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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協力履行環境行政任務的正當性及其適用型態

信息來源: 《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18年第11期  責任編輯:網絡部作者:周海華  發布時間:2019-05-02

[提要]公私部門協力關系的建立為資源整合管理與滿足民眾需求提供了一個管道。然而,公私協力完成行政任務,將意味著國家提供環境質量等公共給付的主體與方式有所改變; 為避免因私部門的介入而導致國家控制力下降,致使公私利益沖突、公益受侵害之虞,公私協力部門除了要彼此有平等互惠、風險共存、責任分擔的目標認同外,更應構筑符合正當性和效率性的協力履行環境任務的法定型態及制度。

[關鍵詞]公私協力; 公共行政; 行政助手; 專家參與; 自主管制

面對越來越復雜的環境治理情勢,行政機關在行政過程中“借力”完成行政目標已經成為普遍現象。同時,現代行政國家為彌補科層制行政機關人手或設備的不足,充分利用私人的專業知識、創造性、技術和設施,國家經常將行政任務委托給私人實施,形成公私協力伙伴關系。“行政對內必須講求協調、溝通與協助,對外則應力求其決定為人民所接受。在一個民主、多元、現代( 專業化) 的社會中,行政部門于個案裁決或政策擬定時,須加強與人民之間的溝通與協調。”[1]( P.21)

協力行政通過更廣泛的社會參與達成行政任務,履行資源整合管理、實現滿足民眾需要的基本目的。這一新型行政理念日益為現代行政法治模式所接受。當然,具有綜合行政特點的環境行政比其他管制行政更需要建立行政權的正當性基礎,公私協力環境行政法制的完善將對正當性基礎起到重要的作用。

一、公共行政對公私協力理念之闡釋

國家行政機構依法管理社會公共事務的有效活動被稱之為公共行政,其包含著“誰在管理、如何管理、管理什么”這三個方面的含義。作為一種活動,公共行政必須依法舉行,而且必須是有效地予以實現。有效包含兩層含義,即有效性和效率。

當然,公共行政管理的有效性和效率的實現離不開行政法的發展。目前,政府職能逐漸擴大的一個主要標志就是其政治職能中保持社會穩定的調節職能日趨明顯,主要表現在政府通過與各種利益集團、各種社會力量之間的妥協來達到平衡等方面。為確保公共行政管理活動的順利進行,多數國家在行政改革中通過宏觀協調,將一部分職能交還給社會,由社會組織替代政府進行直接管理,實現社會職能社會化。這成為當代政府公共行政職能發展新趨向,公私部門的合作關系也在這一背景之下展開。“公私協力作為一種新治理模式在當代中國的興起,不僅是一場意義深遠的公共行政改革運動,而且更是契合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本質。”[2]公私協力行政是近年來政府尋求提升治理能力、改善治理效果的主流思維,其概念并不局限于公私雙方合作產出,形成對價與利益結合的互利關系; 公私協力更強調的是“公私部門基于相互認同的目標,而在不同行動者之間形成的動態關系”[3]。雖然目前公共行政領域學者對于公私協力尚未形成統一的定義,但基本的核心內涵趨于一致。具言之,在公共行政視野之下,公私協力理念涵蓋以下核心要素:

其一,“合作參與”代替“競爭控制”。從廣義角度而言,公私協力是指所有公部門與私部門間動態的相互合作過程。其體現著政府、企業、非營利組織以及部分積極市民在追求現實社會利益需求過程中,彼此共同合作與分享各自所擁有資源的核心內涵。從政府與民眾的關系出發,其關注焦點與應用范圍則專注在建立一個三邊關系,即市民團體、政府及開發業者共同構成此種關系主體,而互相發揮其影響力。概括而言,公私協力是指公部門與私部門兩者間尋求最適合的治理網絡關系,以“合作與參與”代替“競爭與控制”,以增進公民附加價值為主要導向,互動模式轉為利害關系人與公民、使用者及專業管理者共同參與設計服務需求回饋機制的雙向互動模式

其二,公私協力關系中參與主體的地位是平等的。公私部門互動過程中,協作主體在決策過程中均基于平等的地位,有著相同的決策權,即公私協力雙方系位居于平等之地位。“平等”是指雙方在自己的權限范圍內有著主控權,并得自由參與而非被迫強制加入,權限范圍以及責任的劃分則依據合作的具體型態而定。如果不具備平等的條件,私部門則享有是否進入協作伙伴關系的選擇自由。具體而言,公私協力系政府部門與私部門以信任為基礎,藉由雙方資源的交流以達到公共利益的實現,且經由雙方契約的訂定確立彼此的權責以實現公共服務責任的過程。

