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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與民生——共享發展政治學的深層邏輯

信息來源: 《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17年01期,第71-78頁  責任編輯:網絡部作者:虞崇勝 周理  發布時間:2019-02-03

【摘 要】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和因發展不平衡引發的社會問題日益突出,一個以研究民主與民生關系為中心內容的政治學分支學科——共享發展政治學悄然興起。共享發展政治學的產生適應了中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內在要求,以嶄新的理論形態豐富了傳統政治學的內涵。共享發展政治學所關注的問題千條萬緒,但核心問題是:什么是真正意義上的發展?為什么要強調全面發展?發展成果應該歸誰所有?如何保持可持續的發展?圍繞民主與民生關系問題,共享發展政治學將破解自由與平等、民主與愛國、財富與能力、參與與權利等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各種復雜關系,以其豐富的理論邏輯和實踐邏輯有力地推進政治、經濟和社會的持續發展。

【關鍵詞】民主;民生;共享發展;可持續發展

改革30多年來,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平均增長速度為9.8%,2010年達5.7萬億美元,超過日本5.4萬億美元,居世界經濟總量第二位。2015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為11萬億美元(67.67萬億元),人均GDP由1978年不足100美元到2015年的7800美元,中國成為全球一枝獨秀、發展最快的國家。

當全球各國在為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盛贊中國經濟社會取得輝煌成就的時候,也不時聽到一種并非和諧的聲音:中國的經濟發展是以犧牲政治民主作為代價的,不可能持續發展下去,而且中國發展是不平衡的,不平等不公平的現象隨著經濟發展會越來越突出。

這里實際上提出了中國經濟社會和政治發展中的核心問題,其實也是共享發展政治學的核心問題:什么是真正意義上的發展?為什么要強調全面發展?發展成果應該歸誰所有?如何保持可持續的發展?

一、自由與民主:全面發展觀的題中應有之義


自人類社會邁向現代化以來,人們都是以經濟發展即國民生產總值(GNP)增長,或個人收入提高,或工業化,或技術進步,或社會現代化等作為發展的衡量標準的。然而。這種僅僅追求經濟指標的發展觀難以科學揭示發展的復雜內涵,且使一些國家的社會發展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于是,一些以追求全面發展和長遠發展的新發展觀應運而生。在眾多的新發展觀和發展理論中,有兩個向度值得特別注意:一是以自由看待發展,二是以民主看待發展。

關于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價值目標,早在160多年前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就提出“自由人聯合體”的理論:“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的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1](P294)在這里,馬克思和恩格斯已經明確指出,每個人的自由是全體人自由的基礎和條件,而全體人的自由則是個人發展的歸宿。

世紀之交,面對人類社會發展中出現的各種問題,諾貝爾經濟學得主阿瑪蒂亞·森則明確提出“發展即擴展自由”的新觀點。他在《以自由看待發展》一書的導論中開宗明義地指出:“本書論證,發展可以看作擴展人們享有的真實自由的一個過程。聚焦于人類自由的發展觀與更狹隘的發展觀形成了鮮明的對照”。阿瑪蒂亞·森特別指出:“自由不僅是發展的首要目的,也是發展的主要手段。”[2](P7)

在自由民主理論家中,也有不少人主張以民主看待發展,認為現代民主制度的內在矛盾既是發展與民主之間的矛盾,同時也是自由和民主之間的矛盾。發展說到底是個人的發展,自由所蘊含的邏輯也是個人,因而發展也意味著競爭和排斥;而民主則意味著平等和民治,如果沒有民主支撐,發展則難以持續。于是,“精英”的理性與“大眾”的政治平等權之間就常常發生矛盾。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哈耶克的解決方案猶如墨子處理魚和熊掌的關系——發展與民主、自由和民主都是好東西,但是,當發展壓制民主時,必須保障民主;而當民主妨礙自由時,必須保障自由。

