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知公告:
量化研究方法

您當前的位置: 首頁 > 量化研究 > 量化研究方法

政治的現象學維度:對政治學量化研究方法的反思

信息來源: 《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19年第1期  責任編輯:管理員作者:林 曦  發布時間:2019-05-07

套用西方政治學的概念、框架、方法和分析范式來解釋中國政治現象的問題,存在著對中國政治問題研究解釋力不足的問題。政治現象學的發展恰恰有助于解決當代中國政治學面臨的上述困境和挑戰。簡而言之,在政治學研究中,政治現象學所謂的“懸置定見”就意味著不能拘泥于西方政治學的既有概念模式,要防止運用某種西方政治學概念模式中的刻板印象、刻板知識來理解中國政治現象;“直面現象”就是強調直面中國政治現象本身,將政治學知識生產奠基于中國政治現象之上;“反觀意識”就需要分析中國歷史與現實的政治現象對于中國人政治意識的影響,反思其構成過程;“解釋意義”就需要說明中國人在政治生活中特有的意義世界,揭示和解釋其基本要素和特性。在這種意義上,政治現象學的發展有助于中國政治學面向本土化發展,有助于生產具有中國特色的、原創性的政治學知識,也有助于促進中國政治學對國際學術界產生實質性的影響。

總之,20世紀以來的現象學運動并沒有發展出完整統一的教義、學派和理論體系,不同的現象學家都是運用現象學的精神和方法富有個性地開展研究,朝向不同的事物本身進行分析。“純粹現象學必定是不豐富的,因為它是本原的;但現象學則完全可以也必定是豐富的,因為所有的事實和事件,都可以從顯現著的現象的角度來考察。”[1]在這種意義上,政治現象學研究運用現象學的精神和方法開展各種具體的政治現象分析,其未來的研究主題、方向與領域將是具有開放性、多樣性和包容性的,應當會呈現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特征。

在政治學這一學科中,我們可以看到,量化研究正在逐漸成為主流。謝韜和Sigelman以《美國政治學評論》為例,說明了美國政治學研究的方法在20世紀下半葉發生了一個重大的變化,即定量分析逐漸占據了主導地位。運用定量分析、數理模型和量化回歸,許多文章試圖通過數據來解讀政治的現實。《美國政治學評論》創刊于1906年,在20世紀上半葉,定量分析占據發表文章的比例,大概在10%,到了1952年,突然增長到22.2%,此后一路高歌猛進,在1978年達到了78%的峰值,之后又有所下降,直到穩定在現在的50%左右的發稿比例[2]。謝韜和Sigelman的文章發表于2008年,在當時,他們通過分析《世界經濟與政治》《美國研究》《現代國際關系》《國際問題研究》這四本雜志得出的結論是:和美國的政治學研究相比,中國政治學研究中的定量分析還屬于鳳毛麟角。十年過去,當下中國的政治學研究,其實也出現了量化研究漸成主流的趨勢。

這一波以量化研究為主導的政治科學研究潮流,本身可能只是我們當下社會文化現象的一部分,我們從現象學的角度出發,或許可以澄清如下問題:科學研究是如何在生活世界的基礎上生發、發展起來的?生活世界,尤其是我們的政治共同體,本身為科學研究提供了一系列的意義和話語“基礎”,在這些基礎之上,搭建科學研究的大廈才能得以可能[3]。對于這一點,胡塞爾曾經有過論述。他認為,科學研究中存在一個誤區,通常,我們會通過數學化的語言、數理邏輯,對自然或者社會進行描述,這本身其實只是一個方法。但是,這個數學化、公式化的表達出現之后,我們會將之誤以為是現實、實在本身。所以用量化方法做出來的研究成果,被當成了事實本身。胡塞爾解釋說,數學及其科學,是“思想的外衣”(Ideenkleit),里面所表達的內容都是對我們生活世界(Lebenswelt)的一種表述。數學通過自己的一套符號、定理、公式和體系,把這種表述包裝成“客觀實在和真實”(objektiv wirkliche und wahre)。所以,我們把這種理念的外衣,當成了真實的存在物。實際上,它充其量只是一個方法,它只是把那些只有在我們生活世界當中才能體驗到的事物轉化為科學的說法[4]。

從胡塞爾的旨趣出發,舒茨進一步說明,自然科學的方法,尤其是數理邏輯、量化、實證的方法,是一個理想化、高度抽象化的產物,其本身源于生活世界。但是,在進行抽象化的過程當中,這種研究把活生生的人給排除出去了,把他們的個人生活、喜怒哀樂、文化創造,都完全摒棄了[5]。

