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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族政治學的發展與話語體系構建

信息來源: 《探索》2018年01期,第59-64頁  責任編輯:網絡部作者:青覺  發布時間:2019-02-03

【摘 要】經過近30年的發展,中國民族政治學在學科體系建設、基礎理論研究、研究方法體系建設以及服務中國民族政治發展上成績斐然,形成了一個身份獨特的學科。然而,在新興學科建設、中國學派理論建設、研究方法規范和理論聯系實際等方面仍存在較為明顯的不足。面對新時代提出的新要求,中國民族政治學在實現主體發展的同時,要突出自身話語體系的構建。具體而言,需要深化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體系,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民族政治理論;以中國民族問題為導向,形成混合式的研究方法體系;充分實現學科的社會價值,講好中國民族政治發展故事。

【關鍵詞】民族政治學;學科發展;學術與治術;話語體系;問題導向



政治學是一門古老的學科,主要研究政治現象和政治行為。近代中國政治學于1898年產生于京師大學堂,僅比現代政治學的發源地美國晚了十幾年。可惜1952年全國高等學校院系調整時,將政治學視為資產階級偽科學而取消。直到1979年鄧小平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提出“政治學、法學、社會學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們過去多年忽視了,現在需要趕快補課”,政治學才獲得新生。作為政治學分支學科的民族政治學產生于20世紀90年代。經過多年的發展,中國民族政治學在民族國家理論、民族政治發展、民族政治文化、民族政治參與、民族政治關系和少數民族權利等研究領域成果豐碩,建立了較為完整的學科體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民族大學、南開大學、云南大學等多個機構培養了一批民族政治學人才,為多民族國家的統一、穩定、團結和發展提供了理論和智力支持。然而,隨著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向縱深推進,我國的政治、經濟、社會、生態發生深刻變化,所面臨的國際形勢瞬息萬變,對民族政治學提出了新的要求。這就需要民族政治學人根據中國民族政治實踐,實現中國民族政治學研究的轉向,即在實現主體發展的基礎上,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民族政治學話語體系。


1.中國民族政治學的學術與治術

從學科發展史的角度來看,民族政治學形成了學術和治術兩條主線。前者是關于中國民族問題的政治理論思考以及中國政治研究中的民族議題探索;后者是革命實踐和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關于解決中國民族問題的經驗總結。依據這兩條線索,從學科發生學的角度可將其發展分為1840—1949年、1949—2007年、2008至今三個階段。

1.1民族覺醒與民族解放時期(1840—1949年)

鴉片戰爭打開了中國國門,一些開明士大夫開啟了挽救民族危機的道路,在“師夷長技以制夷”的道路上翻譯了一批關于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論著,如嚴復翻譯的《天演論》《原富》《法意》等。這些關于西方的介紹性譯著客觀上推動了部分開明人士民族意識的覺醒。隨著民族危亡程度的加深,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維新派發現僅學習西方技藝難以奏效,主張學習西方政體,倡導“平滿漢之界”。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主張“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以推翻封建帝制,后來提倡“五族共和”。隨后孫中山發現中國的民族不止五種后,又提倡“中國各民族自求解放,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1939年顧頡剛提出“中華民族是一個”,認為漢、滿、蒙、回、藏“五族之說”實乃中國人作繭自縛。

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實踐中逐漸形成了一套關于民族獨立和解放的科學理論。黨以實事求是的精神,探索出了適合中國國情的民族解放和自治道路。僅舉幾個方面說明:一是建立地方民族自治政府,探索各民族團結之路,并及時總結經驗予以推廣;二是制定和出臺各種民族政策,以指導各民族解放和保障各民族平等權利,如毛澤東在《論新階段》中提出“允許蒙、回、藏、苗、瑤、夷、彝、番各民族與漢族有平等的權利,在共同抗日的原則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務之權,同時與漢族聯合建立統一的國家”;三是注重培養各民族革命骨干,以領導各民族解放,如培養成功領導內蒙古地區革命運動的烏蘭夫等。

