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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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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HistCite的西方行政領導力引文脈絡分析

信息來源: 《領導科學》2019年第2期  責任編輯:謝 晉作者:王迦南 曾建國  發布時間:2019-05-14

【摘 要】借助HistCite引文可視化軟件對西方行政領導力研究文獻進行量化統計分析發現,西方行政領導力研究文獻的時間跨度為1923—2018年,研究文獻集中在公共行政學、行政法學、社會學等學科領域,根據某一文獻在本地數據集的引用總次數得出排名前20位的核心作者有Pandey、Moynihan等,由某一文獻在本地數據集中的被引用次數得出排名前10位的核心文獻有《Pulling the Levers: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and Mission Valence》等,最后在這些研究發現的基礎上繪制1923—2015年引文編年圖,發現1923—1995年沒有出現具有一定影響力的經典文獻,而自2005年開始,文獻的影響力和被引數大幅度提升,文獻數量和質量維持在一個較高的水準。

【關鍵詞】行政領導力;引文分析;HistCite軟件

 

行政領導力是指“以一種高效的、起作用的、合法的方式,提供授權進程所要的結果,使行政組織與其行政環境保持一致”。早在19世紀,領導力學說已經在西方學術界嶄露頭角。20世紀初,政治、行政二分法理論與實踐的盛行、行政部門的職能變革推動著西方學術界對于領導力的研究逐漸臻于完善。在積累了大量理論和實踐成果的基礎上,學術界普遍認可在行政組織中,有效的行政領導力能提供更高質量、更高效率的商品與服務,能挖掘出振興組織文化的資源,創造具有凝聚感的組織環境。由于行政領導力領域大量的研究基礎和前沿理論存在于西方學術界,因此全面分析行政領導力研究的發展歷程,聚焦其發展脈絡與研究趨勢,用以了解行政領導力領域涌現的重要學者、研究熱點、研究方法和前沿理論,有利于為我國行政領導力領域的研究者與實踐者提供借鑒和參考。

一、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一)數據來源

本文使用的數據皆來自Web of Science平臺中的SSCI、SCI和ESI數據庫。2013年,Orazi在其文章中指出,行政領導力又稱為公共領導力或公共部門領導力[1],所以本文檢索策略設定為“TS=Administrative Leadership”“TS=Public Sector Leadership”“TS=Public Leadership”,數據庫選擇為“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以保證檢索期刊的質量。截止到2018年7月1日,共檢索到文獻2762篇。

(二)研究方法

HistCite引文分析工具是由世界著名科學計量學家和情報學家Eugene Garfield開發的,它是一個引文編年可視化程序。該軟件能夠用圖示的方式展示某一領域不同文獻之間的關系,快速繪制某個領域的發展歷程,定位該領域最重要的文獻,確定引用最多的文獻的分布規律,構建該學科的發展規律和未來研究趨勢。HistCite軟件涉及的重要指標有LCS(Local Citation Score),它代表某一文獻在本地數據集中的被引用次數,文獻的LCS值高,就意味著它是研究領域內的重要文獻,且很有可能是選題領域內的開創性文章;TLCS(Total Local Citation Score)代表某一文獻在本地數據集中的引用總次數,即在當前分析文獻集合范圍內的引用總次數。

二、研究結果與分析

(一)行政領導力研究文獻的年度分布

將2762篇文獻的TXT文本格式導入HistCite軟件,我們發現,文獻的時間跨度為1923—2018年,在此期間,共涉及4473位作者,LCS為2606,620種核心期刊,4813個研究關鍵詞。關于行政領導力研究最早的文獻為1923年由Hagerty在《Annals of the Americam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期刊上發表的《The Univercities and Training for Public Leadership and Social Work》一文。由分析結果可知,1923—1991年,有關行政領導力的文獻寥寥無幾,年發文量在10篇以內;1992—2007年,每年發表的文獻數量呈穩步增長態勢,但增長幅度不大;自2008年開始,文獻發表數量呈井噴式增長,尤其是2015年、2016年、2017年,這三年每年文獻發表數量均超過200篇,由此可以看出,各國學術界對于行政領導力的聚焦程度和研究力度開始迅速上升。