從現象學的角度來重新審視政治科學研究,首先,我們可以把關注身體作為研究的切入點,此處所言的身體,是“作為研究主體的身體”,而非“作為研究對象的身體”。在此前定量化的研究當中,人的身體,只是作為眾多客體當中的一員,被客體化、對象化、物化。人的身體,不是作為一具活生生、具有自主能動性的主體,而是死氣沉沉的對象,甚至連對象都談不上,只是量化研究當中一個不起眼的數字。我們經常會把身體想當然地認為是我們理應擁有之物,而將之排除在具體研究的范圍之外。其實,我們存在于世間,首要的切入點,便是我們的身體,它既具有生物屬性,也具有政治屬性。這也是為什么Gabriel Marcel會將身體抬高到人的存在最高點。在他看來,如果脫離了身體,那么,就無從談論人的存在,一切的問題,包括政治問題,都必須先解決和身體有關的問題,才能得以進行[6]。因此,當我們思考人作為政治動物而存在的時候,身體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切入點,迫使我們去思考身體是如何讓我們的政治存在得以可能。

以身體為起點來觀照我們的政治研究,可以發現,身體一旦從客體、對象、物品轉化為主體,那么,以身體為原點而生發出來的政治活動、社會身份、文化建構就呼之欲出了。比如,我們身體的諸多屬性,包括了種族、性別、性取向、年齡、健康狀況等,所有的這些元素,都可能成為生命政治里面的核心影響因素并作為政治控制的手段,來影響處于這一共同政治生活之中的不同個體。巴特勒從波伏娃“沒有天生的女性、女性都是社會的產物”這一論斷出發,認為性別本身并不是一種穩定的身份或者主觀能動性源泉;相反,它是一種身份,經由一系列的行為建構起來,即按照某種模式來進行、不停得到重復的行為[7]。因此,性別的建構,首先是建立在對我們的身體不停地進行某種模式化的努力的基礎之上,日常生活中,各種手勢、動作、表演,構成了一個符合社會期待的、性別化的自我。所以,我們就不能把身份給理解“實”了,不能認為,身份、性別背后存在某種“實在”“實質”的東西,相反,我們要看到,身份其實就是被建構出來的“社會時間性”。換言之,這些包括了各種各樣與時間相關的建構行為,是有歷史性的,這是一種從現象學角度對身份、身體、性別的理解[8]。

由此可見,巴特勒從身體出發,把理論建立在活生生的日常生活體驗之上,強調我們個人的主觀體驗,其實是包含了一系列建構性的行為,正是經由這些行為,我們這個世界才被建構出來。在她看來,個人的身體即是政治的;換言之,個人主觀體驗和外在的政治安排、社會結構之間,是一個相互型構的過程。她關心的問題是:系統性、無處不在的政治和文化結構,究竟如何通過個人的行為、實踐來得以踐行、再生產?對于巴特勒而言,我們如果把那些個人的經驗,放入到一個更大的背景中去,則可以將這個問題看得更加清楚一些。巴特勒認為,如果我們每個個體能想明白,自己的喜怒哀樂都不是專屬于自己個人所有的,而是經由這個共同體擁有的文化狀況生產出來的,那么,這樣的一種意識,或許還能以一種意想不到的方式來為個體賦權。當然,巴特勒并非是要刻意抹除公私之間的界限,只不過,她希望把“個人的”變成一個具有擴展性的概念,能夠把政治結構這種“公共”的東西也包含在里面。因此,在政治生活中,我們每個個體的狀況,就不再是單個人的狀況,而是和其他人一樣、共享的一種狀況;個體的行為,雖然從表面上看是個人性的,但其實是不停地在再生產個人的性別,從這個意義上講,個人的身體,和其他人的身體一樣,都是經由這個共同的生活而被塑造出來。

因此,巴特勒提出,透過身體,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經由性別關系而搭建起來的生活世界,在結構層面上,不同社會性別之間的關系,構成了一個生活世界,那這種生活世界又是如何產生、再生產的呢?巴特勒給出的答案,就是我們必須要追溯到個人的身體之上;換言之,這個政治共同體中的無數個個體,經由被歷史限定的行為來實踐、表演其性別,每個個體的身體,都經歷了一個社會性別化的過程[9]。巴特勒對身體被性別化的過程進行剖析,從中挖掘其政治意義,這本身可以作為我們深入挖掘身體其他特性之政治蘊含的一個起點,比如種族、性取向、健康狀況等。再結合吉爾茲對于“劇場國家”的論述,我們可以看到,處在政治生活中的身體,本身也是政治結構中獎懲機制的針對對象,是整個政治意義的表演主體[10]。

身體作為一個我們進入政治生活、知覺互動之場域的切入點,這本身也涉及政治現象學另

外一個頗為重要的研究領域:主體間性或者“共生之存在”。換言之,人之所以是作為“政治動物而存在”,就是因為人是群居性的動物,我們無法離開彼此而獨自存活。如魯濱孫那樣的例子,最終都必須要找一個“星期五”來一起共同生活[11],更何況我們處于社會中的男男女女?這樣的一種狀態,當然不是說,我們只是數量上的一個集合或者地域上的相互鄰近。恰恰相反,人的存在方式,是以一種“強共生”的面目呈現出來的。之所以稱之為“強”版本的“共生”,就是基于,這樣的一種“共生”模式,和我們此前所討論的那種“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弱共生”模式的相互對比。這種“弱”版本的“共生”,并不要求人與人之間有多么緊密、濃稠的相互來往,而頂多只是一種地域上相互鄰近的接觸或者某個地域范圍內沒有交集、彼此獨立的光點的集合,算不得真正意義上的“共生”。這種“強”版本的“共生”,是梅洛-龐蒂所言的那種“共生”,即我們會和這個世界上的其他人結成各種各樣稠密的關系。