其三,互利共贏是公私協力的目標。公共行政所涉領域眾多,協力行政也必須要因應各行各業的專業性與復雜性。一方面,政府無法負擔過于龐大的人力資源成本,因此在協力行政中政府實際上沒有能力對私部門完全強制控制; 另一方面,政府對于公私協力所完成之公共事務有擔保責任,如果放任完全的市場競爭,對于公共物品提供的質量則無法確保,且恐有無法完全履行公共行政給付任務之虞。因此,公私協力的具體型態不包括政府強制控制以及完全的市場競爭兩種極端的情形。公部門在公私協力中基于履行行政任務及實現公益的目標認同,位居開放性、指導性或引導性的地位來促成公私部門協同完成特定事務,這對雙方利益實現是有好處的。換言之,公私協力履行行政任務時由公部門引導方向以實現公共責任,私部門以速度配合而獲得利潤; 公私協力部門以合作策略的鏈條相系,在法規、民意等制約下,為共同的社會目標及福祉努力。

二、協力履行環境行政任務的目標指向: 實現公共利益

如前所述,公共行政之公私協力即是指公私雙方基于平等互惠、風險共存、責任分擔的狀態,由公部門引導私部門以合作參與共同履行任務,實現公共福利的型態與過程的統一。國家承擔其擔保責任的前提是明確公私協力履行公共行政任務的目標指向,并通過制度確保這一目標順利實現。政府生產公共物品并不是為滿足生活共同體內不同法律主體個別利益所加之總和,而是將生活共同體視為一個整體,超越個別利益而取向于滿足整體生活共同體的一般性利益,使國家確保個人與團體易于充分實現自我的社會整體條件,并將其稱之為公共利益。學理上通常將與實現公益目標相符的活動領域稱為公共任務,并且認為但凡關乎公眾或實現存有利益之事物與公眾有關都可將其稱為公共任務。公共利益的實現需要全社會所有法律主體的共同努力,故實現公益之公共任務的履行不應局限于國家,也 可以由私人履行。

在立法者創設行政任務時,該行政任務的履行方式除交由行政部門外,亦可將行政任務交由行政部門與私部門以競爭或合作的方式完成。換言之,立法者通過創設行政任務亦形塑了行政部門與私部門的行動空間。“公私合作模式( PPP)使得國家責任發生了重大轉變,國家不再承擔公共任務的執行責任,轉而承擔國家擔保責任。國家擔保責任的擔保內容表現為國家對民間機構順利進行公平競爭予以擔保的義務,以及對公眾持續獲得高品質、便宜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予以擔保的義務。”[4]環境行政乃國家行政之一種,是具有環境管理權的公權力機關依照法律,運用公權力將各項環境法律制度或措施適用于具體環境保護領域并對外產生法律后果的行為。從環境與資源保護管理的實踐看,幾乎所有向環境排污的行為和開發利用自然資源的行為都是受到政府直接干預或間接誘導的。因此西方學者認為這是國家對環境保護享有獨占權的體現。

然而,科技關聯性和利益沖突性這兩大環境行政的特點對環境決策既有利,又有弊。科技關聯性特征所帶來的問題是環境決策風險的提高;而利益沖突性特征所要求的是在不同利益( 如: 代內利益沖突、代際利益平衡和國際利益) 影響中靈活地處理沖突中微妙的社會利益關系而不會出現獨斷專行或無能為力。為保障憲法基本權利的實現,政府自己所為的環境保護行為除了主要針對顯著的環境危害或危險,以及由此造成對公眾環境侵害后果的行為加以防衛和抵抗,以確保公眾賴以生存的最低環境品質; 還負有自己不污染和破壞本國和管轄范圍以外的環境的義務、法律行為上的不作為和監控義務( 即不得以經濟發展為借口放寬環境法確立的許可條件和對環境標準的嚴格適用) 以及對有利于環境保護行為的給付義務。國家對環境保護的獨占權并不意味著所有行為都必須由政府為之,有時政府還必須通過間接的作為來排除環境污染或自然破壞的影響。

