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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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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政治學界對于“定量霸權”的反思與批判(上)

信息來源: 《國際政治研究》2019年第1期  責任編輯:謝 晉作者:葛傳紅  發布時間:2019-06-10

【摘 要】定量研究已經成為西方政治學界(尤其是美國政治學界)的主要研究方法,但也出現了“定量霸權”的局面。同時,定量方法日益繁雜、深奧,出現為定量而定量的狀況,并且定量學者的學術著作日益“小眾化”和“圈子化”,定量研究的弊端日漸顯現。為擺脫“定量霸權”,西方政治學界開始反思并批判政治學領域里定量思維的統治地位。一些西方政治學者認為,政治定量分析存在種種不足,政治學研究必須擺脫“物理學嫉妒”。另外,也要認識到政治學研究已經形成了兩種獨特的文化即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兩者分別具有各自獨特的研究程序和研究邏輯,本質上兩者并不存在彼此對立的關系。為超越“定性—定量鴻溝”,政治學者必須擺脫對特定方法論的盲目崇拜,要以問題為導向,以問題去選擇研究方法,而不是從研究方法去選擇研究問題。

【關鍵詞】政治學理論;研究方法;定量研究;定性研究;定量霸權;“定量—定性鴻溝”

 

與其他社會科學相比,政治學定量研究方法在美國起步很晚,直到1986年才成立了旨在推動政治學定量研究的“政治學方法協會”(Society of Political Methodology)。經過近30年的突飛猛進的發展,政治學定量研究已經在深度和廣度上超過了諸如社會學和人類學等學科。

從20世紀60年代起,政治學研究就開始了“科學主義轉向”的歷程。剛開始受到經濟學的影響,從研究方法到研究議題都開始借鑒經濟學,并模仿經濟學的研究語言和研究范式。比如,經濟學研究中有“經濟人”假設,而政治學研究則有“政治人”的概念與之呼應;后來又受到社會學研究方法的影響,政治學研究開始向社會學借鑒理論和方法,甚至還催生了一門新學科——“政治社會學”。總之,政治學研究已經歷了從理論到方法、從研究議程到研究范式的全面轉型。

多年來,定量研究方法成為西方政治學(尤其是美國政治學)的主要研究方法。[1]當然,這不僅僅是美國政治學界的時尚,它也是國際學術界的一種趨勢,并日漸形成了一種“方法論霸權”。于是,人們發現政治學論文和專著中充斥著大量的統計學和方法論術語,而定量方法論學者則辯解稱他們使用的是定量語言而不是政治學語言,或者說是政治學的一種新語言。當然,這種新語言也立即被冠以“科技英語”的新名號,并被用來指稱這個政治學發展的新趨勢。[2]與此同時,這種新的寫作風格也迅速地影響到了審稿人、編輯和讀者。學界普遍認為,論文和專著發表的“選擇機制”也間接地促成了這個潮流,因為只有這種風格的文章才容易發表。[3]

毋庸諱言,運用數學方法研究事物之間的內在聯系,定量方法具有不可替代的優勢,它不僅可以通過各種統計數字描述和揭示一個社會或眾多社會現象間的關系,也可以通過推斷局部以知道總體的狀況。同時,定量研究還具有邏輯上的嚴密性和科學性,在結論的呈現上也具有高度的精確性和簡潔性。然而,“定量霸權”的形成卻有可能蠶食一個學術界的重要共識——方法的多樣性。早在1969年,美國政治學會主席、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埃爾默·謝特施內德(Eimer E. Schatterschneider)就警告說“政治學領域內的行為主義革命”有可能將我們帶入一種可怕的前景——“圍繞一個虛空,有堆積如山的數據。”[4]另外,由于定量研究采用復雜統計方法,結果讓政治學研究變得越來越難以理解,并日益小眾化。無疑,政治學研究已經籠罩在“定量霸權”的陰影里,這顯然與政治學的包容性趨勢是背道而馳的。

本文就以西方政治學(尤其是美國政治學)發展進程中的“定量霸權”為研究對象,主要通過對學科歷史和批評文獻的鉤沉,運用文獻分析法對其形成、發展、存在的弊端,以及西方政治學界對其批判與反思進行梳理和分析。

一、“定量霸權”的形成

縱觀政治學的學科史,一般認為,自從20世紀以來,政治學經歷了三次高峰:第一次發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1920—1940),被稱之為“芝加哥高峰”,[5]其主要特點是實證研究的興起,側重于定量研究;第二次高峰出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的十年,其主要特點是行為主義的傳播,注重政治學科的專業化;第三個高峰是近年來勃興的理性選擇/方法論個人主義,其主要特點是注重邏輯演繹、數學方法及模型建構。[6]可以說,政治學發展進程中的這三個高峰都不同程度地推進了政治學定量研究的發展。