這種關系結成了一張“政治生活之網”,在其中,我們彼此的存在相互映照,人與人之間的意識、觀念、身體都彼此發生著緊密的交往。個體和個體之間,個體和集體之間,集體和集體之間——無一不在發生彼此關聯,無時無刻不在發生彼此往來。我們身處某個政治生活的共同體之中,其中的道德觀念、律法、教義、思想、習俗、作品——無一不在相互影響、相互表述、相互指稱。這樣的一張意義網絡,本身是以我們政治生活共同體為基底的一種呈現,這個意義網絡,表達的是我們不能離開彼此的一種強烈的共同生存的現實和狀況。

這樣的一種“強”版本的“共生觀”,本身指向了我們政治生活中的一個基本現實,那就是語言以及科學研究作為集體和制度的產物而存在。從現象學的角度出發來看,語言是我們共同生活里面所運用到的一個溝通媒介,其本身是因為共同生活的需要應運而生。我們對這種主體間性的政治生活進行研究,所獲得的知識產品和智識成果,和語言一樣,都是集體共同創造的成就。對于這一點,庫恩早就富有洞見地指出,科學知識,從內在的角度來看,本身就是一個集體的共同所有物,除此之外,別無其他。正是各種各樣的群體,才創造了知識[12]。這其中所蘊含的道理,無外乎是語言作為集體生活的一個媒介,幫助我們協同不同社會成員之間的智慧、勞作和努力,最終形成科學研究發現。從這個意義上講,科學研究,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本身就內在地具有了“政治性、群體性”的鮮明特征,是某個群體政治生活的集大成者。

正是因為這種內在的“政治性”,使我們無法脫離某個具體的歷史、現實、生活語境來討論某種“價值無涉”的“元知識”,相反,我們要看到,任何知識生產都是嵌入在某個具體的語境和政治生活世界之中。這樣的語境和政治生活世界,本身就包含了一定的規范標準、價值判斷和遴選機制,作為其產物,科學研究也必然會攜帶著這些價值判斷,作為其“天然的基因”而被生產出來。我們也只有去挖掘這些語境和生活世界中的預設和判斷,才能對其后的科學研究發現進行深入的闡釋和解讀。庫恩對于自然科學的研究,也是非常強調這些研究背后那“剪不斷理還亂”的諸多價值判斷之混合體,正是這樣的混合體,構成了某個科學研究發現背后的支撐性基底。

本文并不否定定量分析對政治學研究所作出的貢獻,而僅僅在于說明,當我們過度倚重定量分析,這或許會導致我們在研究當中忽視一些最基本的方面,也就是那些支撐著科學研究的生活世界之基礎。因此,現象學進路,本身有可能通過對身體及其各種屬性的挖掘,開創出政治學研究新的理論維度,尤其是通過個體的身體而聯結成的生活世界、政治生活共同體,這些都是我們能夠深入挖掘政治意義之本源的切入點。

 

參考文獻:

[1]倪梁康:《純粹的與不純粹的現象學》,《學術月刊》2007年第1期。

[2]謝韜、Lee Sigelman:《中美政治學研究方法之比較》,《浙江社會科學》2008年第5期。

[3]Hwa Jol Jung,Political Phenomenology,Springer,2016,p.10.

[4]Edmund Husserl,Die Krisis der Europ?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tale Ph?nomenologie,Eine Einleitung in die Ph?nomenologische Philosophie,Haag:Martinus Nijhoff,1976,p.52.

[5]Alfred Schutz,Collected Papers:The Problems of Social Reality,Hague:Martinus Nijhoff,1962,p.58.

[6]Gabriel Marcel,Being and Having,Glasgow:The University Press,1949,pp.9-10.

[7]Judith Butler,“Variations on Sex and Gender:Beauvoir’s The Second Sex,”Yale French Studies,172,1986.

[8]Judith Butler,“Performative Acts and Gender Constitution:An Essay in Phenomenology and Feminist Theory,”Theatre Journal,40(4),1988,pp.519-531.

[9]Judith Butler,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London:Routledge,1990.

[10]Clifford Geertz,“Blurred Genres: The Refiguration of Thought,”Local Knowledge,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New York:Basic Books,1983.

[11]對這一段故事的政治哲學分析,見李猛:《自然社會:自然法與現代道德世界的形成》,北京:三聯書店,2015年。

[12]Thomas S.Kuhn,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Knowledg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0,p.210.

分享:
广东快乐10分稳赢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