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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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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政治學界對于“定量霸權”的反思與批判(下)

信息來源: 《國際政治研究》2019年第1期  責任編輯:謝 晉作者:葛傳紅  發布時間:2019-06-10

3.“正規科學”的“七大罪”。多年來,菲利普·斯羅德一直是“反定量霸權”的急先鋒,但鮮為人知的是,他本人其實始終是一位定量研究者,因此,他的觀點受到定性和定量兩大陣營的關注。

2013年,斯羅德在《和平研究雜志》發表題為《當代政治定量分析的七大罪》一文,[70]列出政治定量分析的七宗罪:(1)貪婪:垃圾桶模型與多元共線性問題。通常在超過三個自變量的情況下,研究者就很難進行數據分析并保證模型的準確性,常常他們會有意地省略變量——給人一種非常“簡單的感覺”(the sense of very simple),因此結果的可信性也就受到了損害;(2)傲慢:在缺少精確預測情況下的前科學解釋。特別是在量化國際關系研究領域里,有許多學者喜歡做預測,比如,冷戰時期關于美蘇關系的預測、關于國際沖突的預警和發展中國家政治不穩定的預測,但這些預測常常與實際結果大相徑庭,究其原因,是這些喜歡做預測的學者使用了有問題的線性模型,因此,他們便沒有充足的理由讓人們相信他們的“零假設”是真實的;(3)懶惰:“發瘋般地一再重復,但期待不同的結果”。眾所周知,可重復和可驗證是科學方法一直孜孜追求的目標,但也有風險——在不同環境、不同時間和不同文化背景下重復進行類似的研究,在有些指標內涵已經發生變化的情況下,有些數據的再運用可能會出現很嚴重的問題,并進而造成研究結果的失真”;(4)欲望:運用復雜方法,但未能理解最基本的假設。自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政治學界越來越熱衷于復雜的研究模型,不屑于再進行簡單的回歸分析,常常喜歡一些復雜、深奧的所謂高端模型(比如上文提到的SEM模型),但常常卻出現模型復雜而結論簡單的尷尬局面;(5)憤怒:如果數據會與你對話,你就是“貝葉斯人”(Bayesian)。不可否認,在過去十幾年時間里,貝葉斯方法(Bayesian Approach)漸漸地被視為美國政治學研究里的高端方法,尤其是在美國政治學期刊《政治分析》的大力提倡下,更使得這一方法“勢如破竹”。然而,這一方法在數學和計算上過于復雜,結果很多研究問題在經過多重的數學模型推導之后便漸漸地喪失了本來的面貌;(6)貪多:線性模型已經夠了!事實上,在過去20多年的西方政治學研究中,“統計的單一文化”已經形成,結果是幾乎所有政治學研究都統計化了,但單一文化的最大不利是壓抑多元化;(7)嫉妒:混亂的統計控制和實驗控制。政治學研究一直醉心于實驗研究(實際上是一種對科學的嫉妒),并且在西方有悠久歷史,但由于政治現象往往非常難以進行實驗(比如,民主、革命、社會運動等),結果西方政治學者便將控制實驗轉向控制數據。[71]

人們在讀完斯羅德的“七大罪”后往往會認為此人一定是位極端人士,但據斯羅德說其實在先前的版本中一共列舉了政治定量分析的20多宗罪,但最后他還是“仁慈地”將其減少到七宗。此外,自從2010年以來,斯羅德還在多個場合宣揚自己的觀點,他發現,35歲以下人士喜歡,45歲以上人士仇恨,而介于35—45歲之間的人士則模棱兩可,因此,他說自己可以“謹慎地樂觀”了。[72]客觀地講,斯羅德所講的“政治定量分析七大罪”都是真實存在的,并不是他本人的虛構。其實,對于這些研究中的缺陷,斯羅德還是很寬容,用他自己的話說,畢竟“有人有孩子要養活,有父母要照顧,有卷毛狗要喂養,或者面臨著終身教職的評審”,所以,他總是手下留情,結果讓這些不正常的定量研究也日漸變成“正規科學”。[73]