(一)“定量霸權”的先聲

不可否認,長期以來,定性研究方法似乎一直進展不大,要么是歷史分析、要么是檔案鉤沉或是特殊案例的剖析。對于后者,定量學者輕蔑地稱之為“逸聞趣事式的研究”(anecdotal research)。[8]因此,一些政治學者試圖使政治學研究數據化以顯得更加科學化。

定量方法發軔于19世紀晚期,當時還沒有計算器、計算機和互聯網,因此,工作開展起來很困難,雖然當時的定量方法通常只是一些簡單的統計,但人們認為已經過于復雜。盡管早期的定量研究受到計算手段的制約,但還是取得了相當程度的進展。在20世紀早期,美國芝加哥大學盛行行為主義,政治學者哈羅德·高斯奈爾(Harold Gosnell)和他的學生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聯手將“隨機試驗”(randomized experiments)和“因子分析”(factor analysis)引入政治學研究。與此同時,其他一些統計學家如美國勞倫斯大學政治學教授比爾·里克爾(Bill Riker)和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唐·斯托克斯(Don Stokes)也呼應這一潮流,并呼吁政治學研究要從其他學科借鑒一些先進的研究方法。[8]

大約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一些經濟學家就開始涉足政治學研究的領地——如美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肯尼斯·阿羅(Kenneth Arrow)、布魯金斯學會資深研究員安東尼·唐斯(Anthony Downs)、蘇格蘭經濟學家鄧肯·布萊克(Duncan Black)、喬治·梅森大學經濟學教授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喬治·梅森大學經濟學教授戈登·塔洛克(Gordon Tullock)及馬里蘭大學經濟學教授曼瑟爾·奧爾森(Mancur Olson)等——他們嘗試使用經濟學模型和方法來分析選舉、投票及利益集團的政治行為。這種方法一經使用,便迅速風靡了政治學界,因此,有學者認為,“(定量研究)已經從根本上對政治學科在研究政治與訓練學生方面該如何前進提出了挑戰”。[9]

此種方法以經濟學的原理和假設為前提,認為人類是理性的、短視的、物質上自利的最大化者,因此,在一些支持者心目中,量化研究方法也為政治學勾勒了“統一標準的”和“不斷積累的”科學發展前景。研究議題也五花八門,從“決定購買什么”“以什么價錢購買”“把票投給誰”到“要生幾個孩子”,以及“如何形成聯盟”等等,不一而足。對于此種學術潮流,奧爾森興奮地寫道:“實現了經濟學和其他社會科學的統一(當然也包括政治學)。”這些理論選擇學者們高度自信,并希望在有些方面“人人都要這么做”。[10]

真正的定量革命來自于計算機的發明,定量分析開始變得簡便和容易:以前需要人工計算幾個星期甚至幾個月的數據,如今在計算機的運算下只需要很短的時間。一時間,定量研究學者出現井噴現象,數量急劇膨脹,他們互相切磋經驗、無償分享數據,視“美國全國選舉研究”(ANES)的原則為金科玉律。與此同時,美國政治學傳統刊物《美國政治學評論》也適時定量轉向,迎接這一新興的學術潮流;斯托克斯則開始在《美國政治科學雜志》上開辟學術工作坊(The Workshop Section)以推進定量革命;1974年,專門刊登定量研究論文的學術雜志《政治方法論》(Political Methodology)也開始問世發行。[11]美國政治學定量研究的繁榮局面似乎已經隱約可見。

定量潮流真正標志性事件是紐約大學政治學教授亞當·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和賓夕法尼亞大學政治學教授亨利·特尤因(Henry Teune)兩位學者的推動。1970年,在《比較社會分析的邏輯》一書中,他們共同呼吁“必須以變量來取代民族、國家和文化等概念”——即以“變量導向的方法”(variable-oriented approach)取代“案例導向的方法”(case-oriented approach)。[12]該書是兩位作者參加“國際價值觀研究”的成果,他們認為,“國家”“民族”“文化”等都是“不真實的假設”(unrealistic assumption),因為這些本身都是非常獨特的社會,因此,“國家層面上的比較不是比較”。相應的解決之道是用“人均收入”“人口年齡結構”“行業協會的集中度”,以及調查問卷等“理論變量”(theoretical variables)來取代那些宏觀的概念。[13]換句話說,按照他們的邏輯,用密爾(Stuart Mill)“求同法”和“求異法”指導的大量定性研究(國別研究)都失去了合法性和科學性。