在環境行政中,公私協力履行行政任務亦有相應的法源依據以及遵循法律保留原則、法的明確性原則及信賴利益原則等依法行政的本質要求。因而,公私協力履行環境任務不僅有利于環境主體利益的實現,促進環境管理公共參與的法治化,更有助于推進公共環境行政民主化。但是,由于環境行政對外部具有拘束力,不法或不當的環境行政行為可能引起公眾環境權益受損。因此,為使得公私協力順利實現其資源整合管理和滿足公眾所需利益的本質追求,有必要在履行環境行政任務時作如下法律考量

三、環境行政任務移至協力履行應考量之觀點: 正當性與效率性

環境行政任務因其實現公益性的取向本應由國家自行完成,若移轉至私部門來履行時,應考慮人民基本權利之保障并優先考慮以“委托”方式為之; 若以“委托”方式即可達成目的卻以法令“強制”私人為之,則有違法律之最后手段性以及憲法所述之比例原則。況且,國家將公權力交由私人行使,可能產生監督不利等問題,特別是受國家委托或者國家授權,以自己名義獨立行使公權力而完成一定國家任務者。國家系利用私人的行為理性及其自我規制能力達成調控目的。環境行政任務移至協力履行,理性自利的私人確保了其獲利能力,并且充分運用私人的創新能力以及彈性特質,可有效減輕國家對于提供行政任務的負擔。但公私協力共同履行行政任務時,也同時意味著國家的控制能力下降。針對制度上國家控制力下降的問題,國家必須建構擔保公益目標實現的公私合作法制。因此,為迎合公私部門合作執行環境行政任務的趨勢而必須重構行政組織時,為結構性的確保公益的要求,首先應賦予環境行政行為公私協力的正當性; 亦同時考慮和落實效率、依法治國原則以及基本權保障原則對環境行政組織提出的要求。

(一) 公私協力履行環境行政任務之正當性

“正當性是在經驗和理性兩個維度上尋求最高的合法性。就經驗層面,正當性表現為得到社會的普遍認同和尊重; 就理性層面,正當性是經過道德哲學論證而取得的合理性。”[5]然而,“所有政府的政治正義都有風險,……任何人類制度……都不能保證人永遠制定出合法的( 或公正的) 法律,也不能保證公正的權利總能得到尊重。”[6]( P.442-443)

正當性是現實的相對性與理想追求的絕對性的統一,正當性是一種批判的立場和方法。正當性的重要功能就是補救實體法的漏洞、修正實體法的錯誤,避免惡法亦法帶來的不良后果。傳統科層式行政關系的上下隸屬關系確立具有正當性理由,因為科層式行政頂端的政府首長指揮監督該組織,該首長又直接對人代會或民眾負責,進而可成為正當性的重要擔保。但傳統層級式的行政組織已無法完全掌握不同的行政決定型態以及分歧的行政組織結構。從法規制的角度而言,公私協力履行環境行政任務重要的不僅是民意展現的形式正當性,更重要的是如何落實“效能”以達到“正當化水平”。

環境行政任務移轉至與私人共同履行時,無論是在法定義務承擔、行政委托、行政助手等哪種類型之下,政府僅立于調控地位而非執行地位,故應確保相關執行行為具有正當性。國家與不同社會主體共同履行行政任務時,為確保執行行為正當性,國家必須建立一個整體評價能達到一定正當化水平的管制手段。傳統上確保民主正當性的控制手段有制度上的控制、規范上的控制、財務上的控制等。在行政任務委托民間時,必須依據委托方式、任務重要性等標準,運用上述控制手段,在相關的法律或公私部門就此所簽訂的合作契約中,設計適當的監督與控制機制,使公部門得以監控私部門執行任務的具體行為。在國家對于其任務的實現由直接執行責任轉變到擔保責任時,傳統上確保民主正當性的控制手段可能會不復使用。因此,必須創設其他監督方式,以適應國家責任的轉變,這一新的責任可統稱為擔保監督責任。