(二)行政領導力研究文獻的學科分布

在大數據盛行的互聯網時代,由于公眾意識日趨覺醒和信息的去門檻化,民眾有更多的機會和角度審視今日的領導人,尤其是行政部門的領導人。然而,隨著公眾懷疑態度的增長,公眾對于領導者的錯誤、缺陷和行政組織的結構性缺陷表現出的容忍度越來越小。行政領導力研究涵蓋了當今時代政府在公共管理、行政自由裁量權、民主建設、公共資源分配等領域面臨的諸多挑戰,其研究內容囊括了眾多學科。通過分析可知,行政領導力研究文獻主要來源于公共行政學和行政法學,二者占據全部文獻研究的63.2%;其次是社會學,占據文獻研究的15.8%;其余的心理學、計算機科學、歷史學、環境科學等學科的文獻占比僅有21%。所以,從文獻計量角度來講,行政領導力研究領域的知識結構以公共行政學、行政法學和社會學為學科基礎。

(三)行政領導力研究文獻的核心作者分析

根據TLCS指標的高低可以迅速定位該研究領域的核心作者。按照TLCS指標排序和TLCS指標意義,我們在所有4473位作者中確定了核心作者的分布。通過HistCite軟件分析具體發文情況后,TLCS指標在前20位的作者呈現出明顯的聚類分布。

第一個聚類團由美國羅格斯大學的Pandey、美國威斯康星大學的Moynihan和美國北卡羅萊納大學的Wright組成。他們在2012年共同發表3篇文章,其中《Pulling the Levers:Transformational Leadrship,Public Services Motivation and Mission Valence》成為行政領導力領域被引用頻率和受關注度最高的文獻,被《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期刊評價為“期刊創辦以來最有影響力的75篇論文之一”。Pandey迄今發表的10篇論文中,有4篇與Moynihan合著,5篇與Wright合著,顯然三位作者來自同一研究團隊。值得一提的是,Pandey在行政領導力領域的發文量和被引用頻率皆為最高,其在變革型領導力領域的研究成果甚為顯著。

第二個聚類團由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的Van Wart、美國中佛羅里達大學的Wang和美國印第安納大學的Trottier組成。他們在2008年合著的文章《Examining 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Leadership in Government Oraganization》成為該領域被引用頻率排名第二的文章。Van Wart的9篇論文中,有5篇為自己獨著,其在2003年和2013年發表的兩篇綜述類文章《Public-sector Leadrship Theory:An Assessment》和《Administrative Leadership Theory:A Reassessment After 10 Years》整合了行政領導力領域近20年的研究熱點與主要觀點,并對該領域的未來發展前景進行了分析,為該領域的研究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

美國佛羅里達大學的Kroeck、美國北卡羅萊納大學的Lowe和Sivasubramaniam組成第三個研究聚類團。他們于1996年在《Leadership Quarterly》期刊上合著的論文《Effectiveness Correlates of Transformational and Transactional Leadership: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the MLQ Literature》首次對MLQ領導力測評量表進行了元分析回顧,同屬此領域為數不多的文獻綜述類文章。

第四個聚類團由美國華威大學的Currie和Lockett構成。Currie是一位比較高產的作者,共撰寫了16篇文章。由于同屬一所大學的緣故,二人合作撰寫了7篇論文,最有影響力、被引用頻率最高的論文當屬《A Critique of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Moral,Professional and Contingent Dimensions of Leadership Within Public Services Organizations》一文。Currie和Lockett的研究重點一直是行政領導力眾多領導風格中的一種——變革型領導力。

第五個聚類團由美國內華達大學的Park和美國佐治亞大學的Rainey組成,二人合著了發表于《International Public Management Journal》上的《Leadership and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US Federal Agencies》一文。

第六個聚類團是Lavigna和Paarlberg,他們是《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nd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Driving Individual and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一文的合著作者。