關于民主對發展的關系,阿瑪蒂亞·森也曾結合實際概括了其中的應然邏輯。他通過研究印度饑荒歷史后發現了“饑荒從來沒有發生在有效運行的民主體制中”,而多數發生在威權或專制制度下,這是因為權威主義統治者,他們自己是絕不會受到饑荒(或其他類似的經濟災難)的影響的,因而通常缺少采取及時的防范措施的動力。因此,他得出了“民主和政治權利的運作甚至能夠有助于防止饑荒或其他經濟災難”的結論。[8]

二、民主與民生:共享發展政治學的基本議題


無論是以自由看待發展,抑或是以民主看待發展,其中的深層邏輯實際上就是民主與民生的關系,即通過發展民主來促進和改善民生,通過權力的共享和權利的保障來促進發展成果的共享。正如習近平指出的:“共建才能共享,共建的過程也是共享的過程。”而所謂共建,就是“要充分發揚民主,廣泛匯聚民智,最大激發民力,形成人人參與、人人盡力、人人都有成就感的生動局面”[3]。

民生與民主關系既是參與式民主的核心問題,也是共享發展政治學的基本問題。因為真正意義上的民主都是注重實際效果的,即使一些國家按照帶有明顯意識形態特征的民主標準,建立起民主體制,也要通過促進經濟增長、滿足民生需求等方面讓人民群眾切實享受到民主的成果,徒有其表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沒有民主的民生也是不可靠和不能持久的。

當然,民主與民生的關系并非單向邏輯,民主的發展有助于民生的實現,民生的發展也有助于民主的進步。以民生促民主與以民主保民生,是一個錢幣的兩面,不應該厚此薄彼。正如林尚立指出的:“民主不論以哪一種形式表現出來,都需要相應的經濟基礎支撐,這個經濟基礎不僅要支撐每個個人,而且要支撐整個國家。不論個人,還是國家,一旦失去了應有的經濟基礎支撐,都將直接威脅民主。”[4]在任何民主國家,民生都是民主的基礎。而且,民生絕不只是傳統的吃飯、住房等問題所能涵蓋的,而是一個復雜的社會系統,它既意味著人們的物質條件的改善、社會財富的公平正義分配,還意味著權利的保障和平等的服務,從而使社會成員能夠體面而有尊嚴地生活。誠如習近平所說:“我們的人民熱愛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穩定的工作、更滿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會保障、更高水平的醫療衛生服務、更舒適的居住條件、更優美的環境,期盼著孩子們能成長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5](P4)這種民生對收入增長、公平正義和平等尊嚴等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美好價值的更高追求,也驅動和呼喚著民主的到位,從而為民主進步創造了條件。同時,民生的改善以及更公平更全面地共享發展成果,也對民主發展提出更高要求,進而呼喚和驅動著民主的發展和到位,為民主的成長提供動力。

民主與民生的互動共贏,揭示了民主與民生二者緊密相連、密不可分的內在邏輯關系。本來,民主與民生的相互促進是共享發展政治學的題中之義。民主建設中包含民生建設,民生建設中也包含民主建設,民主建設與民生建設有機互動,在推進民生建設的同時,也深刻地優化了民主建設的發展的形態和戰略。而且,民主與民生的互動共贏,也是經濟與政治結合的制度體系,在社會主義中國,民主與民生結合,既是人民民主的內在要求,也是人民民主的特色所在。借助于民主與民生的互動共贏,“共享發展政治學”的理論大廈悄然地聳立了起來。

三、民主與愛國:民主與民生關系的另一種解讀

關于民主與民生關系,長期流行著兩個頗有爭議的政治學命題:一是“越富越民主”;一是“越窮越愛國”(1)。

關于這兩個命題,西摩·馬丁·李普塞特曾作過這樣的詮釋:一個國家越富裕,它準許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多。從亞里士多德到現在,人們一直認為,只有在富裕社會,即生活在現實貧困線上的公民相對較多的社會,才能出現這樣一種局面:大批民眾理智地參與政治,培養必要的自我約束,以避免盲從不負責任煽動的呼吁。一個分化成大多數貧困民眾和少數顯貴的社會,要么導致寡頭統治(少數上層分子的獨裁統治),要么導致暴政(以民眾為基礎的獨裁統治)。后來,羅伯特·達爾將上百個國家按照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分作五級,他也發現,最窮國家當中,沒有一個民主國家;次窮國家當中,7%屬于民主國家;次富國家當中,36%屬于民主國家;最富國家當中,100%屬于民主國家。