毋庸諱言,普沃斯基和特尤因的邏輯是強大的。美國政治學界也乘勢開始全面反思定性研究方法的不足:盡管定量研究所依賴的統計技術、概率論或相關性等等都并非完美,但學界普遍認為,比之于定性研究的“決定論式的命題”(propositions of a deterministic kind)還是一種可貴的進步。于是,針對定性研究的缺陷,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教授克里斯托弗·亞琛(Christopher H. Achen)開出了一劑明確的“藥方”——回歸分析(regression analysis),此舉也被認為是美國社會科學概率論革命(the probabilistic revolution)的一個生動注腳。[14]

(二)《社會科學中的研究設計》一書對定量研究方法的推崇

為改進定性研究方法,美國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加里·金(Gary King)、普林斯頓大學國際關系學教授羅伯特·基歐漢(Robert O. Keohane)和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西德尼·維巴(Sidney Verba)合著《社會科學中的研究設計》一書,他們試圖整合整個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并把它們融合為一個共同的思維邏輯。[15]該書很快成為研究方法的經典,并作為社會科學類研究者學習研究方法的首選教材。《社會科學中的研究設計》一書指向非常明確,是為了提升定性研究的學術質量,該書建議定性學者應該借鑒定量研究方法(特別是回歸分析)。這個說法的潛臺詞在于:定量方法在某些方面確實比定性方法優越,因此,定性研究學者必須遵循定量研究的方法和技術,而脫離了這些準則的研究也就失去了其應有的學術價值。雖然,表面上,加里·金等學者主張,兩種研究方法應該和諧相處,但在實際上卻是“合一論”。盡管如此,在《社會科學中的研究設計》中,加里·金他們一再強調他們并不是要貶低定性研究,相反,是要揭示兩種研究方法中的“共通邏輯”:“(它們)之間的差別僅僅是風格和方法論的不同”,但在本質上(它們)“所依賴的邏輯都是相同的”。[16]

正是在這種認為兩種研究方法都具有相同邏輯的基礎上,他們認為,定性研究方法必須向定量研究方法看齊。也就是說,要把基于回歸分析和相關技術來進行因果推論的方法也運用于定性研究,否則便是不科學。三位作者還進一步指出,“科學研究的內容是關于方法的”,換句話說“科學的內容并不是研究的題材,而是研究的方法和規則”。[17]客觀地講,這個研究邏輯是迷人的,在實踐中也越來越成為西方政治學研究中必須遵守的準則。雖然,三位作者特別指出:“無論針對何種研究問題,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之間都各有優勢并相互補充。我們不鼓勵完全采用定量方法,因為通過量化數據進行統計學假設檢驗的方式并非適用于所有社會科學研究對象”。[18]然而,西方政治學界普遍認為,這個觀點不過是客套話而已,目的是讓他們自己顯得不那么極端。

(三)“定量霸權”思維的擴散

由于《社會科學中的研究設計》一書堅持定性與定量研究“只能有一個推理邏輯”,結果該書甫一出版就引起比較大的爭議。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大衛·萊廷(David D. Laitin)在第二年就撰文指責該書乃是“霸權式研究設計”(hegemonic design)和“霸權式規劃”(hegemonic project),體現了統計學家對定性學者根深蒂固的偏見與歧視。[19]但是,《社會科學中的研究設計》并不是一本心血來潮的標新立異之作,在加里·金看來,他早在1989年就“萌發了統一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構想”,而其設想就是要用統計推論(statistical inference)來規范政治學研究。[20]后來在面對學界批評時,三位作者還辯解稱,希望常規的統計訓練能夠促使學界形成共同的詞匯,目的是要以標準操作(standard practice)來規避偏差以促進學術界的交流。[21]從這種意義上來看,這三位作者實際上都是理想主義者,他們渴望該書的問世能夠促成一個學者的社群以便去共同追求正確的知識——用政治學大師級人物阿爾蒙德(Gabriel Almond)的話來說,“我們不用再‘分桌吃飯’(eat at separate tables,指定量與定性的分裂)了,我們將一起‘饕餮各色菜肴’”(to consume across cuisines,指多種方法的融合)。[22]