就我國的情形而言,在法定義務承擔的情形下,法律經常通過課以私人“自我監督義務”的方式,來達成行政機關的控制目的。例如,我國《大氣污染防治法》第二十四條規定: “企業事業單位和其他生產經營者應當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和監測規范,對其排放的工業廢氣和本法第七十八條規定名錄中所列有毒有害大氣污染物進行監測,并保存原始監測記錄。其中,重點排污單位應當安裝、使用大氣污染物排放自動監測設備,與環境保護主管部門的監控設備聯網,保證監測設備正常運行并依法公開排放信息”。此種課以私人自我監督的義務即為行政機關擔保監督的適例。然而,必須強調的是,行政機關監督與控制機制的設計能否確保民主性控制的要求,必須綜合考慮所有可能的控制手段后,才能作出判斷。另外,對于建立擔保監督手段,該如何補足其正當性的要素,德國一些學者認為,“行政組織的建構應取向于結構性的確保公益要求的實現,而該結構性公益等同于正當性,其要求執行行政任務的行政部門應具備一定的質量,該行為利益得歸屬于全體國民,可認為正當性幾乎可以代表所有建構行政組織的根本考慮。”[7]而對正當性要素,學者提出以下幾點看法: ( 1) 民主原則要求行政應受公益標準的控制; ( 2) 依法治國原則對于行政組織的要求; ( 3)合理有效的執行環境行政任務。[8]該“正當性”內容要素除考慮了傳統憲法理論對于民主原則、法治原則對行政組織的要求外,尚需解決現今許多行政實務上的困境。例如,過多行政任務產生的執行赤字、行政效率低落、國家財政拮據等,更特別凸顯“效率”對行政組織的影響。

(二) 公私協力履行環境行政任務之效率性

基于環境風險的不確定性及環境問題的復雜性,公私協力履行環境行政任務的主要目標,是要解決由國家執行環境行政任務上所面臨的困難。國家為克服現今環境行政實務上有著過多任務所致的執行赤字、行政效率低下、國家財政拮據等困境,可引進私部門的人力以及專業知識,以有效實現法規范所設定之目標。針對行政組織體制僵化所產生的無效率情形,可利用私部門負有彈性的特質增進執行任務效率。面對財政拮據的沖擊,私部門資源注入可有效節省國家所投入的財政資源。由上述可知,為達成公私協力的目標,考慮“效率”的要求是行政任務移轉不可或缺的一環。

以法學的角度而言,“效能”意味著采取特定法律措施所能產生的實現規范目標的效果,是指在法規范所設定的框架下,為達成該法規范所設定的目標,所能產生的效果或程度; 而“效率”的概念則是盡可能以投入最小的資源來達成預定的標,所以“效率”涉及的是資源如何達到最有效運用,強調其目的與手段之間的關系。區分“效率”與“效能”的好處是,一方面可通過有拘束力的法規范的制定達成目標以及該目標實現的程度(效能的概念) ,就可避免有效率但無效能的情形; 另一方面可通過考慮“效率”而具體化達成目標的手段與該目標應實現的程度,用以制訂具體的規范。目標應實現的程度( 效能) 可以通過最有效運用資源的手段( 效率) 來實現。效率的本質要求是要求國家必須有效地履行其任務。正如依法治國原則中的權力分立原則所揭示的內涵,權力分立原則不僅要求藉由國家權力的分立,以牽制現實的權力并相互制衡; 也同時強調合乎事理的機關權限規定與國家功能分配,即要求對其應執行的環境任務能有效的執行。

然而,效率的要求并非絕對,欲將效率內容具體化仍需考慮相沖突的目標以及同等重要之利益間的權衡。在法規范與事實可能的范圍內,盡可能的實現某種要求,可以認為這是一種將效率最佳化的要求。效率最佳化的要求亦應落實在行政任務由私人履行的情形。在公部門選擇委托給私人行政任務時,除了根據具體法律內容、規定方式決定該任務是否以及應依何種方式委托私人執行外,該任務由私人履行后是否能提升效率,也是考慮的重點。以此而言,無論公部門以法定的義務承擔、行政委托、行政助手等何種方式進行任務的委托,效率原則涉及委托前對該任務委外后能否有效提升效率所作的評估皆應加以貫徹。

四、形塑協力環境行政行為: 主體、特性、型態

由上文討論可知,環境行政任務移轉于私人履行之正當性與效率性要求緩解了環境行政實務上存在的困境。德國一些地區以國家擔保責任為理論基礎制定了《公私協力簡化法》作為推行公私合作模式的法律依據。環境行政中所涉之公私協力乃國家與私人主體共同運作,如果國家單方的進行私經濟行為而不涉及私人共同參與作為的,則不屬公私協力的概念范圍。環境公私協力的型態指雙方主體合作行為樣態的描述,非指單一或特定的合作行為,而為多種合作樣態之集合。環境公私協力法律行為界定可從行為主體、公私協力行為特性及其型態等方面加以探討。

