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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的政治穩定社會基礎與制度保障

信息來源: 《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2017年01期  責任編輯:政科網作者:龐大鵬  發布時間:2018-12-24

摘 要】第七屆國家杜馬選舉適逢蘇聯解體二十五周年。“普京主義”、“后克里米亞共識”和“危機源自國外”是俄羅斯第七屆國家杜馬選舉背景的核心要素,可以確保新選舉周期的議會和總統選舉不會出現大的意外。從深層次看,本次選舉折射出蘇聯解體以來俄羅斯在穩定與發展之間的戰略權衡。“統一俄羅斯”黨的議會憲法多數席位既為普京全面規劃2018年總統大選前的內外政策奠定了堅實基礎,也使普京在高民意聚集的前提下面臨必須實現快速發展的巨大政治壓力。穩定是基礎,但真正意義上的長期穩定建立在發展的基礎上。

關鍵詞】俄羅斯;政治穩定;國家杜馬選舉;“普京主義”;“后克里米亞共識”

 

國家杜馬選舉歷來是俄羅斯政治研究中的指標性事件。2016年的第七屆國家杜馬選舉除了具有常態性應用研究價值之外,還具備俄羅斯問題基礎研究的學術意義。眾所周知,2016年恰逢蘇聯解體二十五年,俄羅斯的轉型與發展已經過去四分之一世紀,可以從長歷史時段的視角總結俄羅斯紛繁復雜現象背后的機理,探求相互關聯且具有某種共性的內在邏輯。

一、杜馬選舉與政治穩定

2015年9月2日,根據2014年通過的《國家杜馬選舉法》的規定,俄羅斯中央選舉委員頒布了關于2016年國家杜馬選舉的兩項法律。這標志著俄羅斯新一輪選舉周期開始了。普京團隊的首要任務是確保“統一俄羅斯”黨在2016年國家杜馬選舉中繼續維持一黨主導的地位,保持俄羅斯的政治穩定。

選舉前在司法部登記的政黨數目為77個,其中75個政黨宣布參加國家杜馬選舉。經俄羅斯中央選舉會確認,共有14個政黨獲準參選。2016年9月18日,俄羅斯舉行第七屆國家杜馬選舉。根據2014年通過的《國家杜馬代表選舉法》第3款規定,第七屆國家杜馬選舉采取混合選舉制,產生450席杜馬議員,其中225席由政黨比例代表制產生,另外225席由單一選區多數選舉制產生。

首先看全聯邦區政黨比例代表制選舉結果。只有獲得5%得票率以上的政黨才有資格進入由比例代表制決定的225席。根據2016年9月23日中央選舉委員會的最終統計結果,“統一俄羅斯”黨得票率54.2%,俄羅斯共產黨得票率13.34%,俄羅斯自由民主黨得票率13.14%,“公正俄羅斯”黨得票率6.22%。其他政黨未能跨過5%的資格線。

其次看單一選區多數選舉制選舉結果。由225個單一選區選舉產生的席位中,“統一俄羅斯”黨贏得203席,俄羅斯共產黨獲7席,俄羅斯自由民主黨獲5席,“公正俄羅斯”黨獲7席。此外,祖國黨和公民綱領黨以及一名自我提名的無黨派獨立候選人各獲得單一選區一個議席。

綜合統計兩種方式的選舉結果,新一屆國家杜馬席位分配為:“統一俄羅斯”黨獲得新一屆杜馬343個議席(上屆238席),俄羅斯共產黨、俄羅斯自由民主黨、“公正俄羅斯”黨分獲42個、39個和23個議席(上屆分別為92席、56席、65席)。

第一,“統一俄羅斯”黨在政黨比例代表選舉中的大勝出乎意料。選前各種評論和分析對于該黨獲國家杜馬憲法多數席位并無異議,畢竟該黨在單一選區占據明顯優勢。焦點集中在該黨全聯邦區政黨比例代表制的選舉預測上。在選前最后一次公布的民調中,“統一俄羅斯”黨并不被看好。民調顯示,該黨在全聯邦區選舉中僅有41%的支持率。但是,最終選舉結果顯示,該黨在政黨比例代表選舉中的得票率大大高出選前民調,而且該黨還創造了建黨以來參加歷屆國家杜馬選舉的最佳成績。

第二,俄羅斯自由民主黨與俄羅斯共產黨勢均力敵。這突破了自由民主黨穩居議會第三大黨的政治形象。自由民主黨在1993年第一屆杜馬選舉時曾異軍突起,斬獲議會大黨地位,自此之后,得票率始終徘徊在10%左右,但是,在此次選舉的選前民調、選舉投票以及選后計票的整個過程中,該黨始終緊緊咬住俄羅斯共產黨,選舉結果實際與俄共勢均力敵。