第七個聚類團由英國思克萊德大學的Huxham和英國開放大學的Vangen組成,二者共合著兩篇論文,即《Leadership in the Shaping and Implementation of Collaboration Agendas:How Things Happen in a(not quite)Joined-up World》和《Enacting Leadership for Collaborative Advantage:Dilemmas of Ideology and Pragmatism in the Activities of Partnership Managers》。

此外,核心作者Fernandaz來自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其同核心作者Terry和核心作者Belle的相似之處在于,三者不屬于任何一個聚類團或研究團體,通過可視化分析得出的結論是:三者似乎不傾向于與其他作者合著撰寫論文。Terry發表的4篇論文均為獨著,其中《Administrative Leadership,Neo-managerialism and the Public Management Movement》一文在行政領導力領域被引用頻率和認可度很高,LCS數值達到33。Belle一直致力于行政領導力最前沿問題的探索,他是唯一在2018年發表了相關論文的核心作者,論文題目是《The Role of Motivation and Leadership in Public Employees’ Job Preferences:Evidence from Two Discrete Choice Experiments》。Fernandaz于2005年發表的論文《Developing and Testing an Integrative Framework of Public Sector Leadership:Evidence from the Public Education Arena》成為該領域被引用頻率排第8位的文獻。在LCS指標排名前10位的文章中,只有他和Belle是獨著作者。

由此可見,行政領導力領域的核心作者分布比較分散,彼此之間并沒有呈現出特別緊密的合作關系,也并未形成較為統一的、公認的、權威的研究團體。雖然通過文獻量化歸類出了七個核心作者聚類團和三位獨著作者,但各個聚類團中各位作者合著的文章并不多。

(四)行政領導力核心文獻分析

確定一篇文獻是否為核心文獻,主要看其LCS指標數值的高低。LCS數值越高,越能從側面反映出該文獻的質量和科研成果的受關注度。在HistCite軟件中,通過對2762篇文獻進行LCS數值排序,得到被引用頻率高的前10篇文獻。通過分析可得,LCS指標數值排名前10位的文獻的作者均為上文分析的核心作者,證明上文中對核心作者的分析結果是正確的。通過分析核心文獻我們發現,行政領導力領域對于變革型領導力風格的研究投入和關注度非常之高,西方學術界甚至認為“在完成行政任務的過程中,行政領導應以變革型領導力風格為主,并著重發揮廉政與道德風范的作用”[1]。作為行政領導力中重要的組成部分,變革型領導力通常指那些為組織設定長遠目標,就這一長遠目標持續交流溝通,并使用非金錢激勵手段來激發下屬積極性的領導力。大量有關變革型領導力的核心文獻出現于本文的分析結果中,這對我國行政領導力未來的研究趨勢是一種啟示。

排名第1位的文獻是Pandey、Moynihan和Wright于2012年在《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期刊上發表的《Pulling the Levers: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and Mission Valence》一文,該文的三位作者均屬于第一聚類團。文章指出,通過調查領導者如何通過加強公共服務動機手段來影響員工對行政組織的使命感,其研究成果可以進一步幫助理解公共服務動機和行政領導力之間的關系。排名第4位的文章也出自這三位作者,由此可見核心作者第一聚類團的論文質量和引用價值均為最高。同樣在2012年,他們合著了《Setting the Table:How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Fosters Performance Information Use》一文,發表于《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期刊。而排名第6位的文獻的兩位作者依舊來自第一聚類團,是Pandey和Wright于2010年在《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期刊上發表的《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in the Public Sector:Does Structure Matter?》。通過分析這些文章的核心觀點可以看出,第一聚類團的核心作者非常關注變革型領導力的影響因素,從排名靠前的文獻來看,西方學術界目前的研究熱點也確實聚焦在變革型領導力上。而且Moynihan和幾位學者皆主張“綜合領導力”應該是行政領導力未來實踐的主流。[1]

