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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量與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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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績效、政府規模與腐敗感知差異——基于全國77個地級市的調查(上)

信息來源: 《中國行政管理》2018年第2期  責任編輯:謝 晉作者:鄧雪琳 孫宗鋒  發布時間:2019-05-14

【摘 要】地方政府腐敗感知日益受到公共管理學界的關注,已有腐敗感知差異的研究忽略了宏觀層面因素對微觀個體腐敗感知差異的影響。本文基于全國77個地級市的清廉調查和統計年鑒的數據,系統檢驗了績效合法性理論和政府規模對微觀個體腐敗感知差異的影響。采用隨機截距模型分析發現,地級市經濟發展水平與公眾腐敗感知之間存在著顯著的U型關系,證明績效合法性理論對于解釋個體腐敗感知差異的適用性;研究還發現,地級市層面政府規模顯著提高了個體腐敗感知水平。

【關鍵詞】腐敗感知;宏觀;微觀;隨機截距模型


一、引言

反腐敗經驗表明,盡管腐敗測量非常困難,[1]但它卻是實現透明、問責和善治的必要條件。[2]由于腐敗行為具有很強的隱蔽性,單純使用官方發布的腐敗案件信息作為測量腐敗程度的指標,很難擺脫腐敗水平和官方反腐敗力度之間的混雜效應,學術界對該指標的理解一直存在爭議。[3]因此,透明國際和世界銀行等機構致力于腐敗程度的主觀調查,每年定期發布各個國家的腐敗感知指數。20年后,關于腐敗感知成因和腐敗感知影響的學術研究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4]但是,主觀感知存在一定的偏誤,使得基于該種結果進行的比較也具有較少的客觀性。[5]

學者們普遍認為,在個體層面上,受訪者的自身因素(如年齡、性別、受教育水平、收入等)影響其腐敗感知差異,而當用個體數據匯總到國家層面時,宏觀層面的因素(如經濟發展、政治體制、文化信仰等)也影響腐敗感知水平。[6]雖然宏觀層面的腐敗感知研究對反腐敗政策制定更具有借鑒意義,但是基于匯總數據開展的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這是因為一旦采用匯總數據,便會損失掉大量的個體差異的信息。另外,個體層面的研究雖然可以解決上述問題,但是個體層面的政策變量有限,據此很難提出有針對性的反腐敗策略。而在研究結論的適用性上,個體層面分析得出的結論很難直接應用到國家層面,反之亦然。因此,本文的主要研究問題是宏觀層面的經濟績效和政府規模是如何影響微觀個體的腐敗感知差異的。對于該問題的研究可以填補已有研究在宏觀和微觀腐敗感知研究方面的不足,增進人們對腐敗感知的深刻理解,更可以在廉政政策制定上具有啟發性。本文探究了宏觀層面的情景如何影響嵌入到其中的個體腐敗感知差異,彌補當前腐敗感知影響因素分析的不足,增進該領域的知識積累。同時,績效合法性理論在解釋個體腐敗感知差異上有很強的說服力。在此基礎上,系統整合當前廉政政策,做到讓反腐敗成果惠及普通公眾,獲得感。

二、文獻綜述

(一)腐敗感知的危害

采用個體層面的匯總數據研究發現,腐敗感知對經濟發展、政府合法性以及個體行為都會產生顯著的影響。有經濟學家研究表明,政府的制度性功能障礙是導致投資不足的重要影響因素,繼而導致經濟增長放緩。[7]高腐敗感知會降低政府對教育和醫療等公共服務領域的支出水平,[8]增加政府對公共項目的投資,使得高層官員更容易獲得賄賂。[9]

政治層面,有觀點認為高程度的腐敗感知會破壞公眾的國家結構信任、損害國家的合法性、不利于民主的發展。[10]拉丁美洲國家的研究表明,腐敗感知會導致政治倒退,破壞政府的合法性,降低人們對政府的信任。[11]換言之,高程度的腐敗感知可以使得公民通過民主機制,實現對政府的問責。[12]此外,腐敗被認為是后社會主義國家建立民主制度和市場經濟的主要障礙。[13]