三、政治學研究應該在方法上彼此借鑒

雖然,在每一種研究方法內部都是暢通的和富有建設性的,但跨方法交流相當困難。隨著時間的推移,兩種方法之間的對抗與矛盾日益激化。早在1986年,斯坦福大學政治學教授保羅·奧朗德(Paul W. Holland)就注意到,定量研究學者與定性研究學者之間“老死不相往來的現象”,對此,他深表憂慮地指出“兩者之間已經不幸地出現了不可逾越的鴻溝”。[74]針對兩種方法之間愈演愈烈的沖突,很多西方政治學者都希望兩者之間能夠和諧共處,取長補短,發揮彼此的特長并進行綜合研究。華盛頓大學政治學教授杰克·萊維(Jack Levy)建議,“在政治學研究中,必須開展跨方法對話”。[75]

(一)互補論與混合方法

盡管,定量研究看起來非常簡潔,但往往會遇到很多個變量而案例又特別少的情況,比如:革命、戰爭、民主轉型等,甚至有些只有屈指可數的幾個案例,量化方法又怎么能夠勝任如此復雜的研究呢?

與《社會科學中的研究設計》要求定性研究必須向定量研究看齊不同,1991年,大衛·科利爾呼吁,為推進學術發展應該將統計方法與小樣本研究結合起來,并要加強兩者之間的溝通與交流。[76]1995年,西德尼·塔羅提倡兩種研究方法之間應該有“更高程度的方法論整合”或者“方法的混合”。[77]

2005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教授伊萬·利伯曼(Evan S. Liberman)提出“混合研究方法”的統一模式,為此,他還專門發明新術語“嵌套分析”(Nested Analysis)。[78]在利伯曼看來,“嵌套分析”可以把定量研究的多案例分析與定性研究的深入個案分析結合起來,這樣便發揮了兩種方法的各自優勢。具體的程序是:先進行“大樣本分析”(LNA),如果假設成立則進行“小樣本分析”(SNA),以檢驗假設;如果假設不成立,則進行“小樣本分析”以便發現新模型并加以再檢驗。[79]值得指出的是,利伯曼并不贊同《社會科學中的研究設計》一書中所認為兩種方法只有一種研究邏輯的觀點,他認為,兩種研究方法實際上是互補的。因此,“嵌套分析”在于發揮兩者互補的優勢,而不是在于“提倡一種單一形式的研究”。[80]由此不難看出,利伯曼雖然在形式上也主張兩種研究方法的混合,但與《社會科學中的研究設計》中的觀點不同,他依然承認兩種研究方法各有自己的研究邏輯,可以在研究的不同階段發揮各自獨特的作用。

很明顯,利伯曼所秉持的是方法論多元主義的路徑,體現了一種跨方法交流與合作的思維。長期以來,雖然定量研究者與定性研究者相互懷疑對方的因果推理過程,但混合方法不失為一個不錯的選擇,因為這種思路實際上是在打破兩者之間相互隔離的堅冰。