排名第2位的文獻的作者來自第二聚類團,是Trottier、Van Wart和Wang于2008年在《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期刊上發表的《Examining 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Leadership in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一文。2010年,Paarlberg和Lavigna同樣在《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期刊上發表的《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nd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Driving Individual and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一文成為LCS值排名第3位的文獻,二者屬于核心作者第六聚類團。排名第5位的文獻是由Lowe、Kroeck和Sivasubramaniam于1996年在《Leadership Quarterly》期刊上發表的《Effectiveness Correlates of Transformational and Transactional Leadership: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the MLQ Literature》一文,三位作者屬于第三聚類團。排名第7位的文獻是Park和Rainey于2008年在《International Public Management Journal》期刊上發表的《Leadership and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in US Federal Agencies》一文。該論文呈現出的工具理性主義在行政領導力研究領域的文獻中并不多見。在大多數文獻局限于理論假設的情況下,以經驗依據和數據研究作為支撐的論文往往會對該領域的前沿探索做出巨大貢獻,也更符合實證精神。

核心作者Fernandez于2005年所著的《Developing and Testing an Integrative Framework of Public Sector Leadership:Evidence from the Public Education Arena》一文成為該領域被引用頻率排名第8位的文章。Fernandez嘗試運用一個綜合框架來評估行政領導力對州立學校教育效果的影響,他的研究發現證實了行政領導力的特點和風格具有積極影響,特別是當行政任務的困難度上升時,行政領導者的經驗會對行政績效產生積極影響。另一位不屬于任何聚類團的核心作者Belle于2014年發表了題為《Leading to Make a Difference:A Field Experiment on the Performance Effects of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Perceived Social Impact and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的論文,該論文在核心文獻中排名第10位。排名第9位的文獻的作者是Moynihan和Ingraham。2004年,二人在《Administration and Society》期刊上發表了《Integrative Leadership in the Public Sector:A Model of Performance-information Use》一文。研究結果表明,行政領導力確實在政府的績效信息的使用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變革型領導力特別注重對追隨者的能力的激發,從而形成“行政組織創業文化”氛圍。[2]

(五)行政領導力引文時序分析

繪制文獻的引文編年圖是HistCite軟件的特色。通過引文編年圖,可以觀察到該研究領域主題發展的歷史脈絡和繼承關系。[3]在HistCite軟件操作界面“Tools”中選擇“Graph Maker”,本文以LCS數值指標對所有2762篇文獻記錄排序,閾值選擇為40,即選取LCS值前50條記錄并根據時間先后順序繪制引文編年圖。閾值太低,文獻之間的引用關系反映不充分;閾值太高,形成的引文編年圖太過復雜,不易分辨。本文根據所下載的行政領導力文獻記錄的實際情況,將閾值設定為40。在引文編年圖中,每一個圓圈代表一篇文獻,圓圈面積越大代表該文獻被引頻次越高、受關注度越高。圓圈中的數字代表該文獻在HistCite軟件中的序號;圓圈之間會有線段相連,線段末端的箭頭方向代表文獻之間的引用關系,被箭頭指向的即為被引用。通過線是否密集,可以判斷該領域近些年的研究情況。由引文編年圖可知,線段非常密集且錯綜復雜,說明行政領導力領域的研究非常活躍。

引文編年圖中有兩條最明顯的引證關系鏈即引證關系鏈1和引證關系鏈2。引證關系鏈1由文獻記錄254、435、513、577、622、870、817、1409、1392、1159等34篇文獻構成,關系鏈2由文獻記錄404、550和908組成。引證關系鏈1無論是引證文獻數量還是復雜程度均高于引證關系鏈2,屬于該研究領域的支柱型關系鏈。但是由引文編年圖可知,兩條引證關系鏈之間沒有明顯的引證關系。通過進一步分析文獻得知,引證關系鏈2的文獻研究主要聚焦于行政領導力的協同治理、領導力實施的結構等內容。引文編年圖中有3個孤立文獻節點,537、1109和1112,通過閱讀文獻摘要發現,3篇文章核心思想在于公共部門的政策制定上,行政領導力并非文章研究的重點。

由引文編年圖可知,1923—1995年的文獻節點為空白,說明在此70多年之間,沒有出現具有一定影響力的經典文獻。引文編年圖截止到2015年,并不意味著2015—2018年沒有經典文獻,而是近幾年發表的文獻比較多,但因發表時間較短,到目前為止被引用的次數并不多。