個體層面,腐敗感知高會引發“腐敗的道德外部性”:當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們感知到高程度的腐敗時,這會使得人們相信腐敗現象遍及社會各個領域,[14]甚至會演變成人們選擇腐敗作為解決問題方式的借口;當腐敗成為一種標準的時候,任何試圖打破“高腐敗感知導致越多的腐敗行為,腐敗行為越多導致更高程度的腐敗感知”惡性循環的嘗試都必須首先了解腐敗感知的來源。[15]

(二)宏觀層面腐敗感知影響因素

對于為什么有的國家腐敗感知水平高,而有的國家腐敗感知水平低,政治經濟學家往往給出成本-收益的理論解釋框架。在此框架下,他們認為國家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系統可能會影響官員的腐敗行為的成本和收益。基于此,Treisman發現,有基督教傳統和經濟發展水平高的國家,其腐敗感知水平較低;[16]此外,有研究探究了經濟發展類型與腐敗感知之間的關系,研究發現,那些靠自然資源發展經濟的國家,比如自然資源出口導向型的國家,其腐敗水平更高,這是因為這些地區官僚可以有更大的租金可以攫取。[17]

有研究進一步發現受英國統治的國家往往腐敗感知水平較低,與單一制國家相比,聯邦國家更腐敗,這主要是因為政府層面之間的自主競爭,進而索取賄賂,導致公共資源被過度攫取;Fisman等檢驗了財政分權與腐敗感知的關系,發現兩者顯著負相關。[18]但是也有學者發現兩者之間的關系并不穩健。[19]此外,與某國家存在于什么樣的法律體制之下相比,法律文化和法律傳統往往更加重要。這是因為法律不僅決定了官員受到打擊和懲處的風險,而且也決定了執法的力度。[20]

長期的民主制度非常重要,有學者發現民主與腐敗感知之間存在著非線性關系,兩者是U型關系。[21]民主體制之下的媒體自由與腐敗感知之間存在著負相關,媒體自由可以曝光腐敗官員,防止公權力濫用。[22]還有學者對總統制度和議會制進行了區分,發現與議會制國家相比,總統制下的國家有著更高水平的腐敗感知。[23]而且指出,當與議會選舉中的封閉名單比例代表制度相結合的時候,總統制的危害更大。[24]盡管難以確定因果關系,貿易開放可以減少腐敗。[25]然而,Treisman發現,當控制收入和民主制度之后,貿易開放的作用便不顯著,而且貿易開放與腐敗感知之間是高度內生的,并且難以發現工具變量進行有效區分。[26]

(三)微觀層面影響因素

總結既有文獻,個體層面腐敗感知的影響因素可以概括為三類:信息來源、個體特征和反腐敗力度。第一個影響腐敗感知的來源便是受訪者是否基于自身的腐敗經歷做出的腐敗感知判斷。研究表明,那些有腐敗經歷的人比沒有腐敗經歷的人感知到更高程度的腐敗水平。[27]但也有跨國研究表明,在控制了政治制度這一因素之后,腐敗經歷對腐敗感知的影響效應并不存在了,[28]因此腐敗經歷與腐敗感知之間的關系存在爭議。倪星等用廣東省的調查數據證明,個體的腐敗經歷的確增加了個體對基層政府的腐敗感知水平。[29]

另外,很多研究把重點放在了大眾媒體所釋放的信息對于腐敗感知差異的解釋影響。[30]一般而言,大部分人的腐敗感知是通過報紙、收音機、電視和網絡等渠道,既有的文獻強調媒體自由度對腐敗感知差異的解釋作用,研究發現那些媒體自由度越高的地區,人們感知到的腐敗水平就會越低。[31]但是在威權體制國家,媒體是受到很高程度官方控制的,在這種情況下,小道消息便成為了另外一種人們獲取腐敗信息的來源。基于此,朱江南等學者利用亞洲風向標的調查發現,大眾媒體和小道消息在塑造人們的腐敗感知差異上起到了重要作用。[32]一般而言,那些經常接觸大眾媒體的人,會感知到更少的腐敗;而當小道消息占據主導地位的時候,人們會感知到更多的腐敗存在。另外交互項發現,官方控制的媒體所發布的消息有助于減少或抑制小道消息對腐敗信息的傳播。