(二)兩種文化論

與互補論相似,2012年,美國亞利桑那大學政治學教授蓋瑞·戈爾茨(Gary Goertz)和美國西北大學政治學教授詹姆斯·馬洪尼合著的《兩種文化的故事:社會科學中的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一書出版,這是一本不遺余力地要推動兩種研究方法和解的著作。該書核心觀點認為,一個首要前提是必須摒棄《社會科學中的研究設計》一書中對定性研究的“粗暴判決”,即一定要承認兩種研究方法之間的區別與分歧,正如他們這本著作的標題所展示的那樣“(它們)是兩種文化”。[81]該書開篇指出:“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具有不同的研究范式:每一個都有自己獨特的價值、信仰和規則,每一個都有自己獨特的研究程序和實踐”,而所謂的兩種研究方法的歧異與對抗“究其根本是文化的沖突”。[82]同時,與《社會科學中的研究設計》中所認為的只有一種研究邏輯不同,兩位作者認為,不同文化有不同的推理邏輯,兩者之間的分別其實是“根本的使命本來就不同,而絕不是什么數據問題”。[83]具體來說,可以分為三個方面:(1)定性與定量研究的差別并不是數字與話語的差別,而是因有不同的數學基礎:定量研究建立在統計推理(特別是概率論與統計學)基礎之上,而定性研究則扎根于邏輯學與集合論(set theory)之上。[84]具體反映在研究手段上,定性研究是“案例導向的研究”,側重于概念的定義,研究手段是“語義學方法”即用數據來闡明概念的意義;而定量研究是“總體導向的研究”,側重于概念的測量,研究手段是“統計學方法”即用數據來測量變量。[85](2)在研究形式上,定量研究通常隨機選擇案例進行研究,而定性研究總是選擇特定案例來進行分析。總體上來說,定量研究是“大樣本分析”(Large-N Analysis,LNA),通常是“跨案例分析”;而定性研究則是“小樣本分析”(Small-N Analysis,SNA),通常是“案例內分析”。[86](3)在研究邏輯上,定量研究是“由因求果”(Xs→Y,effects-of-causes),而定性研究是“由果求因”(Y→Xs,causes-of-effects)。[87]兩位作者的結論是,“(兩種文化論)并不是要造成兩種方法之間的分裂,相反是為了促進兩種范式之間的交流(但要首先承認差異以及彼此之間的優缺點),但兩者之間并無優劣之分,它們在社會科學研究中都應有自己的天空”。[88]

這本專著還從本體論到認識論,從方法論再到實踐論上對《社會科學中的研究設計》進行釜底抽薪般的解構。可以說,《社會科學中的研究設計》的理論大廈已經轟然倒塌——“方法論多元論”徹底地擊敗了“方法論一元論”——無論從常識還是從實踐上看,《社會科學中的研究設計》所倡導的“定量霸權”都已經無法自圓其說。正如巴特爾斯曾經批評的那樣,《社會科學中的研究設計》一書不過是一部“無法兌現承諾的定量帝國主義而已”。[89]

值得指出的是,《兩種文化的故事》還是對定性研究合理性的一次系統性聲辯。兩位作者理直氣壯地捍衛了定性研究方法,在他們看來,只要機制還是一個黑箱,那么,定量研究得出的結論便非常可疑。定量研究得出的結論必須用“過程追蹤”去發現機制,否則,便沒有任何的合法性。[90]然而,機制并不是一個普通的詞匯,按照加拿大麥吉爾大學社會科學哲學教授馬里奧·本格(Mario Bunge)的論述,科學研究的終極任務就是發現事物(或系統)的機制。[91]而倫敦大學社會科學哲學教授羅伊·巴斯卡(Roy Bhaskar)則把機制放在本體論的地位,認為科學研究就是要發現事物之間的普遍聯系(empirical invariance),即機制。[92]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戈爾茨與馬洪尼在這本書的最后一行頗富激情地寫道:“社會科學(勢必)將會迎來最激動人心的年代!”[93]

(三)尋找出路:拋棄單向思維

鑒于過于定量化的現狀,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政治學教授黎恩·塔哥波納(Rein Taagepera)的反思頗為沉痛,他認為過度的定量化“像癌癥一樣侵蝕著社會科學”。[94]在2017年政治學“卡爾·多伊奇獎”(Karl Deutsch Award)的獲獎感言中和隨后根據這篇發言改作的學術論文中,塔哥波納指出,“社會科學應該兩條腿走路”,但不幸的是“(在實際中)社會科學一直試圖單腿跳行”。[95]在他看來,政治學已經“比半個世紀前的科學性大為下降”,現在的政治學由于一窩蜂搞形式模型建構,結果充斥著大量的“無腦統計數據的處理”,因此,政治學也越來越像一門偽科學。[96]