(一) 環境協力主體范疇的界定

公私協力單從字面上來看,其行為主體包括“公”與“私”兩者。公部門泛指政府而言,私部門則泛指相較于公部門以外的行為主體。然而,這種公私主體二元分化的概念雖簡易卻過于抽象。于此,對環境政策領域下公私協力應用需進一步細化公私協力主體中私部門的內容。政府對于社會福利任務的實現只是可能的部門之一,而并非壟斷公共任務履行的唯一部門,其它的社會福利提供部門尚包括非形式部門、市場以及第三部門,三者則可統稱為私部門。

首先,非形式部門包括家庭、親屬、朋友及鄰居等共同體,乃是生產福利的最原始部門。社會福利的提供關系中,部門成員基于“信賴”這一核心的價值,相信對于共同體的貢獻可在將來由其它成員補償,使得給付與對待給付間成立非對價關系。但共同體的組成系基于成員間的緊密關系,因外界相對的封閉性而無法實現普遍性福利提供。因而,往往在制度設計上,非形式部門協力參與環境行政時,政府常通過賦予個人義務,以此來分擔政府無暇顧及之盲點。例如,在環境污染治理中,對于污染預防的落實除由政府主動監測外,尚有民眾主動舉報的機制。民眾為保障其自身及家庭的生命財產并顧及健康風險而協力為之,此被認為非形式部門落實環境行政公私協力之重要一環。

其次,市場是由財物或勞務的供需雙方所組成,市場關系的建構特征在于時點性質的關聯性。交易雙方只在交易過程發生關系,不以過去互動經驗為必要。雖然市場可通過自由交易而保障進入市場的機會平等,但并不保證結果上的公平。在環境行政領域中,容易因為公共物品的無敵對性及無排他性造成他人搭便車而出現市場失靈的情形; 同時,被價格化的需求也無法通過市場而滿足。就此,政府如何引導市場提供公共物品并維持相當之質量,是需要構建相應的制度來實現的。

最后,第三部門( 也稱非營利部門、非營利組織、獨立部門、私人性之自顧部門、非政府部門等等) ,非屬國家也非屬市場,可以依據反向界定的方式對該部門勾勒出范圍。學說上列舉屬于第三部門的組織,包括公益團體、福利聯合會、公企業、公法人型態的獨立行政主體等。第三部門所涉及組織因其性質各異難以予以正面界定,而往往通過例舉的方式進行表述。

(二) 環境公私協力行政的特性

首先,就角色分配面向而言,公私協力強調的是合作、伙伴、共同作用關系,蘊含公私部門之間要確定合作的共同目的、共同行為和決定的策略。換言之,理想中雙方應處于平等地位,縱然不是平等的對話,也不應是單方面強權控制他方。在國家觀點上,公私并非互相利用,而是基于伙伴關系作為達成完成任務的機制。也即是說,通過整合公私主體,促使環境行政任務在規劃以及執行上可以有更為全面的考慮。例如,個別項目是建立在私人提供部分財務上支持,公部門以其可資運用的方法加以補充而共同完成的。公私主體各自扮演不同的角色,公部門著重公共利益的達成、服務質量或價格費率的管控,并監督項目和目的達成; 私部門利用資金、技術等優勢促成事務的順利履行并獲得利益。

其次,就功能與任務面向而言,“國家擔保責任的擔保內容表現為國家對民間機構順利進行公平競爭予以擔保的義務,以及對公眾持續獲得高品質、便宜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予以擔保的義務。國家承擔擔保責任的理論基礎是基本權保護義務理論、輔助性理論和合作理論。作為一種新的國家責任類型,國家擔保責任還可以進一步分為國家 管 制 責 任、國家監督責任和國家接管責任。”[9]由此可以看出,環境行政公私協力帶來的責任分配并非責任解除,而是將責任隱性化,國家仍負有公共行政事務履行的擔保與監督責任。環境公私協力的特征有兩點,包括私人以行為理性(利潤導向) 取代或補充任務的執行,以及公部門對任務仍保有責任。換言之,在責任分配中,按各階段去做出不同的責任分配,將落入不同的類型或運用方法。公私協力并非偏向國家,也非完全放任社會,而是國家與民間社會資源的整合。