第二類可能影響腐敗感知的因素可以歸結到人口統計學的特點上,比如性別[33]、年齡[34]、受教育程度[35]、居住地[36]、就業狀態[37]、收入水平[38]等,這些因素在不同程度上影響著個體對政府腐敗程度的感知差異。

此外,有學者采用分解縣區一級反腐敗力度觀測值的方法,系統探究了政府反腐敗力度與腐敗感知之間的關系,[39]2013年廣東清廉指數調查數據并未發現反腐敗力度與公眾清廉感知之間的關系。但是,這種方法尚未解決個體不獨立的問題,因此研究結論有待進一步考察。

(四)宏觀-微觀研究結論的沖突性

如表1所示,宏觀層面而言,研究表明經濟發展與腐敗感知之間的關系是負的,也即經濟發展水平越高,人們感受到國家的腐敗水平則越低。而同樣,用個體層面的數據分析則發現,經濟發展水平與腐敗感知之間可能沒有關系,更有可能是正相關的,即經濟發展水平越高,人們感知到的腐敗水平也就越高。同樣是經濟發展和腐敗感知之間的關系研究,使用不同層面的分析數據,結論完全相反。一方面可能是個體匯總到總體之后,損失了個體的數據,導致總體不準確;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將總體分解到個體之后,使得個體不獨立,進而出現微觀層面結論的估計不準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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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采用多層次模型可以有效解決宏觀層面的變量對微觀個體的影響。它既可以消除過往匯總方法損失信息的問題,同時又可以解決分解導致的個體不獨立問題。在這方面,有學者[43]已經做出了初步嘗試,用亞非、拉美等國家的數據研究發現,人均GDP是會增加人們的腐敗感知的。但是,這種跨國研究并不能讓我們知道一個國家內部人們的腐敗感知有何差異,以及這種差異與政府規模,經濟發展之間有何關系。由于數據收集的有限性,本文僅探討經濟績效與政府規模對公眾腐敗感知差異的影響。

三、分析框架與研究假設:績效合法性理論和政府規模理論

(一)績效合法性理論與腐敗感知

績效合法性的觀點主張,[44]國家要降低統治成本,就需要軟實力,也就是合法性。合法性的基礎無非有三種,一種來源于意識形態;一種來源于國家程序合法性;第三種是績效合法性。換言之,公眾愿意接受當前的政府是因為政府績效好、公共服務水平高。而合法性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公眾認可政府,而又研究表明腐敗是政府合法性的最大敵人。[45]但是,績效合法性有一個特點:它不像程序合法性那樣具有穩定性,當績效波動時,也會產生對公眾個體的不穩定影響。[46]

本文認為個體是嵌入到經濟發展的大環境中的,正如有研究表明,腐敗感知會與人們感知到自己所處的經濟環境有關系。[47]而按照績效合法性的邏輯,當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時候,政府具有較低的績效合法性,因此其對政府腐敗感知水平較高;而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政府漸漸獲取績效合法性,那么公眾的腐敗感知水平降低;而當經濟發展到較高水平的時候,經濟績效不可能會保持持續不斷的高增長率,政府合法性越來越低,那么公眾感受到的腐敗水平則越來越高。因此,經濟績效與公眾個體的腐敗感知之間應該是U型關系。因此,我們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1: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經濟發展水平與人們的腐敗感知水平呈現U型關系。

(二)政府規模理論與腐敗感知

政府規模大小是公共管理學探討的重要理論話題之一。[48]政府規模大可以使得政府有足夠的人力物力和財力進行行政工作,實現政府職能,做到政府在各項公共服務中充足到位。相反,政府功能小,則導致政府缺位現象嚴重,使得政府應有的政府職能難以履行和實施,最終導致公眾的不滿。