無意義的統計,不僅不會給政治學帶來任何啟示和進步,而且還會將有意義的研究變得模糊不清。因此,方法論多元主義成為克服“定量霸權”的良藥。2003年,美國政治學協會開始設立“定性與混合分析法分支”(Qualitative and Multi-Method Research’s Section)。2007年,《混合研究法期刊》(Journal of Mixed Methods Research)創立,成為方法論多元主義的標志性產物。[97]換句話說,政治學研究再也不能“單腿跳行”了!甚至作為《社會科學中的研究設計》三位作者之一的羅伯特·基歐漢也加入到反思潮流之中,在2009年的一篇論文里,他承認在尋找因果機制方面,案例分析和分析性敘述有著相當的優勢。[98]

循著相似的批判思路,清華大學龐珣教授認為,兩種方法之間應該開展對話、交流思想以便于應對共同的學術挑戰。[99]尤其是在社會科學經歷大數據革命后,更應該模糊不同方法之間的界限,因為很多大數據其實并不是直接的數據,而是文本、錄音、視頻和圖片等。因此,在龐珣看來,兩大陣營不是結合,而應當是融合,唯如此才能擁有共同的未來。[100]換句話說,大數據革命抹去了不同方法之間的界限。

學者的學術反思是相對容易的,但更重要的其實是行動。在反擊“定量霸權”這個問題上,美國的《政治分析》無疑走在最前列。2018年1月22日,該刊在其官方“推特”(Twitter)賬號上宣布:“從今年開始本刊全面禁用P值”,因為“P值本身無法提供支持相關模型或假說之證據”。鑒于該刊以刊發量化模型研究論文著稱,西方政治學界普遍認為此舉意義重大,勢必引起其他刊物的跟進而引起連鎖反應。同時,也有學者在隨后的跟帖中聲稱,此舉也是對“虛假定量科學”沉重的一擊。[101]

四、結語

在過去的幾十年里,定量研究學者取得了豐碩的學術成果,但其局限也讓人無法忽視。也許,在這方面最讓人感到遺憾的是,他們往往根據研究方法和搜集到的數據來選擇研究問題,而不是沿著通常的學術程序:先選擇研究問題,然后再選擇研究方法和搜集數據。正如馬洪尼所批評的那樣,這猶如醉漢在燈柱下面尋找丟失的鑰匙一樣荒謬——“因為這里的燈光是最亮的”。[102]當然,也不能忽視定性研究方法的不足。事實上,觀察式研究(定性研究)常常讓人懷疑,這也是促使定量研究學者轉向大數據研究的原因。然而,在實踐中,定量研究也存在自身無法克服的弊端——不利于理論發展,它的強項是驗證真偽,但如果沒有理論的進展,那么,所謂的“推進政治學研究發展”也就成了空談。因此,為了政治學學科的健康發展,政治學者必須要擺脫對特定方法論的盲目崇拜,要避免被方法論(尤其是定量研究方法)牽著鼻子走的現象。

政治學者要以問題為導向,要以問題去選擇研究方法,而不是相反。不管是定量研究方法,還是定性研究方法,兩者均要服從于研究目的這個核心。復旦大學唐世平教授認為,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都要服從研究問題這個導向:問題是不是真實的?問題是否重要?問題的提出是否妥當?實證假說是不是基于理論之上?以及數據的可靠性等,而最后才是具體方法的使用。[103]

同時,也要知道沒有現成的原則可以一統所有的社會科學研究,其實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之間存在著廣闊的對話與合作空間。只要本著相互理解與尊重的原則,這兩種研究方法之間便合則兩利,否則,如果被偏見遮蔽了心智,那么,這兩種研究方法之間必然會斗則兩傷。因此,各種研究方法之間應該和諧相處,取長補短,相互啟發,相互促進。正如西德尼·塔羅所指出:“應該在‘定量—定性鴻溝’之上架橋。”[104]只要兩種方法彼此尊重對方,不戴著有色眼鏡去看待對方,“定量—定性鴻溝”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唯如此,政治學學科的發展才能前途無量。

 

參考文獻:

[1]2013年,復旦大學唐世平教授在與筆者的交談中,轉述一些美國學者的這一觀點。

[2]Nils B. Weidmann,et al.,“The Use of Positive Words in Political Science Language,”PS: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Vol.51,No.3,2018,p.625.