數年后,拉里·戴蒙德重拾達爾的方法論,結果則稍有差距,他所調查的25個最富國家當中,有19個民主國家,比例為76%,25個次富國家當中,有8個民主國家,比例占32%,24個最窮國家當中,反而出現了2個民主國家。正如最富國家當中,有6個獨裁國家,堪稱例外。不過,這并不影響對民主與民生關系的分析。由此李普塞特得出結論:“一個國家越富裕,它準許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多。”當然,他強調的是“民主的可能性”,而非民主本身。并不是說,一個地區、一個國家越富裕,它就越民主,而只是說,它越可能通向民主。

無須更多的理論與數據,單憑常識與邏輯,就可以發現:一個人,如果為溫飽問題所困擾,終日含辛茹苦,風餐露宿,他還有多少精力、心思去關心政治,關心自由、民主、法治建設呢;如果不必為溫飽問題所困擾,即飽暖之后,他可能思淫欲,也可能思權利,這方面最鮮明的表現就是投票率,通常情況下,低收入群體顯然要低于高收入群體。一個人,如果一窮二白,家徒四壁,他一般不會去捍衛私有財產的神圣性,因為他并無財產可言;反之,如果家道小康,抑或富甲一方,他必然想方設法,維護自己的財產權。“經濟上的被剝奪就是心理上的被剝奪:卑屈的習慣,幾乎接觸不到信息源、缺乏語言能力。”李普塞特引用這句話后,展開了他的論述:“接受民主的準則需要豐富的經驗和個人安全感。一個人的經驗和穩定感越少,他越可能支持簡單化的政治觀點,越不可能理解與自己意見不同的人,越不可能支持寬容的基本原則,越不可能領會或容忍政治變革的漸進主義思想……”

關于“越窮越愛國”的命題,似乎存在較多爭議。表面上看,“越窮越愛國”,似乎難以成立,也難以使人接受。愛國與否,與一個人貧窮或富足有什么關系呢?有錢人就不能愛國么,中國的富豪不是最喜歡把“愛國”掛在嘴邊?但凡是人,都可以愛他的國,正如都可以不愛他的國。中國傳統文化中,比較注重宣揚窮人的愛國之舉,如“位卑未敢忘憂國”、“身無分文,心憂天下”等等,不過其著眼點在于氣節,而非經濟狀況與意識形態的關系。

但是,如果拋開道德因素,“越窮越愛國”之說也不是沒有道理。中國古語有言“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一方面,窮人對國家的依賴,正如對國家的仇恨,都可能超過富人,這一點不難理解,富人可以獨立于國家,窮人則不然,他們一無所有,只能期盼國家的拯救,如孺子之望慈母,大旱之望云霓。然而,期望愈高,失望往往愈深,最終沉積為社會怨恨,故而窮人的革命性要強于富人。另一方面,貧困塑造了窮人的政治觀。李普塞特指出,世界各地的窮人階級,對于經濟問題,大都比較激進(如支持國家的福利政策),經濟問題之外,則偏向保守。他以195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科隆研究所的一項調查為例。3000名德國人被問及:“如果存在一黨、多黨和無黨三種情況,你認為哪一種更好?”結果,對多黨制的支持,工人階級與農民顯然不如中產階級與上流社會。