可見,這一時期關于民族獨立和解放的思想與實踐相互交織在一起,一是以學術理論指導民族政治實踐(如晚清仁人志士的活動);二是以實踐經驗來豐富民族政治理論(如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民族區域自治理論的形成)。然而,這一時期民族國家獨立目標的實現,只是拉開了民族整合和治理的帷幕。

1.2民族國家構建與發展時期(1949—2007年)

新中國的成立標志著我國民族國家的獨立,但經過百年屈辱的中國百廢待興,多民族國家構建與整合的目標尚未完成。如何將各民族整合于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內是黨和政府面臨的重要課題:一方面是各民族社會發展極不平衡,如當時的藏族處在封建農奴社會,傣族和大小涼山的彝族還是奴隸制度,甚至一些邊疆民族地區處在原始社會末期;另一方面是少數民族名目繁多,到底中國有多少個少數民族誰也說不清。面對此種情況,黨和政府以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和政治思想為指導,構建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和制定民族優惠政策,充分保障各個民族的基本權利,實現民族的平等發展。與此同時,一大批優秀的民族政治研究成果也相伴而生。這從道路選擇、制度建立、政策實踐三個方面得以顯現。

其一,道路選擇上的治術與學術。中國共產黨在實踐中摒棄了蘇聯的聯邦制,選擇了單一制下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這一獨特的社會主義民主模式。說它獨特是因為它是一種政治與經濟因素、民族與區域因素以及中央集權與地方自治有效結合的人民民主模式。一方面通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政治協商制度來確保各族人民在國家政治生活中主人翁的地位;另一方面又通過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來保障各民族當家作主的權利,并通過制定民族區域自治法來維護各民族平等的權利。針對這些現實問題,民族政治學界圍繞“多元一體”“國家認同”“民族國家構建”等議題形成了豐富的研究成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費孝通先生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理論。

其二,制度建立與發展中的治術與學術。民族區域自治制度與其他政治制度一樣,是嵌入一定經濟、社會和文化之中的,有一個不斷完善的過程。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政府堅持群眾路線,以人民群眾之所需為出發點,調整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這一點從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在國家法律中的地位便可知,在1954年憲法、1982年憲法中稱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為國家的正確道路,而2001年《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的決定》中明確指出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國家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2007年黨的十七大確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為國家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這一時期,民族政治學界圍繞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研究成果頗豐。

其三,政策實踐中的治術與學術。新中國成立后,為保障各個民族的共同發展,國家頒布和實施了一系列民族優惠政策,如統收統支的財政政策、重點傾斜的生產力布局政策、補貼的民族貿易政策等。此外國家還以法律的形式規定各少數民族宗教信仰自由、雙語教育、扶貧政策、民族發展政策等,并適時提出西部大開發、興邊富民、對口支持等政策,實踐證明這些政策在促進各民族發展方面作用突出。圍繞著政策制定的民主化、科學化及其政策績效,民族政治學人及時總結經驗,并將其理論化。總的來說,這一時期學術與治術中的民族理論與民族政治實踐是相得益彰的,是一種良性互動的關系。

1.3民族國家全面發展與崛起時期(2008年至今)

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作為一項基本政治制度,在民族國家發展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民族事務的發展并非一帆風順,2008年拉薩“3·14”事件與2009年烏魯木齊“7·5”事件使政界和學界出現質疑或反思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和黨的民族政策的不同聲音,民族地區的治理也出現新情況、新問題。在治術方面體現為如何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和“一帶一路”建設等指引下實現民族地區的扶貧攻堅、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以及民族事務治理的現代化。在學術方面主要體現為對新出現的民族問題認知以及要不要堅持黨的民族政策的爭論。針對這些問題,主要有兩種觀點:一種認為中國民族問題是一個偽命題,因為民族問題是社會問題的一部分,無特殊性可言,主張廢除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另一種認為中國民族問題已經岌岌可危,政治色彩濃厚,甚至到了威脅民族團結、穩定的危險境地,主張調整現有民族政策,民族問題應該“去政治化”。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之后,此種爭論方才在一定程度上休止。然而,在新形勢下出現新的民族現象、民族問題仍需要民族政治學人去認知和探討,實現學術與治術研究的相得益彰。就目前民族政治學的發展來看,仍存在一些問題。