事實上,《社會科學中的研究設計》中“一統社會科學”的企圖飽受非議,至于原因,華盛頓大學政治學教授詹姆斯·卡波拉索(James A. Caporaso)言簡意賅:一是統一意味著一定的標準;二是調和往往意味著征服(對定性研究而言)。[23]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定性研究學者失去了昔日的光彩,在學術研究上也越來越處于被動,甚至于被孤立。然而,這種情形卻無人同情,相反,美國南加州大學國際關系學教授杰拉爾多·蒙克(Gerardo Munck)和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國際關系學教授理查德·斯奈德(Richard Snyder)還趁勢倒打一耙地指責“定性霸權也不可取”,因此,他們建議:一是必須消除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之間業已存在的鴻溝,并搭建彼此進行溝通的橋梁(目的是為了向定量研究方法合一);二是定性研究必須借鑒定量研究的優點和長處,并學著用數據說話以增強研究的科學性。[24]這一論證邏輯與《社會科學中的研究設計》中的觀點如出一轍!無獨有偶,美國紐約大學教授梅斯奎塔(Bruce Bueno de Mesquita)也直言不諱地指出,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都是科學研究方法,但總體上來說定量研究方法優于定性研究方法。[25]

《社會科學中的研究設計》一書中所闡述的觀點或許頗有爭議,但在西方政治學界,“定量霸權思維”的滲透與擴張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四)量化成為發表的“利器”

面對著政治學界日益嚴重的定量化傾向和定性研究學者的困境,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教授拉里·M.巴特爾斯(Larry M. Bartels)將這種情形稱之為“定量帝國主義”(a quantitative imperialism)。[26]當然,這并不是一個偏激的說法,實際上這個觀點也得到統計數據的支持。

在對西方12種影響因子較高的政治學研究期刊(主要是流行于美國和歐洲的政治學期刊)進行分析后,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國際關系學教授丹尼爾·瑪林涅克(Daniel Maliniak)、威廉瑪麗學院國際關系學教授蘇珊·彼得森(Susan Peterson)和威廉瑪麗學院國際關系學教授邁克爾J·特爾尼(Michael J. Tierney)等三位學者在2011年指出,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基本上呈現出此消彼長的態勢——定性研究總體趨勢下降,而定量研究則“日漸呈現了非常顯著的增長趨勢”。(參見下頁圖)從中不難看出,在過去的30年中,尤其在近10年內,定量研究方法已經取代定性研究方法成為發表論文最主要的研究方法,占到50%以上。[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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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美國路易斯安娜理工大學商學院教授巴里·J.巴賓(Barry J. Babin)、肯納索州立大學(Kennesaw State University)商學院研究員海亞爾(J. F. Hair)和北卡羅來納大學商學院教授博勒斯(J. S. Boles)等三位學者2008年指出,定量研究方法已經成為美國社會科學各學科發表論文的法寶。換言之,定量研究方法大大提高了投稿的命中率。結果越來越多的學者學習并運用定量研究方法。[28]然而,定量研究方法也隱藏著巨大的學術危機,三位學者談到:因為許多審稿人本身并不熟悉定量方法,尤其是比較復雜的定量研究方法,比如結構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EM)之類,但為了掩蓋自己的無知而故意放行有關稿件。因此,定量研究方法就可悲地淪為了投稿人“欺負”審稿人的“利器”。[29]

不僅如此,量化研究趨勢也影響到西方政治學學者的再生產機制。從全美目前57個政治學博士點的培養模式來看,66%的博士課程要求必修統計量化課程,其中56%以上要求至少修兩門課,而只有9%的博士點要求必修定性研究方法課程。[30]

顯然,“定量霸權”已經在西方政治學界(尤其是美國政治學界)成型,并給西方政治學的學科發展帶來深刻的變革。傳統的歷史研究法、文獻研究法、個案研究法等研究方法正在迅速地被邊緣化,甚至出現了非定量研究論文無人問津的地步。

與此同時,定量研究學者與定性研究學者之間也開始出現巨大的鴻溝與隔閡,甚至出現彼此輕視與謾罵。美國西北大學的政治學者賈奎林·斯蒂文斯(Jacqueline Stevens)的遭遇頗具代表性,斯蒂文斯是一位從事定性研究的女學者,多年來對定量學者的歧視一直耿耿于懷,但一直找不到發泄怨氣的機會。[31]然而,2012年的夏天,在美國國會辯論美國國家科學基金(NSF)是否取消對政治學撥款的時候,斯蒂文斯女士發表在《紐約時報》的一篇專欄文章向定量研究學者投下了一枚震撼彈: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應該取消對政治學研究的撥款,因為政治學定量研究學者已經淪落為“糟糕的天氣預報員”(Lousy Forecasters)。[32]一石激起千層浪,斯蒂文斯的言論立即遭到眾多大牌學者的反擊。比如,斯坦福大學國際關系學教授詹姆斯·費隆(James Fearon)和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政治學教授亨利·法雷爾(Henry Farrell)等都先后撰寫批評文章,他們批評斯蒂文斯:“一個做定性研究的學者有什么資格批評定量研究學者?”“反正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的基金她也拿不到”“定量研究你懂嗎?”[33]