“越富越民主”與“越窮越愛國”,強調的只是一種可能性,一種概率,比如教育,雖然不能使人成為好公民,但至少使人成為好公民變得比較容易。富裕,雖然不能標識一個國家就是民主,但至少能使其通往民主之路變得比較容易些。當然,既然是可能性和概率,則應允許例外發生。正如羅伯特·J.巴羅說的,民主既非經濟增長的充分條件,亦非必要條件,相比民主,法治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更大一點。

四、財富與能力:共享發展政治學的核心要件

從經濟的角度看,發展意味著財富的增長,因此,所有的政府都必須將財富的增長作為中心工作,否則很難維持自己的統治地位。

然而,依靠什么來增長財富呢?不同體制下有著千差萬別的發展方案和發展戰略。比如,貧困問題是全球性問題,也是中國在全面建成小康階段必須解決的問題。表面上看,貧困是一個財富和資源匱乏問題,但實質上則是一個可行能力缺乏的問題,可行能力關系到貧困者的生存質量和發展質量。

曾經深入研究過貧困問題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曾經說過:貧困是個社會問題,要“把貧困看作是對基本的可行能力的剝奪,而不僅僅是收入低下”[2](P15)。而所謂可行能力就是“一個人選擇有理由珍視的生活的實質自由”。這種“實質自由”在現實生活中的反映就是個人權利的實質享有,也就是說個人享有權利的多少將決定他具備可行能力的大小,即“一個人支配任何一種他希望獲得或擁有東西的能力,都取決于他在社會中的所有權和使用權的權利關系。”[6](P155)

由此可見,在一個公平的社會體系內,每個人都應該有權利獲得他所“珍視的生活”,也即獲得其本該擁有的“可行能力”。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貧困問題的出現和存在就是因為缺乏公平社會制度的保障,致使其失去某些權利所導致的。因此,貧困的表象可以有多種形式,但貧困的本質應該是個人權利及可行能力的貧困,當然,這也應該包括社會制度的貧困,因為社會制度可以是影響個人權利和可行能力大小的重要因素。

從貧困的表象來看,物質資源的匱乏是大多數貧困者的實際生活狀況。但從更深層次分析,貧困者的貧困實質是缺乏獲取物質資源的能力以及獲取這種能力的權利。在阿馬蒂亞·森看來,“有很強的理由用一個人所具有的可行能力,即一個人所擁有的、享受自己有理由珍視的那種生活的實質自由,來判斷其個人的處境”,而“貧困必須被視為基本可行能力的被剝奪”[2](P85)。這也就是說,貧困的實質就是可行能力的貧困,即達到自己所期望的生活的能力的貧困。

中國提出精準脫貧的特別意義,就是以可行能力以及權利和制度的視角去審視貧困,從貧困者致貧的根本原因著手解決貧困問題。因此,精準脫貧不再是簡單地以提高貧困者收入為出發點,而是以提高貧困者的致富能力,確保貧困者的社會權利為重心,通過調動貧困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發揮其主體作用,使其自主脫貧。可以看出,實施精準脫貧的戰略是以貧困者的自主脫貧力量為主,以社會和國家之力為輔去拔掉困擾中國貧困之根的重大戰略決策。這樣一來,精準脫貧戰略就跳出了以往扶貧工作中忽視貧困者自身能力的誤區,不再一味地以“輸血”式的扶貧策略幫助貧困者,而是代之以“造血”式的脫貧戰略轉換。它一方面通過扶持貧困者以緩解貧困現狀,另一方面則以提高貧困者的可行能力使其自主脫貧。同時,以精準脫貧戰略的視角來看待貧困,與以往的扶貧意義已經截然不同,已經將貧困視為一種能力貧困,脫貧實質上也就是能力脫貧。能力脫貧是其以貧困者可行能力是否低下的標準來判斷貧困的程度,進而根據貧困者脫貧所需的可行能力來進行相應的幫扶。