2.中國民族政治學發展存在的問題

事物的運動性決定了事物發展中矛盾存在的普遍性,中國民族政治學也概莫能外。作為政治學的分支學科,民族政治學既存在政治學發展中的普遍性問題,也存在自身發展的特殊問題。

2.1學科體系仍有待完善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政治學與經濟學、社會學、民族學、心理學和傳播學等學科實現了交叉融合,相伴而生的是一批交叉學科。這些新興學科在拓寬政治學研究視野的同時,也存在學理性知識創新不足、缺乏現實關懷、方法論的匱乏等問題。如梁瑩在對政治人類學、政治人口學、民族政治學、政治心理學、政治傳播學、政治地理學與生物政治學這七個發展中的新興政治學交叉學科進行研究,發現當前這些新興交叉學科存在研究方法欠缺,專業人才培養與發展缺乏等問題。“從學科邊界劃分的角度看,中國政治學研究存在‘分化不夠’和‘融合不足’的問題。前者是指政治學一些次領域沒有得到充分的發展,后者是指政治學與其他學科的跨學科研究以及政治學內部各次領域的學術對話依然不夠充分。”民族政治學同樣存在上述問題,比如學科融合的問題上,民族政治學到底是采用政治學的學科架構,還是走民族學發展的路徑,一直懸而未決。

2.2本土化理論少且不成體系

自20世紀80年代我國政治學恢復以來,為了補課大量引進西方的政治理論。這一方面有利于我們跟上世界政治學的發展步伐,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許多人對西方政治理論的盲從。甚至有一些學者不顧文化背景、歷史傳統和價值觀念的差異,對西方政治學流派和思潮倍加推崇,以其來衡量、審視中國政治和政治學的發展。2000年在美國馬里蘭大學舉辦的一次中國海外學者政治學論壇上曾有人指出:“為什么用西方的理論范式來研究中國,中國總是錯的?”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西方政治學的理論和研究范式“價值難以也不會中立”。長此以往,勢必造成中國政治學自身理論的匱乏,對我國政治實踐解釋乏力。如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中國獨特的政治體制和獨有的發展模式一度成為世界焦點,但如何闡述、解釋這一模式,理論界一片漠然。同樣,民族政治學也存在理論單一的問題,民族政治學作為一個交叉學科,學者們多強調用政治學的理論與范式來研究。但就目前的研究成果來看,政治學理論應用較少,多為民族身份、民族認同、多元文化主義等社會學、人類學或民族學研究的理論。

2.3研究方法規范性不足

中國政治學研究方法經歷了“初步介紹”“系統引進”和“應用與提高”三個階段,整體上完成了研究方法體系的構建。但在規范研究偏重而經驗研究不足的情況下,研究的不規范現象仍較為突出,具體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規范研究問題意識不明確、文獻引用不準確、文獻評論不規范;二是經驗研究不注重規范,如資料獲取途徑單一、分析方法單一、資料與問題結論不相關;三是未能走出簡單思辨性的傳統研究模式,對于“實然”研究方法、動態研究方法和定量研究方法關注較少。此外,在研究體系劃分標準、研究模式的項目設置、研究過程的邏輯論證等方面,政治學研究方法也存在有待完善的地方。筆者曾分析中國知網3000多篇與民族政治議題有關的期刊文章,詳細分析其中800篇文獻后發現,民族政治學研究仍存在概念不清晰、可操作性差以及研究對象界限不明確、因果分析欠缺、結論普遍性不足等問題。

2.4理論聯系實際有待加強

理論聯系實際是我國民族政治學研究的傳統,但近些年來似乎有丟棄之嫌。一是忽略民族政治學研究的與時俱進性,僵化地以馬克思主義原著或某些具體結論來隨意地裁判政治實踐;二是生搬硬套地應用西方政治理論,忽略其產生的背景、根源以及中國的歷史和文化特性;三是民族政治學研究缺乏長遠謀略,跟不上國家政治發展的步伐,僅停留在對政治實踐的注釋上。正如張友漁、趙寶煦、王惠巖等老一輩政治學家所言,政治學的發展應始終服務于社會主義建設,而這一點民族政治學人做得尚不夠。有些學者缺乏制度自信,輕言改變民族政治制度結構和廢除民族政策的主張,如第二代民族政策、民族問題“去政治化”等觀點。另外,民族政治學的研究滯后于形勢發展的需要,缺乏前瞻性的成果。