總之,公私協力作為一個政策機制,一方面利用私人的專業技能和管理效率來推動公共服務;另一方面,預設國家可以依照不同公私協力方案做出規劃,并擔任有效率的管制角色,確保私人提供確定給付并維持相應質量。因此,如何將私人提供服務所必須承擔之風險,由公部門予以創設機制予以約束或管制,將成為環境公私協力成敗之關鍵。當公部門本身沒有能力對特定任務提供給付而不得不與私人合作時,雙方將處于不對等的市場地位,這時國家對于給付質量不一定具有正面的影響力; 而在面對特殊領域的任務時,私人因掌握公部門所不具有之專業知識與技術,將因為信息不對稱形成私人的信息優勢,由此可能危害伙伴關系,從而達不到公私協力應有之效能。

(三) 環境行政公私協力之型態

“公私協力的型態一般可以分為行政委托、公私合 資 經 營、參與公共建設以及公私合作管制。”[10]( P10-20)

基于環境行政的特點,行政委托是現行實務中協力履行環境行政任務被廣泛運用的公私協力模式。行政委托,指國家在保留行政任務權限以及任務責任的前提下,僅將實際履行部分借用私人力量予以達成之情形。行政委托又可分為公權力委托和業務委托。公權力委托為傳統行政法學范疇下的狹義的行政委托; 而業務委托系指不涉及公權力行使的單純業務委托,又可被認為屬私法契約依據下的公共行政業務委托私人辦理的情形。依行政機關委托關系之規定不同而享有不同自主性程度執行單純業務的情形,又可分為行政助手與專家參與。行政助手因受行政機關指揮、監督而無獨立法律地位,一切權利義務關系由行政機關所吸收,其與行政機關間多以締結私法契約來構筑內部關系。行政助手性質上為行政機關之輔助人力,故不具行政名義獨立性與業務執行獨立性,亦不具行政機關的地位。例如,環境污染檢測機構向國家污染監測網提供數據即屬于行政助手的環境行政公私協力型態。專家參與,是行政機關做出行政決定前的內部準備程序。該行政決定系以行政機關名義作出,私人本著與行政機關間之契約的約定,享有業務執行上的獨立性,故專家參與不具名義上之獨立性但有執行上之獨立性。例如,環境影響評價中的專家參與即是此種型態的環境行政公私協力。

另外,公私合作管制也是環境協力履行行政任務中較常出現的型態。雖然公私合作關系以提供產品或服務之給付行政為范疇,但行政任務本質上并非不得以公私協力予以執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國家在一定法規范框架下容許私經濟主體進行社會自我管制。自主管制是國家利用私部門自律性行為以達成特定目的而行使的管制手段之一,國家除了在管制過程中扮演著提供協助、誘導私部門進行自我管制的角色外,對于特定任務的實現仍負最終擔保責任。一旦自主管制無法實現特定任務時,國家仍可通過其它方式達成目的。自主管制并非單純是社會自我約束行為,其與國家管制行為息息相關,因此,自主管制多少帶有國家介入的成分。

一般而言,環境自主管制可以分為誘導模式、監查認證模式。誘導模式對于環境自主管制的落實幾乎與法律規范互相重迭,基于高密度的法律規范來進行對私人行為動機的誘導影響,私人的自主行為因為在法律上均有明文規定,使得私人自主空間受到約束。對于誘導管制此種間接性影響措施,政府在環境行政領域所使用的手段主要包括授益與補助行為、環境公課以及排放權交易制度等。監查認證模式指國家自公益觀點評價私人或團體之行為,依其評價實施主體可以區分為“自己認證”、“第三者認證”以及“政府認證”三類。如企業環境管理體系認證( ISO14001) 即是監查認證模式的具體形態之一種。此種環境自主管制方式的經濟誘因系來自市場消費者的抉擇,市場反應將決定自主管制的實效性,因此政府必須建立一個使評價結果反應于外部市場的環境機制,即該評價結果或相關信息能易于被社會大眾知悉的管道,此種機制最重要的便是環境信息的公開和依法披露制度。

建立一個使評價結果反應于外部市場的環境機制,即該評價結果或相關信息能易于被社會大眾知悉的管道,此種機制最重要的便是環境信息的公開和依法披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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