而從廉政建設的角度來說,政府規模大意味著政府滲入到影響公眾生活的市場和社會的各個領域,在缺乏有效監督的情況下,導致政府官員腐敗的機會增加。[49]LaPorta等人研究表明,政府的轉移支付和津貼水平與腐敗之間存在正相關,[50]但是這種相關性并不穩定,因此有學者用83個國家的數據分析表明,兩者之間是負相關的。[51]因此,我們發現針對該變量對腐敗感知的影響存在一定爭議。由于政府規模大意味著政府干預的可能性就高,因而很有可能導致腐敗水平的提升,并且該類腐敗多半是在與公眾的互動中發生的,所以很有可能會增加公眾的腐敗感知水平。因此,我們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2: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政府規模越大,公眾腐敗感知水平也就越高。

四、數據收集、變量設定與描述

(一)數據收集

1.問卷部分的數據收集

20141-3月我們帶領Y學校本科學生利用寒假,采取入戶調查的方式在全國25個省(自治區)調查了中國政府的清廉指數。入戶調查的對象必須是年滿18周歲到66歲,生日最靠近調查日期者,并且每個家庭只能調查一個人。

2014年總共獲得樣本量為2634個,涉及到25個省(自治區)的248個地級市。然后去除掉樣本數少于30個的3個省份,再在剩下22個省份中采取配額抽樣的方法獲得22個省份77個地級市的樣本數據。

2.宏觀變量的數據

以上被選定的78個地級市的宏觀變量的數據主要是通過查閱78個地級市2014年的統計年鑒獲得。主要查閱了各市2013年的相關指標值,這些指標包括人口總數、GDPGDP增長率、人均GDP、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的人員數、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收入和支出、一般公共服務預算內支出、教育和醫療支出。其中有1個地級市由于2013年數據缺失故用2012年數據代替,有3個地級市的幾個指標值是通過這些市的統計公報獲得,還有13個地級市的財政指標值缺失,22個地級市的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的人員數缺失。

(二)變量設定與描述

腐敗感知:本文對于因變量的測量不采用既有研究的單一指標測量法,[52]這是因為單一指標測量很容易捕捉較為偏頗的信息。而采取多個題項(item)進行主成分分析,提取因子的方法則更能夠穩定地獲取公眾對政府的腐敗感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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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pha檢驗表明,各題項之間存在較強的內在效度,因此,本文將其命名為“政府一把手腐敗”。(見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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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3所示,Alpha值為0.924,說明題項之間存在著非常高的內在效度。我們將其命名為黨政系統腐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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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4所示,Alpha值表明,各個題項之間具有內在一致性。因此,只用一個因子便可以反應眾多題項,所以將其命名為“普通公務員腐敗。”因此,本文產生三個因變量來衡量中國清廉感知水平。

自變量:經濟績效。本文采用人均自然GDP的對數作為經濟績效的衡量,這和大多數量化研究的做法一致,之所以采取自然對數是為了讓該變量的分布更加接近隨機變量的特點。[53]

政府規模。政府規模可以包括人員,財政資源和政府權力范圍,[54]而由于數據收集和指標的量化便捷性,我們采用公職人員數的自然對數來衡量該變量。

控制變量。未來政府廉潔狀況改善。問卷詢問受訪者,“您認為未來一年政府清廉程度會不會改善”,對于那些回答“不會”的編碼為“0”;“看情形,很那說、不知道”編碼為“1”;回答“會的”編碼為“2”,拒答為缺失。

行賄經歷:問卷中直接詢問受訪者,“過去一年,您有沒有到政府機關辦事給公務員送錢(送禮)的經歷?”對于該類敏感的問題,需要指出的是受訪者可能會有所隱瞞。對于回答“沒有”的編碼為“0”;回答“有,親身經歷的”編碼為“1”;對于回答“有,聽說的”編碼為“2”;對于“看情形很難說”“無意見”“不知道”的編碼為“3”,拒答為缺失。

另外,根據已有的研究表明,受訪者判斷政府官員腐敗與否的信息來源是重要的影響因素,[55]因此有必要對其進行控制。本問卷將信息來源進行了三類主要的劃分:社會關系、大眾媒體和個人經歷。社會關系包括“家人、朋友、親戚、鄰居、同事等”,大眾媒體包括“報紙、電視、廣播、網絡”,個人經歷“受訪者的經歷”,此外對于“兩個以上,很難說”等編碼為其他。

另外一些人口統計學的控制變量包括年齡、性別、學歷、居住地等進行了控制。表5是對所有變量的取值的基本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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