2.5學術的國際交流欠缺

隨著全球化的推進和中國的崛起,中國民族問題越來越受國際社會關注。國際性主流媒體和一些國外學者對中國民族問題關注較多,但目前民族政治學者與國際的學術交流較少。如新疆“7·5”事件之后,國外學者一時間興起了各種歪理邪說:一些西方學者認為“7·5”事件是儒家文明和伊斯蘭文明沖突的結果,是儒家文化同化伊斯蘭文化和伊斯蘭排外主義的共同使然。然而,國內民族政治學界與這些錯誤觀點對話的成果寥寥無幾,對之加以駁斥更是鳳毛麟角。這些不足和滯后,需要中國民族政治學人轉變思路,砥礪前行。正所謂“窮則思,思則變,變則通,通則達”,不要只做西方理論的“消費者”,要成為理論的“生產者”。因此,要立足中國的歷史、傳統與現實,構建本土化的民族政治學話語體系。

3中國民族政治學話語體系的構建

隨著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向縱深推進,我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發生深刻變化,所面臨的國際形勢瞬息萬變,民族政治學的研究環境也發生深刻變化。對這些新問題和新現象的研究需要更為豐富的理論體系和研究方法來支撐。實現這一轉變,要處理好傳統與現代、國內與國外以及理論與現實的幾個關系。

3.1中國民族政治事務發展邏輯的理論化

中國民族政治的主要研究對象是中國的民族政治事務。從現實來看,各民族關系總體是團結、穩定的,這背后與我們實行的民族平等、團結和發展的政策有關。對此,民族政治學人要不斷總結經驗將其理論化,形成自身的學科話語體系。一方面,要深化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體系,建立中國特色民族政治理論。如上文所述,中國共產黨探索出了多民族國家構建和治理的道路,一路走來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中國特色的民族理論。比如關于民族平等、團結和發展的理論,關于民族統一戰線的理論,關于各種民族優惠政策的理論等,這些理論需要進一步的深化和升華,上升為人類民族社會發展的一般理論。

另一方面,挖掘我國有關民族政治的思想根源和傳統。從路徑依賴和文化主義的視角來看,現實的民族思想和民族關系與民族歷史傳統有關。民族政治學人要挖掘歷代中央政權治理民族政治事務的制度,形成中國民族政治制度史系列;挖掘古代民族政治的思想,如儒、墨、道、法等的族類思想以及歷代“華夷”之辯證思想、“天下觀”等,形成中國民族政治思想史系列。在比較視野下深化當前民族事務治理的制度模式。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我國在民族事務治理方面的獨特模式,實踐已證明其在維護少數民族當家作主,增強各民族吸引力、凝聚力上的作用。這需要我們從權力授予與權利保障,程序民主與實質民主,民族治理現代化與民族主義的辯證統一關系等方面予以理論化,給世界多民族國家治理以啟迪。

3.2建立以問題為導向的混合式研究方法體系

理論的深化與提煉需要方法這一研究工具的支撐。中國民族政治學一直以來在秉持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方法,但在一些新現象和新問題面前也要綜合借鑒、吸收其他有益的研究方法。

其一,完善馬克思主義研究方法體系。以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為統領,同時發揮歷史分析法、利益分析法、調查研究和試驗研究方法的作用。首先,以唯物辯證法來看民族問題是長期存在的,因為民族只有在階級消亡、國家消亡之后才會消亡。其次,歷史分析方法告知我們對于民族問題的研究要將其放入一定的歷史情境去考察,才能清楚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民族政策是歷史的產物,不是黨和政府的主觀想象。再次,注重馬克思主義利益分析法在民族政治研究中的作用,從了解各民族的需求和利益得失出發,方能由表及里抓住民族問題的實質。復次,進一步發揮中國特色的調查研究和試點研究方法。“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和“試點研究方法”一直被秉持和傳承,民族政治研究更需要進一步發揮其當代價值。