然而,讓定量研究學者非常傷心的是,2012年度審核2013年財政預算時,美國眾議院以218票贊成208票反對的微弱優勢通過共和黨議員弗雷克(Jeff Flake)提出的針對《商業、公正、科學與相關機構撥款法》(Commerce,Justice,Science,and Related Agencies Appropriations Act)修正案,明確將政治學研究排除在國家科學基金會資助范疇之外。[34]

誠然,上述法案的通過未必是定性研究學者的勝利,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學界對定量研究的反思。

二、反思“定量霸權”

事實上,針對政治學者刻意定量化、進行簡單的回歸分析,而忽視政治學更加本源問題的爭議由來已久。早在2000年,一位匿名為“改革先生”(Mr. Perestroika)的政治學者就發郵件給美國政治學會,要求改變美國政治學研究“把玩數學符號而漠視實質內涵”的現狀,他同時還呼吁“應恢復政治哲學在政治研究中固有的核心地位”。[35]然而,這是個龐大的系統工程,遠非一人振臂高呼可以改變,包括美國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羅伯特·普特南(Robert D. Putnam)及其同事西達·斯考切波教授(Theda Skocpol)在內的一些政治學大師都對美國政治學過分科學化的傾向感到束手無策,同時,他們也相信美國政治學研究已到了全面批判與反思的時候了。[36]

(一)反思批判《社會科學中的研究設計》

1994年,當《社會科學中的研究設計》出版時,美國政治學界議論紛紛,莫衷一是,譽之者稱之為“劃時代的巨著”,而毀之者認為“這是一本定量學者不必看(言外之意此書是‘小兒科’),而定性學者看不懂的書”。[37]面對如此兩極化評論,學者們發現美國政治學界業已存在的“定量—定性鴻溝”愈發擴大。

針對這種情況,1994年,美國政治學會年會組織專門論壇,對《社會科學中的研究設計》進行評論。與會者對《社會科學中的研究設計》一書提出批評。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政治學教授亨利·布拉迪(Henry Brady)直言不諱地將《社會科學中的研究設計》稱之為一種說教(homily);拉里·巴特爾斯認為,《社會科學中的研究設計》一書所推崇的統計推理根本無助于解決任何認識論的復雜問題;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政治學教授彼得·蘭格(Peter Lange)認為,定量分析根本無助于尋求通則性的解釋。[38]

1995年,《美國政治學評論》也刊發了一組評論文章來評判這本飽受爭議的新著。很多知名的政治學教授都參與進來,比如,華盛頓大學詹姆斯·卡波拉索、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大衛·科利爾(David Collier)、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羅納德·諾格威斯基(Ronald Rogowski)、康奈爾大學西德尼·塔羅(Sidney Tarrow)、芝加哥大學大衛·萊廷等,基本上都持批評或部分認可的態度。相比之下,萊廷的觀點頗為尖銳,在他看來,《社會科學中的研究設計》實際上是在“一統政治科學”(disciplining political science),這勢必會引起政治學界溫和派學者(定性學者)與占據主導地位的“死硬派統計學家”(hard-line statisticians,指定量學者)之間的爭斗,而妄圖用定量思維一統政治學研究方法的企圖“也不過是一種烏托邦而已”;[39]而諾格威斯基的批評則更加嚴厲,在他看來,《社會科學中的研究設計》不僅貶低了定性研究,也同時低估了理論創新,“《社會科學中的研究設計》經文”不僅未刺激學術發展,反而還“癱瘓了政治學研究”。[40]

16年后,為批判《社會科學中的研究設計》,亨利·布拉迪和大衛·科利爾編輯出版了《反思社會調查:多樣的工具與共享的標準》一書,該書出版后很快再版。在這部有多個學者共同撰寫的論文集中,主要是圍繞四個方面的主題展開:方法論批判、定量批判、定量與定性傳統及新工具與新標準。[41]多位學者認為,經過十幾年的時間檢驗,《社會科學中的研究設計》一書的負面效應開始顯現:由于過分迷戀定量研究方法,現在政治學領域的研究充斥著簡單的回歸分析和統計模型——“將復雜問題簡單化”或是“將簡單問題復雜化”,因此,將一些本來很有意思的研究變得毫無意義。[42]幾乎同時,另一個對《社會科學中的研究設計》展開批判的是美國西北大學政治學與社會學教授詹姆斯·馬洪尼(James Mahoney),他認為,《社會科學中的研究設計》自問世以來,由于強調用定量方法來整合定性方法,“這本書阻礙了政治學的發展”。[43]不僅如此,馬洪尼還指出,如今美國政治學的發展已經進入“后《社會科學中的研究設計》時代”,對學術研究而言,書中的一些建議已變得過于簡單、容易誤導和不合時宜了。[44]