需要特別注意到的是,可行能力不只是個人稟賦問題,而是與權利和制度聯系在一起的社會系統工程。誠然,個人稟賦會導致不同的人可行能力大小不同。例如,在一個殘疾人和一個正常人之間來進行可行能力的比較,顯然正常人的優勢更大。但是“那些處在才干和能力的同一水平上、有著使用它們的同樣愿望的人,應當有同樣的成功前景,而不管他們在社會體系中的最初地位是什么”[7](P56)。于是,要保證那些處于貧困中,但擁有與非貧困者相同可行能力的人徹底走出貧困,必然要涉及權利保障機制的設定。因為可行能力實際效用的發揮必須依賴于對社會資源的運用,但社會資源的最終享有則是個人權利在起決定性作用。

進一步分析還會發現,實現脫貧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分享社會發展成果,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然而。正義問題涉及社會的價值原則和基本結構,或更準確地說,是社會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權利和義務,決定由社會合作產生的利益的劃分方式(羅爾斯)。所以,權利的分配必定依靠制度的保障,而可行能力又受權利所影響,因而不管是可行能力還是權利都要依賴于社會制度。如果說權利機制和能力機制體現的是以人為本的脫貧原則,那么,制度機制則是本著以人為本的原則來保障最終消除貧困。換句話說就是,只有制度化了的能力脫貧機制和權利脫貧機制才能使脫貧工作持續化、常態化,才能使貧困者在一個逐漸遞進的過程中徹底脫貧而不再返貧。

因此,要打好、打贏精準脫貧攻堅戰,不僅需要扶貧主體針對貧困者的致貧原因進行精準幫扶,更重要的是對導致這些致貧原因出現的社會制度進行校正,使貧困者具備“走出”和防止再次“走入”貧困的可行能力以及基本權利,進而建立健全徹底擺脫貧困的制度保障機制。

五、權利與參與:共享發展政治學的真諦

2016年7月15日,《光明日報》第2版刊載了張家港楊舍鎮依法治村的故事。其中講到楊舍鎮村民在依法治村實踐中,提高了對富裕、幸福、民主、權利的科學理解,他們用三句樸素的話概括出了共享發展政治學的真諦:其一,腦袋沒有跟著口袋富不叫富;其二,幸福沒有隨著致富來不叫幸福;其三,只有自己做主才能有獲得感。

“只有自己做主才能有獲得感”,一語道破了共享發展政治學的真諦,因為沒有民眾參與的發展不會是真實和持久的發展。然而,要真正實現“自己做主”和“有獲得感”,卻是一個相對完整的民主政治發展過程,其中最核心要件就是權利和參與,權利代表著資格,參與意味著行動,權利和參與是參與式民主的兩大支柱。

綜觀中國民主思想發展歷史,中國共產黨人對于參與式民主兩大支柱的認識,經歷了長期的演進過程,其中有可資借鑒的經驗也有應該吸取的教訓。

早在延安時期,即1945年7月,毛澤東在回答民主人士黃炎培關于如何克服歷代政權興亡的周期率時,曾經豪邁地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8](P149)

毛澤東當年所說的“人民監督政府”和“人人負責”自然是參與式民主的精核。然而,新政權建立后,如何將這種參與式民主的精核轉化為實際的政治議程,也就是如何由應然的權力轉化成為實然的權利,卻并非容易的事情。

1959年毛澤東在讀蘇聯教科書時發現:“這里講到蘇聯勞動者享受的各種權利時,沒有講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

有鑒于此,毛澤東明確提出:“總之,人民自己必須管理上層建筑,不管理上層建筑是不行的。我們不能夠把人民的權利問題,了解為國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勞動、教育、社會保險等等權利。”(1)

毛澤東當年提出的勞動者管理國家的權利,的確是經濟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基本權利。離開了這些基本權利,所謂參與式民主就是空話,人民當家做主也會落空。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生活有極大改善,但是由于社會分化迅速,貧富差距拉大,民生和民主關系問題突出地提到黨和政府的日常工作上來,甚至已經成為制約科學發展的重要問題。雖然各級黨和政府十分重視民生工作,并且為實現共同富裕付出極大的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在實施了多項民生工程和民富工程后,并沒有能夠從根本上改變普通民眾的相對貧困和相對弱勢的地位,所謂共同富裕依然是一個有待實現的愿景。

