算定向支出水平。所有的社會支出是指公共資金支出(如養老金、失業、生育、兒童福利和與職業有關的福利)、教育支出和健康醫療支出之和。除各種控制變量外,兩個主要自變量是投票率和政黨制度的波動性。投票人數與可以投票人數的比例來自IDEA。各個國家綜合投票率的平均值是70.7,范圍從41%(2006年的波蘭)到93%(1990年的捷克共和國/斯洛伐克)。

“波動”是政黨制度穩定性的有效測量工具。佩德森指數(Pedersen)是最常用的衡量制度化的指數,是黨派之間的選票或席位轉移的百分比,[6]是黨派之間投票份額(百分比)絕對差額之和的一半。0分表示沒有政黨失去或獲得席位,100分表示沒有現有政黨獲得席位。在計算波動率變量時,本文追溯到了聯盟的形成以及政黨的合并和解散。數據集的平均波動率得分為23分,最高得分為1999年俄羅斯的52.1分,最低分為1990年希臘的3分。

在構建這兩個模型的過程中,本文使用了一組標準的控制變量。研究社會支出和不平等的文獻使用了許多相同的控制變量,如全球化、經濟水平、績效以及一些政治變量。對于定向支出模型,控制變量包括滯后的目標支出、滯后的不平等、政府的意識形態、選舉年、65歲以上人口占比、15歲以下人口占比、城市化、經濟開放度、人均GDP、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

對于不平等模型,除了使用一些與定向支出模型相同的變量外,不平等模型包括滯后定向支出、女性就業率、人均GDP和平方(庫茲涅茨曲線模型)、GDP增長和民主政權的年限。這些變量的數據來源各不相同。左-右的政府意識形態數據來自“宣言項目”數據庫。經濟變量[人均GDP、GDP增長率、經濟開放度(進出口總額除以某個國家的GDP)、城市化水平、通貨膨脹率、失業率、女性就業率]來自“世界發展指標”數據庫。

(二)方法

大樣本分析的數據結構是時間序列的橫截面。由于缺乏數據可用性,數據范圍限于1980—2003年31個國家的數據。數據結構受到異方差和序列相關性的影響。獨立的、同樣分布的錯誤標準回歸假設不可能成立。初步分析也表明,實際上存在異方差(Breusch-Pagan檢驗)和自相關。

貝克(Beck)和卡茨(Katz)認為,面板校  正的標準誤差可以校正面板的異方差性和空間上同時性的自相關性。此外,可以考慮跨面板的序列自相關問題的一階自相關。然而,在這種方法中,使用滯后因變量會導致內生性問題、滯后的因變量也會與滯后的經濟和政治變量相關聯,從而造成偏差。此外,通用的價值觀念可能會導致滯后值的內生性。為了糾正這種內生性問題、異質性和自相關性,本文轉向使用廣義矩方法的Arellano-Bond估計,該方法利用工具變量和一階差分來呈現定向社會支出和不平等模型。對于穩健性檢驗,本文運用了面板校正的標準誤差和具有滯后因變量的固定效應進行分析。在分別介紹Arellano-Bond模型的結果之后,本文進一步討論了這兩種替代模型的結果。

五、結果

(一)收入不平等對定向支出的影響

對新民主國家而言,選舉波動、政府意識形態對定性支出具有積極的影響效應;而投票率、GDP增長率、通貨膨脹率則對定性支出具有消極的抑制作用。對于長期存在的民主國家而言,收入不平等的加劇促進了政府定性支出,而選民年齡的增長,會對定性支出起到消極的影響。因此,投票率上升,這意味著以前低動員的群體(如窮人)將參加選舉,迫使當事方轉向扶貧的立場,選民投票率的水平會緩和波動對定向支出的影響。

(二)定性支出對不平等的影響

總體來說,模型結果支持定向支出對平等有不利影響的結論。定向支出在統計上顯示了不平等的滯后影響。定向支出的直接影響是積極的,但統計上不顯著。在控制其他變量時,定向支出的增長會增加不平等。定向支出增長了1個百分點,不平等將增加0.09個百分點。如果增長了12%,那么不平等的變化就是1%。

調查結果還顯示,納入(滯后的)定向支出對這些工業化民主國家的不平等沒有統計意義。這可能是因為勞動力市場覆蓋率高,公共資金支出通過養老金、失業和其他福利覆蓋大部分人口。這些國家的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水平都很高,這表明每個人都受益于定向支出。總體而言,這些結果支持了本文的觀點,即對新興民主國家不平等的研究必須考慮定向支出的增加。