值得注意的是,大約在同一時期,《社會科學中的研究設計》妄圖整合的定性研究也取得長足進步,在方法論上日益推陳出新,并先后發展出了過程追蹤(process-tracing)、模糊集(QCA)和概念分析等研究新方法和新技術。[45]

(二)擺脫“物理學嫉妒”

大概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西方社會科學研究者就有一種深深的“自卑情結”,美國羅徹斯特大學政治學教授凱文娜·克拉克(Kevina A. Clarke)和大衛·普里莫(David M. Primo)將其稱之為“物理學嫉妒”(physics envy)。[46]也許是出于一種根深蒂固的弱勢心理,社會科學研究者常常覺得自己學科也應該與物理學科一樣是真正的科學,并可以使用后者的學科語言諸如理論、實驗和定律等來做自己的研究。這種“物理學嫉妒”通常具有這樣的思維:既然科學有一整套的研究方法,那么,他們自己的學科也應該采用。一般程序是:首先建構自己的理論模型,隨后提出研究假設,然后再檢驗假設——假設若被證實,則理論模型就成立;若研究假設被推翻,則理論模型就不成立。假如你的學科不是按照這種方法去操作的,那么,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你的學科就是偽科學。這種模式也常常被稱為“假設演繹法”(hypothetic-deductivism),在社會科學諸領域內非常流行。[47]

在政治學研究領域內,《美國政治學評論》無疑是這種模式的頭號倡導者,它明確拒絕沒有得到檢驗的任何理論模型。換句話說,不采用定量模型研究,想在該刊上發表論文將會很難。可以說,“定量霸權”能夠在西方政治學界根深蒂固,該刊的公開倡導是一個重要原因。據詹姆斯·馬洪尼的統計,在最近的20多年里,《美國政治學評論》所發論文“定性研究文章不到總量的8%,而所刊發的定量研究論文比例高達90%”。[48]結果是該刊所發論文的多樣性越來越差,給人一種非常單調的感覺;甚至在2001—2011年這十年,完全沒有刊發定性(經驗分析)研究方面的文章。針對這種情況,學界的意見也越來越大,或許是出于一種妥協,從2012年起,該刊才開始象征性地發表了幾篇定性研究論文以示平衡。

然而,這種思維其實是一種嚴重錯誤并對社會科學的發展相當有害。因此,在克拉克和普里莫兩位學者看來,政治學者的首要任務是克服這種自卑情結,并拒絕假設演繹法,真心去擁抱本學科真正的問題,才是解決問題的終極之道。[49]當然,他們的觀點并不孤立,幾十年來,西方社會科學界一直在反思這種過分定量化的趨勢。早在1955年,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就在《科學的反革命》一書中告誡經濟學界過分定量化的傾向:“科學走過了頭,會造成一種相反的危險處境,即唯科學主義的支配地位阻礙著在理解社會方面的進步,這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了。”[50]雖然,定量研究者一直標榜自己的研究是如何客觀和公正,但哈耶克指出:“唯科學主義觀點不同于科學觀點,它并不是不帶偏見的立場,而是一種帶有嚴重偏見的立場,它對自己的題目不加思考,便宣布自己知道了研究它的最恰當的方式。”[51]在實際操作中,人們往往發現定量研究者由于過分追求研究的簡約性(parsimony)而會省略變量,甚至會操縱變量,但社會問題通常是極其復雜的,結果通過復雜的手段對變量進行控制后,他們的研究常常脫離具體問題,又拋棄了歷史和現實,最終使得他們的定量模型不免流于故弄玄虛的學術炫耀:一方面讓人眼花繚亂,另一方面又讓人不知所云。

其實,物理世界與人的世界有本質區別。物理世界的基本原則是慣性,因此,人們可以預知物質世界將來可能的發展軌跡,但人的世界卻是高度復雜的:一方面,人是具有主觀能動性的生物;另一方面,人又是具有易變性和反思性的生物,其結果就是對人的行為模式及其社會后果的預測變得異常艱難,更不要說能夠精確地量化了。