其二,規范定性研究方法。在民族政治學研究中可采用案例分析、過程追蹤和比較分析等方法。在一類事件中選取一個或多個案例作為研究對象,通過分析以獲取共有知識或發展某一理論。這在構建和發展理論上具有概念有效性高、新假設孕育程序性強、測試案例因果機制的價值性強、闡釋復發因果關系的能力強等優勢。同樣,通過追尋案例分析因果鏈條中的節點,找尋是何種原因導致因變量結果變化過程的追蹤研究。通過過程追蹤發現分析中出現不同結果的原因,能找到根源。還可采用社會學中的一般模式和概念來分析歷史中因果規律的宏觀研究,通過求同和求異兩種方法來實現:求同法通過強調事件的不同偶然性因素來尋求因果的相似性;求異法通過強調事件發生的原因、過程的相似來尋求因果的差異性。比較分析主要包括政治理論和方法的比較、政治制度的比較、政治行為的比較以及國別和地區政治的比較等內容。

其三,借鑒定量研究方法。定量研究是西方民族政治學研究的主流,在民族沖突、民族政治經濟、民族政治參與以及民族與民主穩定的關系等研究方面成績斐然。在具體研究設計中應注意概念的定義和測量:概念的定義要遵循具體性和多樣性的原則,概念必須能夠反映可被測量對象的特點,能夠明確此概念的測量范圍、研究的單元以及測量的方式。提出解釋和形成假設:一個好的研究問題的解釋需得到實證數據的檢驗,能夠形成假設,即關于原因和結果的經驗關系的陳述。研究設計:基于研究問題的假設形成之后,通過一套行之有效的研究設計對假設進行驗證。檢驗變量和關系的測量:通過研究設計可獲得具有顯著性和代表性的數據,對于變量間的關聯度,常采用描述性統計和推論統計的分析。理解結果:通過關聯度的測量可獲得自變量和因變量間的關聯度,利用回歸分析、邏輯思分析等分析模型,能夠進一步得知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從而檢驗假設是否成立,進而推出研究結論。總之,民族政治學研究方法體系的構建要以馬克思主義傳統的研究方法為根本,然后吸取西方定性與定量研究之精華。

3.3講好中國民族故事,實現社會價值

理論和方法體系的完善與發展要始終以服務社會主義建設為目的。既要能夠為國家民族事業發展提供理論和智力支持,也要緊跟形勢。“四個全面”“一帶一路”“中國崛起”等體現在民族事務上,便是民族地區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精準扶貧、民族事務治理現代化、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建設、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城市少數民族工作、差別性權利和身份認同等議題。圍繞這些議題充分發揮民族政治學人的能動性,在理論、政策和實踐中檢驗理論,完善政策。當然,研究不能閉門造車,要善于與外界交流:一方面利用少數民族語言的優勢,加強與相應語言國家的合作與交流,拓展民族政治研究視野;另一方面培養一批具有語言優勢的研究隊伍,開展與西方學者的對話,以中國的民族政治思想與實踐經驗,在國際社會上講好中國民族故事。

總之,中國發展的形式與民族政治學中存在的問題呼吁民族政治學研究的轉型。如何轉型,需要民族政治學人把握好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大局,深化馬克思主義民族政治研究的理論體系。與此同時,學習、借鑒和吸收西方民族政治學研究的方法,結合中國傳統多元一體的民族政治文化,構建中國民族政治學的話語體系,在國際社會上講好中國民族故事。

4.結語

中國民族政治學經過近30年的發展,在學科體系建設、理論構建、研究方法體系建設和服務社會主義建設上取得顯著成績。然而,在新形勢下需要繼續以求變的姿態砥礪前行。在目前來看最為重要的是要服務好“兩個一百年”和“中國夢”的大局,積極構建中國民族政治學話語體系,為中國政治發展、中國民族事業發展以及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奠定話語權。總之,中國民族政治學的發展與話語體系構建并非一蹴而就,是一項艱巨而長遠的系統工程。民族政治學人應當根據中國的民族政治實踐,實現中國民族政治學研究的轉向,以中國民族問題為導向構建和規范混合式的研究方法,在國際社會中講好中國民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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