何以會出現這樣的結果呢?仔細分析發現,這既與過分注重GDP的經濟發展方式有關,也與我們在解決民生問題和民富問題指導思想上的偏差有關。只要是堅持“唯GDP”的經濟增長方式,民生和民富問題就必然被GDP壓力所擠壓;只要堅持為民生而民生為民富而民富的指導思想,民生和民富問題也是不可能得到真正解決的。其實,民生和民富的主體是“民”,從根本上來說,民生和民富問題是民眾自己的事情。中國當前民生和民富問題解決得不夠好的根本原因,恐怕還在于民眾在權利方面的弱勢地位、在尊嚴方面的被損對象,也就是說他們還沒有完全成為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主人。

因此,要從根本上解決民生和民富問題,必須充分認識到權利是實現民生和民富的前提和保障,黨和政府在工作中必須更加重視切實保障民眾權利;同時,積極發展參與式民主,讓人民大眾在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實踐中,理解民主,學會民主,發展民主。

當然,中國參與式民主之所以發展得不夠好,除了認識上的偏頗之外,還在于缺乏有效的公民權利保障機制。因此,在中國發展參與式民主的重點應該放在公民權利保障機制上。

權利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權利是人之為人的一種資格。早在20世紀初,梁啟超就曾經指出:人之為人有兩大要件,一曰生命,二曰權利,二者缺一,實乃非人。生命是人的自然屬性,沒有生命,人的生物機體不能存在;權利是人的社會屬性,沒有權利,人的社會機體不能存在。因此,必須強調權利對于人的生存來說具有如同生命一樣的重要價值,基本權利得不到保障,所謂民生和民富都是空話。既如此,權利保障就顯得十分重要。

要保障權利,首先必須確立不同社會主體權利平等原則。權利天然地要求平等與正義,要求人們能夠共享改革開放的成果。因此,權利保障的前提是權利平等,沒有任何特設的高人一等的特權。

然而,中國在實現市場化改革的過程中,由于權利平等原則貫徹不力和長期實行雙軌制或多軌制,致使實行市場化的企業與普通勞動者往往成為被歧視對象。具體而言,對企業的身份歧視體現在行業準入、稅收優惠等方面;對普通勞動者身份歧視體現在薪酬、社會保障、養老保險等方面。比如,同為社會主義勞動者和建設者,在養老保險方面卻被分為黨政機關人員、事業單位和企業等不同類型,且養老保險額度有較大的差別。這些帶有某種歧視性的不平等現象,不僅直接導致公民權利的不平等,而且帶有明顯權利歧視和身份歧視,理所當然遭到有關人員的抵制,但從中也折射出確立權利平等原則是何等的重要!

要保障權利,關鍵的是必須建立和健全制約權力的機制。權力和權利是國家政治力量構成的兩個方面。在正常條件下,一國的權力和權利總量是恒定的,良好的政治格局具體表現在權力和權利的相對平衡。但是,權力具有天然擴張的趨勢,而任何權力的擴張都是對權利的侵害,意味著權利的相對縮小。因此,如何保持權利和權力的相對平衡,是保持政治和社會穩定的必要前提,也是保障公民權利的體制保證。而要保持權利與權力的平衡,關鍵在于建立和健全權力制約機制。以前人們以為權力制約機制就是“以權力制約權力”。其實,這是片面的,真正的權力制約機制是一個完整體系,包括權力制約權力機制和權利制約權力機制(或稱社會制約權力機制)。權利制約權力機制,其實就是參與式民主的實現機制。為什么要參與?如何參與?說到底就是以權利制約權力過程。所謂權利制約權力機制(即社會制約權力機制),是就社會(公民)與國家權力關系而言的。它主要是解決國家權力的來源和歸宿問題。