(三)政治定量分析的局限

雖然,在過去的幾十年里,定量方法取得了很多進展,但常常卻是在一個非常狹窄的領域里實現突破,總體來看還是非常零星的和碎片化的,因而,定量分析對整個政治學的發展(特別是理論發展)貢獻很小。與此同時,西方政治學界也意識到,過分的技術語言(特別是統計術語)往往并不意味著操作的科學性。換句話說,定量研究固然有其輝煌的一面,但其局限也讓人不得不深思。

1.定量研究故步自封。隨著定量霸權思維在政治學圈內的傳播與蔓延,定量學界滋生了一種傲慢情緒。2006年,賓夕法尼亞大學政治學教授菲利普·斯羅德(Philip A. Schrodt)就注意到這種現象,他斷言,《社會科學中的研究設計》中的“霸權思維”已經成為“正統派的標準經文”并在很多研究生課程里被認為是“完美的、毋庸置疑的高端真理”,但實際上,這本書已經淪為“一種統計的單一文化”。[52]同時,斯羅德還指出,《社會科學中的研究設計》所倡導的定量思維的邏輯前后其實并不一致,因此,學生們基本上無法搞清楚這本書的意義,而且還“由于故步自封,他們不認為自己的方法需要進行嚴肅地變革”,其結果是在定量學者中間出現了一種“令人擔憂的對于現狀的滿足感”。[53]

然而,比自滿更加嚴重的后果是自欺。多年來,針對外界指責定量學者不研究問題而奢談方法的傾向,定量學界不僅不加以反省,反而變本加厲地認為“好的政治學研究本來就是由方法來定義的,而不是研究的對象與問題”。[54]在他們看來,科學研究重要的不是研究問題,而是研究方法,大有為方法而方法的味道,其結果是,定量學者自欺欺人地將研究設計置于研究的中心位置。在很多定量學者眼中,“如果研究設計有缺陷,那么,再好的洞察力也將失敗”。在這種意義上,《社會科學中的研究設計》一書可謂直截了當。在三位作者看來,政治學研究關心的不是理論的發展,而是理論的評價。[55]換句話說,方法論乃是“元研究”(meta-research),是研究的研究(research about research),[56]政治學重心則巧妙地從問題的研究轉換為對方法的研究。對于這種傾向,斯坦福大學統計專家、醫學教授斯蒂文·古德曼(Steven Goodman)的批評則頗具諷刺性:“過去是上帝傳遞給子民以律法,而如今我們則通過方法論自相傳授。”[57]

同時,更嚴重的另一種傾向也開始出現:定量學者不僅玩弄定量方法,而且還玩弄數字游戲。實際上,長期以來,可重復性問題一直是定量學者的短板,但他們卻無力解決。相反,他們日益染上一個“痼疾”——“P值崇拜”或“P值依賴癥”。“P值”是于20世紀20年代左右由英國統計學家羅納德·費歇爾(Ronald Fisher)發明,“P值”本來并不意味著“一種確定的檢驗”,而只是表明一種可能性,但現在卻被定量學者異化為一種“有根有據的決策過程”——“P值<0.05”已經變為神話——因為“統計是顯著的”。針對此種局面,斯蒂文·古德曼不無遺憾地指出,“P值從沒想到會像今天這樣被使用”。[58]后來,“P值”漸漸地淪為定量學者的“學術蚊子”(academic mosquitoes),因為“其雖討厭卻也無法驅趕”;也有人將“P值”稱之為“皇帝的新裝”,因為“其充滿很多問題,但每個人(指定量學者)都無視它”;甚至還有人還將“P值”貶低為“沒有生育能力的知識放蕩者”,因為其既不能解決實際的政治問題,又無力去創造新理論。[59]

事實上,數據僅僅意味著研究的開始,而不是研究的終結,更不是研究的目的。從一定意義上來說,“P值崇拜”強化了定量學者的自我欺騙意識,以至于有人干脆將其稱之為“P值篡改”(P-hacking)。

2.定量研究日益小眾化。21世紀以來,隨著互聯網的普及和大數據的興起,一些定量學者不僅喜歡坐而論道,而且還熱衷于發明各種新方法。結果研究方法出現雨后春筍之勢,諸如各式實驗方法、形式模型、機器學習和軟件開發等應運而生,其復雜性也越來越高,但是,懂得和使用的人卻越來越少。換句話說,定量研究方法正在變得日益小眾化。