最早的文獻節點是發表于1996年的文獻254,其為Lowe、Kroeck和Sivasubramaniam發表在《Leadership Quarterly》期刊上的《Effectiveness Correlates of Transformational and Transactional Leadership: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the MLQ Literature》一文。作為被引次數排名第5位的核心文獻,該篇文章對MLQ量表做出的回顧和元分析對整個行政領導力研究領域乃至其他領域都有巨大的借鑒作用。

1998—2000年出現了4篇被引次數較高的文獻,分別是文獻311、312、403和387。其中311是圖中最大的文獻節點,是Terry于1998年所著的《Administrative Leadership,Neo-managerialism and the Public Management Movement》一文,發表在《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期刊上。這篇文章在核心文獻中排名第11位,其核心觀點為,近年,“解放行政枷鎖”和“市場驅動管理”已成為公共管理領域的主流研究內容,新管理主義促使行政領導者扮演公共企業家的角色,倡導行政組織的“創業感”。文獻312是Behn所著的《What Right do Public Managers Have to Lead?》一文,該文主要論述美國行政體系存在諸多失敗,如組織、分析、行政、立法、政治和司法失敗,而公共管理者可以通過發揮行政領導力幫助糾正這些失敗。文獻403是Borins所著的《Loose Cannons and Rule Breakers,or Enterprising Leaders?Some Evidence about Innovative Public Managers》一文,文章認為,關于新公共管理主義倡導的新思潮是指在行政部門領導中培養企業家精神。文獻387則是由Hartly和Allison合著的《The Role of Leadership in the Moderniz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Public Services》一文,該文探討了行政領導力在政府現代化和政府改革過程中的核心作用,引導公眾理解行政領導力,并為管理地方政府提供方法。

2001—2005年出現了一批文獻,如文獻435、464、513、597、627、577、622,其中最經典的文獻為577和622。文獻577是核心文獻中排名第9位的《Integrative Leadership in the Public Sector:A Model of Performance-information Use》一文,作者為Moynihan和Ingraham。文獻622是核心作者 Fernandez于2005年所著的《Developing and Testing an Integrative Framework of Public Sector Leadership:Evidence from the Public Education Arena》一文,同樣也是核心文獻中排名第8位的文章。

2005年之后,關鍵節點文獻開始迅速涌現,引證關系也隨之變得復雜。2008年出現了兩篇非常重要的文獻,文獻870和文獻817。870是來自第二個聚類團的核心作者Van Wart、Wang和Trottier合著的《Examining 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Leadership in Government Organization》一文,該文章也是核心文獻中排名第2位的文章;817是來自第五個聚類團的核心作者Park和Rainey發表的《Leadership and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US Federal Agencies》一文。

2010年涌現出關鍵文獻節點1087、1159、1117、1165、1090、1129、1108。其中,1087、1159和1165作為最重要的文獻,與其他文獻有極強的引證關系。1087的作者來自第一聚類團,是Pandey和Wright,文章題目為《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in the Public Sector:Does Structure Matter?》,該文被引用次數排名第6位。文獻1159,即《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nd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Driving Individual and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一文,其作者來自第六個聚類團,是Lavigna和Paarlberg,該文在核心文獻中排名第3位。文獻1165是由核心作者Moynihan和Pandey所著的《The Big Question for Performance Management:Why Do Managers Use Performance Information?》一文。該文章認為,雖然各國政府在制定績效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并將其用于改善政府治理,但我們仍不了解行政效果與績效表現之間到底存在什么樣的關系。論文從對地方政府管理者的調查中檢驗了績效的影響力,結果表明,公共服務動機、領導角色、行政組織文化和行政靈活性都會影響績效表現。

2012年出現的3篇最為經典的文章的作者皆出自第一聚類團,是Pandey、Moynihan和Wright。文獻1409,《Pulling the Levers: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and Mission Valence》;文獻1392,《Setting the Table:How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Fosters Performance Information Use》;文獻1352,《Working Within Constrains:Can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 Alter The Experience Of Red Tape?》。其中,文獻1409和1392分別在核心文獻中排名第1位和第4位。文獻1352主要論述了變革型領導力對行政組織中繁文縟節的影響,并進一步提出了改進措施。由此我們可以看出,2010年之后,學術界開始把目光聚焦到行政領導力中變革型領導風格的研究上,2012年的研究力度達到了巔峰,文獻的重要程度和被引次數皆為最高。