權利制約權力機制是民主國家整個權力制約機制的基礎,通常由社會決定機制、社會參與機制、社會自治機制和社會議政機制構成。

社會決定機制,解決的是國家權力的來源問題。根據社會決定國家的原理,社會主義國家權力制約機制,首先就必須在客體和主體兩個方面確立社會對國家權力的決定關系。在客體方面,必須明確,是社會決定國家,即經濟關系決定政治關系。在主體方面,必須清楚,是社會公民決定國家官吏,即人民是國家和社會的主人,國家官吏是社會的公仆。因此,社會決定機制從權力來源上確立了社會公民的主體地位。

社會參與機制,解決的是國家權力產生的途徑問題。社會參與機制的形成是民主政治的根本標志,其實質是解決公民權利與國家權力的直接統一問題,從而保證公民權利的實現。社會參與機制有兩個基本要求:其一,社會中的任何公民都有權利參與國家的政治管理和國家權力機構,在這個意義上,社會參與是指公民掌握和運用國家權力的過程;其二,社會中的任何公民要想參與國家政治管理和國家權力機構,必須得到社會大多數人的同意和委托。在這個意義上,社會參與是指公民選擇和決定國家權力構成的過程。社會參與可以根據情況采取直接參與和間接參與兩種形式。

社會自治機制,解決的是公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問題。表面上看,社會自治機制并不對國家權力進行直接制約,但是正是通過各種自治形式使廣大公民不僅直接行使了當家做主的權利,而且培養了當家做主的意識,這就在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之間劃出了各自的邊界,對國家權力形成了一種無形而有效的邊際約束。這正是建立社會自治機制的重大意義所在。

社會議政機制,解決的是公民監督國家權力問題。社會議政機制是一種直接的民主形式,具有形式的多樣性、參與的廣泛性、表達的直接性等特點。社會議政機制要求在憲法和法律的指引下,廣大社會成員以多種形式和渠道,直接了解和議論國家的政治事務,并對國家政治行為發表自己的意見和建議。與此相適應,國家法律必須切實保障社會成員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使每個公民得以直接與國家對話。這樣,社會議政機制就不僅能夠滿足人民群眾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的要求,而且能夠使國家政治生活與經濟生活一樣成為人民現實生活的重要內容,改變長期以來國家政治生活對于普通民眾來說所表現出的“彼岸性”。

總之,要充分保障公民權利,必須確立權利平等原則和建立健全權力制約機制。一旦公民權利得到保障,廣大民眾的主體性就會彰顯出來,其積極性和創造性就會迸發出來,進而就會自主地去創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如此,所謂民生和民富的問題也就會迎刃而解。當下的中國,缺少的不是民眾解決民生和民富問題的積極性,所缺的是切實保障公民權利、激發民眾自主地去解決民生和民富問題的體制和機制。這就要求黨和政府擺正民主與民生關系,在實際工作中及時地從注重GDP而轉換到切實保障民眾權利上來,這也正是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中的核心問題。

值得欣慰的是,正是基于對上述經濟和政治發展中各種復雜關系的深刻把握,特別是對民主與民生關系的準確把握,中國執政黨縱覽國際國內風云,及時提出了新的科學發展觀,強調發展的目的是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需要,要讓全體人民共享發展的成果,堅持“以自由看待發展,以民主看待發展”的全面發展觀和“以民生促民主,以民主保民生”的發展路徑,大大地提升了社會主義制度的理論境界和道德境界,實現了對社會主義發展規律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認識上的重要飛躍。而所有這些,正是共享發展政治學的理論邏輯和實踐邏輯。

當然,共享發展政治學作為政治學的新興分支學科,雖然適應了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反映了中國和人類社會發展共同走向,但是,如同任何新生事物一樣,“其始也簡,其畢也鉅”(1),需要不同學科同仁理論聯系實際做出長期的探索和研究。但是,共享發展政治學的深遠意義和發展前景則是顯而易見的,誠愿一切學界有識之士投身進來共襄這一新學科的誕生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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