[3]Nils B. Weidmann,et al.,“The Use of Positive Words in Political Science Language,”2018,p.628.

[4]Eimer E. Schatterschneider,Two Hundred Million Americans in Search of a Government,New York:Holt,Rinehart & Winston,1969,p.8.

[5]這一時期,芝加哥大學匯聚了一批實證研究的學者,他們也常常被稱之為政治學的“芝加哥學派”。

[6]〔美〕羅伯特·古丁、漢斯-迪特爾·克林斯曼主編:《政治科學新手冊》,上冊,鐘開斌等譯,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版,第66—67頁。

[7]David D. Laitin,“The Perestroikan Challenge to Social Science,”Politics & Society,Vol.31,No.1,2003,pp.168-174.

[8]Sara Melaughlin Mitchell and Christopher H. Achen,“Shifting Standards for Political Methodologists?Historical Trends in the Society for Political Methodology,”PS: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Vol.51,No.3,2018,p.1.

[9]〔美〕羅伯特·古丁、漢斯-迪特爾·克林斯曼主編:《政治科學新手冊》,上冊,第117頁。

[10]同上書,第117—121頁。

[11]Sara Melaughlin Mitchell and Christopher H. Achen,“Shifting Standards for Political Methodologists?Historical Trends in the Society for Political Methodology,”p.1.

[12]Adam Przeworski and Henry Teune,The Logic of Comparative Social Inquiry,New York:John Wiley and Sons,Inc.,1970,pp.1-23.

[13]Ibid.,p.74.

[14]Christopher H. Achen,Interpreting and Using Regression Analysis,University Paper series on Quantitative Applications in the Social Sciences,No.29,Beverly Hills:Sage,1982,pp.1-18.

[15]〔美〕加里·金、羅伯特·基歐漢、西德尼·維巴:《社會科學中的研究設計》,陳碩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為方便記憶,人們常把三位教授姓氏的首字母組合為“KKV”并用來指代這本名著。

[16]同上書,第3頁。

[17]同上書,第7頁。

[18]同上書,第4頁。

[19]David D. Laitin,“Disciplining Political Scienc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9,No.2,June1995,p.455.

[20]Gary King,Unifying Political Methodology:The Likelihood Theory of Statistical Inferen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

[21]Gary King,Robert O. Keohane,and Sidney Verba,“The Importance of Research Design in Political Scienc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9,No.2,June1995,pp.475-477.

[22]David D. Laitin,“Disciplining Political Scienc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9,No.2,June1995,p.454;Gabriel Almond,A Divided Discipline,Newbury Park,CA:Sage,1990.

[23]James A. Caporaso,“Research Design,Falsification,and the Qualitative-Quantitative Divid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9,No.2,June1995,p.457.

[24]Gerardo Munck and Richard Snyder,“Debating the Direction of Comparative Politics:An Analysis of Leading Journals,”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40,No.1,2007,p.12.

[25]Bruce Bueno de Mesquita,“Towards a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A Personal View,”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29,No.2,1995,pp.121-136.

[26]Henry E. Brady and David Collier,eds.,Rethinking Social Inquiry:Diverse Tools,Shared Standards(Second Edition),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2010,p.83.

[27]轉引自龐珣:《國際關系研究的定量方法:定義、規則與操作》,《世界經濟與政治》2014年第1期,第6—7頁。這些刊物主要是: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APSR),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AJPS),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BJPS),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EJIR),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IO),International Security(I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ISQ),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JCR),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JPR),Journal of Politics(JOP),Security Studies(SS),and World Politics(WP)。

[28]Barry J. Babin,et al.,“Publishing Research in Marketing Journals Us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Journal of Marketing Theory & Practice,Vol.16,No.4,2008,pp.279-280.

[29]Barry J. Babin,et al.,“Publishing Research in Marketing Journals Us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Journal of Marketing Theory & Practice,Vol.16,No.4,2008,pp.283-285.