2013—2015年的關鍵節點文獻的影響力同2012年的文獻相比并不是很高。文獻1634,《Leadership and Meaningful Work in the Public Sector》認為,目前關于行政領導力的研究很多,然而,領導力在行政管理領域的研究仍然落后于其在心理學和工商管理學等相關領域內的研究。文章力圖通過分析行政領導力在激勵下屬工作積極性方面的作用來填補這一研究空白。文獻1673,《Leading to Make a Difference:A Field Experiment on the Performance Effects of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Perceived Social Impact and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的作者Belle是核心作者之一,該文章在核心文獻中排名第10位,屬于該時間段中最為經典的文章。文獻1697,《The Management of Change in Public Organization:A Literature Review》回顧了最近關于公共組織改革的文獻,并著手探討這些文獻在多大程度上回應了早期文獻對行政背景因素缺乏研究的批判。論文提出,通過建立理論橋梁對改革過程進行更深入的實證分析來強調行政改革的復雜性。文獻1712,《Public Management in Time:A Longitudinal Examination of the Full Range of Leadership Theory》主張變革型領導力是改善行政環境最重要的因素,針對公共管理領域的研究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得愈加重要。文獻1794,《The PSM-Leadership Fit:A Model of Performance Information Use》探討了行政領導力對行政績效的影響。文獻2000,《Public Leadership: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Framework for Future Research》則采用文獻計量學方法,提出了行政領導力未來研究的四個趨勢,即從注重上層領導力到注重基層公共民眾、從簡單到復雜、從普遍主義到文化相對主義、從行政領導者到行政追隨者。[4]

伴隨著行政領導力研究領域經典文獻的相繼問世,行政領導力的實證研究與應用也進入了鼎盛時期,具體證據表現為自2005年開始,文獻節點數量迅速增多,文獻的影響力和被引數大幅度提升,文獻數量和質量維持在一個較高的水準,各個文獻節點之間的聯系也趨于復雜和密切。

三、結語

本文利用HistCite可視化軟件,在Web of Science數據庫中收集了自1923—2018年收錄的以行政領導力為主題的2762篇文獻,并繪制了引文圖譜,對行政領導力領域做了一個直觀的分析,但該研究方法同樣存在不足之處。首先,HistCite提供的引文時序編年圖只能反映文獻之間引用和被引用情況,而對于該領域最新的變化和研究熱點卻無法反映。其次,某些作者致力于撰寫專著,而非論文,導致其成果在核心文獻的排名中缺乏一席之地,但其專著對于整個領域也存在深遠影響,甚至確定了未來幾十年學者們研究的方向,而HistCite軟件對于專著分析的投入程度略有欠缺。再次,在引文時序編年圖中,閾值的選擇存在較大的主觀性,不同的閾值對于編年圖的影響較大,可能會在最后的分析結果中出現誤差。最后,由于該領域核心文獻較多,本文只依據LCS指數指標選取了排名前10的文獻,可能會導致一部分經典文獻因尚未被分析而被遺漏。希望本文會對我國公共管理學科中行政領導力領域的研究提供些許借鑒之處。


參考文獻:

[1]ORAZI D C,TURRINI A,VALOTTZ G. Public Sector Leadership:New Perspectives for Research and Practice[J].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s,2013,79(3):486-504.

[2]MOYNIHAN D P,INGRAHAN R W. Integrative Leadership in the Public Sector:A Model of Performance-information Use[J].Administration and Society,2004,36(4):427-453.

[3]劉麗.基于HistCite的圖書館服務領域引文脈絡分析[J].情報科學,2014(5):91-96,101.

[4]VOGEL R,MASAL D. Public Leadership: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Framework for Future Research[J].Public Management Review,2015,17(7):1165-1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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