(1)職業化傾向。如果說過去方法論只是一種業余愛好的話,那么現在則是一種職業,因為方法越復雜,則能夠精通的人就越少。于是,西方政治學界開始出現專門的方法論學者(methodologist),并已經成為一種新職業。該職業的主要職責是教授方法(methods teaching)和方法研究(methods research)。當然,沒有人是天生的定量方法論學者,這也常常是個人理性選擇的結果,需要付出諸多的辛勤和汗水,他們需要:a.經常閱讀定量專著和論文,并參加校際方法論研討會;b.定期參加方法論學術會議(特別是“美國政治方法論學會年會”“美國政治學學會方法論分會”“美國東西海岸實驗方法會議”“英國因果推理會議”等);c.正式的會員資格(比如是美國政治學會會員);d.注重社會互動(比如與其他方法論學者開展學術交流);e.開展研究(比如撰寫方法論研究論文);f.出版(比如向《政治分析》投稿)。總之,方法論學者是一種職業,也是一種身份認同。[60]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托馬斯·里皮爾(Thomas J. Leeper)指出,說自己是“定量方法論學者”本身就意味著自己職業的價值和職業的市場競爭力。[61]

然而,針對這種方法論學者不研究實際政治問題的發展傾向,西方政治學界也頗多爭議,認為他們雖然發明和引進了很多新方法,但對本學科卻知之甚少。定量方法論學者則反駁說在政治科學家(political scientist)和政治工程師(political engineer)之間,他們自然更傾向于后者。他們宣稱,科學家提出抽象問題而并不急于解決,但工程師則專門解決問題。因此,構建新的統計模型和開發新的軟件包便成為他們的主要工作內容和學科使命。結果,政治學的工程導向便日漸明顯,當然也越來越像統計學的一個分支。[62]

(2)男性圈子化傾向。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一個“方法論社群”已在西方政治學界形成,他們是共同擁有一整套技術特別是統計學和數學背景的社群,他們要經常參加方法論大會,特別是“美國政治學方法論年會”(POLMETH)及地方的方法論會議(比如“圣路易斯地區方法論會議”和“美東政治學方法論會議”),用美國著名導演伍迪·艾倫(Woody Allen)話來說就是“露臉是最重要的”,一種圈子文化則隱然可見。[63]

2014年,美國政治學方法論年會上的一則軼事很能說明問題。在第一天以“社會多樣性圓桌會議”為主題的午餐會上,一名女性學者發言,在問答環節一名男性教授非常傲慢地批評她所講的“多樣性”其實是“根本不相關的”,并進而懷疑這名女性學者的方法論訓練“還停留在本科生水平”。一位與會者立即回應說,“政治學方法論又不是發射火箭,沒什么數學基礎也完全可以掌握啊!”聽聞此言,另一名男性學者也附和說“對呀,確實是這樣呀!”然而,意想不到的尷尬局面出現,此時整個會場都對其投以“鄙夷的眼神和奚落的嗤笑”。[64]

美國政治學方法論年會常常充滿火藥味。據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政治學教授查爾斯·富蘭克林(Charles H. Franklin)回憶,早在1984年的第一屆年會上,與會代表就吵翻了,當時氣氛非常緊張,代表們唇槍舌劍、針鋒相對,話語中充滿了“尖銳的批判”和“有傷顏面的抨擊”。[65]由于受到打擊,很多人不再參加美國政治學方法論年會。據統計,現在參加美國政治學方法論年會的女性學者,大多數是新人,很多資深女性學者都不再與會,“說明先前的很多女性學者已經退出協會”。[66]于是,女性學者代表性不足和“性別鴻溝”問題便日益凸顯。針對這種不幸的狀況,美國愛荷華大學政治學教授薩拉·米切爾(Sara McLaughlin Mitchell)和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教授克里斯托弗·亞琛則指出:“將政治學降為圍繞數學工具的爭吵——一個特別大男子主義的典型態度是‘我的樣本比你的大得多’——這勢必將繼續保持該學科的男子主導特色;這不僅嚇走了定性學者,也讓簡單的定量學者(非復雜模型定量)望而卻步。事實上,當研究問題屈從于研究方法,當方法論討論變得咄咄逼人和吹毛求疵而不是互惠合作與富含建設性之時,人們也只能退避三舍了。”[67]

問題是如何才能要把女性學者重新帶回會場?對此,有人給出了建議:美國政治學方法論年會必須放棄“不必要的嚴厲”和“非建設性的”態度,要構建“更少的敵意和鼓勵性的氛圍”,并要注意避免對抗性的和人身的攻擊。[68]然而,女性學者對這些“定量方法論學者”卻信心不足,為了與美國政治學方法論年會對抗,她們在2008年組織了自己的方法論學會并取名為“多視野方法論會議”(Visions of Methodology,VIM),顯然對前者的狹隘耿耿于懷。與美國政治學方法論年會的咄咄逼人不同,“多視野方法論會議”是“在友好的和積極的氛圍中”進行研討。[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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