[30]祁玲玲:《定量與定性之辯:美國政治學研究方法的融合趨勢》,《國外社會科學》2016年第4期,第131頁。

[31]James Fearon,“Grievances and Civil War,”Political Science and Journalism,June27,2012.

[32]Jacqueline Stevens,“Political Scientists Are Lousy Forecasters,”New York Times,Sunday Review,June23,2012.

[33]Henry Farrell,“Why the Stevens Op-Ed Is Wrong,”Political Science and Journalism,June24,2012;James Fearon,“Grievances and Civil War,”Political Science and Journalism,June27,2012.

[34]臧雷振、黃建軍:《美國政治學研究方法發展現狀及趨勢:新世紀初的新爭論、挑戰與反思》,《政治學研究》2014年第4期,第80頁。

[35]閆帥:《“政治學有用嗎?”:美國政治學當前面臨的學科危機》,《中國社會科學報》2010年第137期,第13版。

[36]同上。

[37]David D. Laitin,“Disciplining Political Science,”p.454.

[38]David D. Laitin,“Disciplining Political Science,”p.456.

[39]Ibid.,pp.454-456.

[40]Ronald Rogowski,“The Role of Theory and Anomaly in Social-Scientific Inferenc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9,No.2,June1995,p.470.

[41]Henry E. Brady and David Collier,eds.,Rethinking Social Inquiry:Diverse Tools,Shared Standards(Second Edition),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2010.

[42]Ibid.,pp.2-10.

[43]James Mahoney,“After KKV:The New Methodology of Qualitative Research,”World Politics,Vol.62,No.1,2010,p.121.

[44]James Mahoney,“After KKV:The New Methodology of Qualitative Research,”World Politics,Vol.62,No.1,2010,p.122.

[45]這些著作主要包括:Alexander L. George and Andrew Bennett,Case Studies and Theory Development in the Social Sciences,Cambridge:MIT Press,2005;John Gerring,Case Study Research:Principles and Practic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Gary Goertz,Social Science Concepts:A User’s Guid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6;Charles Ragin,Redesigning Social Inquiry:Fuzzy Sets and Beyond,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8。

[46]Kevina A. Clarke and David M. Primo,“Overcoming‘Physics Envy’,”the New Yorker,April1,2012.

[47]Ibid.

[48]James Mahoney,“Debating the State of Comparative Politics,”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40,No.1,2007,pp.196-214.

[49]Ibid.,pp.199-204.

[50]〔英〕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科學的反革命:理性濫用之研究》,馮克利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8頁。

[51]同上書,第6頁。

[52]Philip A. Schrodt,“Beyond the Linear Frequentist Orthodoxy,”Political Analysis,Vol.14,No.3,2006,pp.335-336.

[53]Ibid.,pp.336-338.

[54]Gary King,et al.,“The Importance of Research Design in Political Scienc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9,No.2,June1995,p.475.

[55]Ibid.,p.475.

[56]Thomas J. Leeper,“Am I a Methodologist?(Ask for a Friend),”PS: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Vol.51,No.3,2018,p.1.

[57]Regina Nuzzo,“Statistical Errors,”Nature,Vol.506,February 2014,p.150.

[58]Ibid.,p.150.

[59]Ibid.,p.150.

[60]Thomas J. Leeper,“Am I a Methodologist?(Ask for a Friend),”p.3.

[61]Ibid.,pp.2-3.

[62]Justin Esarey,“What Makes Someone a Political Methodologist?”PS: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Vol.51,No.3,2018,p.1.

[63]Ibid.,p.4.

[64]Shauna L. Shames and Tess Wise,“Gender,Diversity,and Methods in Political Science:A Theory of Selection and Survival Biases,”PS: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Vol.50,No.3,2017,p.816.

[65]Charles H. Franklin,“Quantitative Methodology,”in Janet Box-Steffensmeier,Henry E. Brady,and David Collier,ed.,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Methodolog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p.796-813.