對于長期存在的民主國家來說,通貨膨脹和城市化會加劇不平等,經濟增長則可以減少不平等。經濟表現的改善,對新興民主國家的收入分配可能會產生積極的影響。根據庫茲涅茨曲線,新民主國家經濟發展對不平等的影響呈曲線狀。

六、結論

本文采用大樣本跨國分析的方法,試圖闡明歐洲第三波新民主國家在向民主過渡之后經濟持續不平等的原因和方式,并進一步年解釋了歐洲新民主國家無法產生收入平等的第原因。對學界而言,有以下幾點貢獻。

首先,理論和實證結果挑戰了民主會減少不平等的傳統觀點。中間選民理論的基本假設是:窮人在選舉過程中會有更多的發言權,迫使當事人重新分配資源給他們,直到實現中間收入向平均收入靠攏。然而,這一理論仍無法解釋新興民主國家的再分配政治。中間選民理論需要被完善修正。實證研究結果也挑戰了以下觀點,即從專制政權向民主政權過渡,由于增加了選舉權和獲勝聯盟,將導致更高水平的公共產品。本文也反駁了布瓦(Boix)的觀點:作為對大眾公共產品和政策的需求回應,民主帶來了更多的公共預算。模型研究結果表明,公共部門更關心為富人制定和執行政策。窮人政治的低參與度扭曲了新民主國家公共政策的制定與執行。然而,如果窮人動員起來并參與其中,情況可能有所不同。這樣一來,即使在極端不穩定的選舉環境下,也可能實現對窮人公共政策再分配的轉移。

其次,本文修正了梅爾策(Meltzer)和理查德(Richard)提出的中間選民理論,提出了中間可能選民理論。中間選民理論忽略了歷史、意識形態和公民社會組織化的利益團體與政黨之間的組織聯系,而中間可能選民理論看到了窮人低投票率、政治制度高度波動性的事實。它為認識新民主國家的再分配政治提供了一個更現實的圖景。

最后,本文的研究豐富了由基弗(Keefer)等人發起的討論,認為新民主國家的政治領導人的信譽是一個重要問題,這將促使公共政策處于從屬被利用的地位。各大政黨在選舉中缺乏有特色的政黨綱領,社會政策處于從屬地位,往往被用作爭取另一黨派選民的重要工具。政黨選民基礎日益趨同,這對公民福利和民主質量有一定影響。本文的研究結果也認為,政黨選民基礎的趨同減少了選民的福利,而分歧可以增加福利。但政黨選民基礎的趨同,增加的是有組織的公民社會團體的福利和政黨核心支持者的福利,對窮人來說卻并不如此。

總之,本文研究揭示了新民主國家出現了不平等這一令人費解的現象,并提出了新的理論來解釋這一現象。本文分析僅限于歐洲,本文的理論,特別是組織化的公民社會團體與政黨、選舉波動之間的關系,可能也適用于其他新民主國家。

 

注釋:

①新民主國家樣本中南歐國家包括希臘、葡萄牙、西班牙和土耳其。后共產主義的歐洲國家包括保加利亞、克羅地亞、捷克共和國、愛沙尼亞、匈牙利、拉脫維亞、立陶宛、波蘭、羅馬尼亞、俄羅斯、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亞和烏克蘭等國。奧地利、比利時、丹麥、芬蘭、法國、德國、冰島、愛爾蘭、意大利、盧森堡、荷蘭、挪威、瑞典、瑞士和英國都是長期的民主國家。

參考文獻:

[1]Martin C. Mc Guire & Mancur Olson,The Economics of Autocracy and Majority Rule,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Vol.34,No.3,1996,pp.72-96.

[2]David A. Lake & Matthew A. Baum,The Invisible Hand of Democracy:Political Control and the Provision of Public Services,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34,No.8,2001,pp.587-621.

[3]Frederick Solt,Economic Inequality and Democratic Political Engagement,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52,No.1,2008,pp.48-60.

[4]Christopher J. Anderson & Pablo Beramendi,Income,Inequality and Electoral Participation,in Pablo Beramendi & Christopher J. Anderson(eds.),Democracy,Inequality and Representation,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2008,pp.278-311.

[5]Vincent Mahler,Electoral Turnout and Income Redistribution by the State:A Cross-National Analysis of the Developed Democracies,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Vol.47,No.3,2008,pp.161-83.

[6]Mogens N. Pedersen,The Dynamics of European Party Systems;Changing Patterns of Electoral Volatility,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Vol.7,No.3,1979,pp.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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