[66]Sara McLaughlin Mitchell and Christopher H. Achen,“Shifting Standards for Political Methodologists?Historical Trends in the Society for Political Methodology,”PS: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Vol.51,No.3,2018,pp.4-5.

[67]Ibid.,pp.819-820.

[68]Tiffany D. Barnes,“Strategies for Improving Gender Diversity in the Methods Community:Insights from Political Methodologists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p.4.

[69]Justin Esarey,“What Makes Someone a Political Methodologist?”p.5

[70]Philip A. Schrodt,“Seven Deadly Sins of Contemporary Quantitative Political Analysis,”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Vol.51,No.2,2014,pp.287-300.

[71]Philip A. Schrodt,“Seven Deadly Sins of Contemporary Quantitative Political Analysis,”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Vol.51,No.2,2014,pp.289-290.

[72]Ibid.,pp.288-297.

[73]Ibid.,p.287.

[74]Paul W. Holland,“Statistics and Causal Inference,”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Vol.81,No.396,1986,pp.945-960.

[75]Jack S. Levy,“Qualitative Methods and Cross-Method Dialogue in Political Science,”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40,No.2,2007,pp.196-214.

[76]David Collier,“The Comparative Method:Two Decades of Change,”In Comparative Political Dynamics,eds.,D. A. Rustow and K. P. Erickson,New York:Harpers Collins,1991,pp.7-31.

[77]Sidney Tarrow,“Bridging the Quantitative-Qualitative Divide in Political Scienc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9,No.2,1995,pp.471-474.

[78]Evan S. Liberman,“Nested Analysis as a Mixed-Method Strategy for Comparative Research,”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9,No.3,2005,pp.435-452.

[79]Ibid.,pp.436-437.

[80]Ibid.,p.436.

[81]Gary Goertz and James Mahoney,A Tale of Two Cultures: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in the Social Scienc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2.

[82]Ibid.,p.1.

[83]Ibid.,p.3.

[84]Ibid.,p.2.

[85]Ibid.,pp.127-139.

[86]Ibid.,p.10.

[87]Ibid.,p.41.

[88]Ibid.,p.2.

[89]Henry E. Brady and David Collier,eds.,Rethinking Social Inquiry:Diverse Tools,Shared Standards,p.83.

[90]Ibid.,p.106.

[91]Mario Bunge,“Mechanism and Explanation,”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Vol.27,No.4,1997,pp.410-418.

[92]Roy Bhaskar,The Possibility of Naturalism:A Philosophical Critique of the Contemporary Human Sciences.3rded.,London:Routledge,1998,pp.18-22.

[93]Gary Goertz and James Mahoney,A Tale of Two Cultures: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in the Social Science,p.230.

[94]Rein Taagepera,“Science Walks on Two Legs,but Social Sciences Try to Hop on One,”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39,No.1,2017,p.153.

[95]Ibid.,pp.145-159.

[96]Rein Taagepera,“Science Walks on Two Legs,but Social Sciences Try to Hop on One,”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39,No.1,2017,p.151.

[97]祁玲玲:《定量與定性之辯:美國政治學研究方法的融合趨勢》,第137頁。

[98] Robert Keohane,“The Old IPE and the New,”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Vol.16,No.1,2009,p.40.

[99]Xun Pang,“Shared Challenges and Solutions:The Common Future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Quantitative Methodology,”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1,2016,p.473.

[100]Ibid.,pp.474,480.

[101]《美國頂級學術期刊宣布禁用p值,原來p值很危險》,http://www.socibar.com/?p=2844,2019-01-02?

[102]James Mahoney and Kathleen Thelen,eds.,Advances in Comparative-Historical Analysi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p.9.

[103]唐世平:《超越定性與定量之爭》,《公共行政評論》2015年第4期,第49—53頁。

[104]Sidney Tarrow,“Bridging the Quantitative-qualitative Divide,”in Henry E. Brady and David Collier,eds.,Rethinking Social Inquiry:Diverse Tools,Shared Standards,2010,p.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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