第三,單一選區選舉未出現任何意外。“人民陣線—為了俄羅斯”社會運動(此前稱全俄人民陣線)蓄力五年,功不可沒。選前“統一俄羅斯”黨讓出了19個單一選區,最終贏得203個單一選區。這既確保了在單一選區的絕對優勢,又給了小黨參政的機會,尤其是四黨以外的小黨贏得個別席位:祖國黨領導人茹拉夫廖夫、公民綱領黨的領軍人物沙伊胡特季諾夫各獲得1席。實際來自“統一俄羅斯”黨的弗拉季斯拉夫·列茲尼克獨立參選獲得1席。

第四,投票率創歷史最低。此次選舉投票率僅為47.88%,比上屆選舉劇減13%。2006年12月6日,普京在2007年第五屆杜馬選舉前曾經簽署《取消任何選舉中的最低投票率限制》的法律修正案。這個法律規定在此次選舉中第一次派上用場。如果沒有這個規定,此次選舉未過選民半數的事實將造成選舉無效。投票率低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由于缺乏政治競爭性,社會政治冷漠情緒加重。俄羅斯目前有2700萬18至30歲人口,占俄羅斯投票人口的20%,卻是參與投票率最低的群體。對政治缺乏興趣是目前俄羅斯年輕人的特點,在2011年大規模抗議活動后,俄羅斯年輕人已經逐漸適應了現行體制并改變了態度。二是此次選舉技術環節最大限度地確保了公開透明,電子技術的廣泛應用很難作弊。這從北高加索地區比較正常的投票率可見一斑。另外,有很多評論也指出,9月份恰逢俄羅斯放假和農忙時節,對投票率也有一定影響。

第五,其他黨派與進入新一屆杜馬的四黨差距明顯。其他獲準參選的10個政黨基本維持在1%得票率左右,選前在對國家杜馬的準入門檻方面,有政治力量曾提出:從原來7%門檻降至5%還不夠,應該降到3%。此次選舉結果證明,其他黨派政治力量薄弱,甚至都未過1%的得票率。從這個角度看,2011年以來的政黨制度改革表面上增強了政治競爭性,實際上反而實現了更加嚴密的控制。

總之,“統一俄羅斯”黨延續了一黨主導的政黨格局。該黨自2011年以來,通過清黨、黨內領導機構差額選舉、黨內預選等方式加強了黨內部建設。俄羅斯人口2010年最近一次普查時是1.42億,“統一俄羅斯”黨最近一次黨員人數統計是211萬余人,占人口總數接近1.5%,發展迅猛。從政權黨的地位和效率可以判斷出政權內部的情況。從現在“統一俄羅斯”黨的地位也可以看出普京政權的穩固程度。

2016年俄羅斯國家杜馬選舉的結果實現了普京政權保持俄羅斯政治穩定的目標。未來五年,作為政權黨的“統一俄羅斯”黨將更能有效地配合政府,推行內外政策。國家杜馬的選舉結果也將直接影響普京對于總統選舉的政治布局,對普京未來兩年內的國家治理,乃至為2018年總統大選的排兵布陣奠定了堅實的政治基礎。

二、政治穩定的社會基礎

蘇聯解體二十五年來,按照政治主導力量可以劃分為葉利欽時代和普京時代。普京時代形成了內在邏輯清晰一致的治國理念和舉措,被稱為“普京主義”,內涵是俄羅斯政治的控制性、俄羅斯經濟的政治性和俄羅斯外交的聚合性。“普京主義”與俄國歷史上業已形成的治理傳統與路徑一脈相承,在當前俄羅斯的發展階段實現了傳統與現代的統一,也較好地實現了俄羅斯的政治穩定。

在2011年第六屆國家杜馬選舉中,雖然“統一俄羅斯”黨以238席取得了在國家杜馬的相對多數席位,但是畢竟未能取得憲法絕對多數席位,不過這對于普京政權的觸動不可謂不大,否則梅德韋杰夫不會在當年12月的國情咨文中馬上宣布一系列涉及政治體制運行機制的改革舉措。

正是基于上屆國家杜馬選舉前后的政治局面,普京對于2012年再次執政以來的政治生態治理目標非常明確:確保政治穩定。政治穩定的首要含義被認為是政權體系的穩定。普京采取的政治舉措概括起來是三點:第一,嚴格管控反對派利用非營利性組織和網絡公共空間開展組織和動員活動。第二,嚴格控制俄羅斯政黨制度和議會制度的運行機制,反對派無法在現有體制內向普京政權發難。第三,有針對性地采取政治舉措以確保“統一俄羅斯”黨的政治地位。通過上述政治領域的國家治理,普京政權牢牢掌控住政治局勢,反對派更加式微。政治領域國家治理的特點是表面上的競爭性、實質上的控制性。2015年的地方選舉就反映了這一特點。在這次地方選舉中,有16個政黨的98名候選人登記參選在21個聯邦主體進行的行政長官選舉,平均每個地方有5名候選人參選。有39個政黨參與競選了11個聯邦主體的地方議會議員。“統一俄羅斯”黨依然大獲全勝。

可以說,現政權吸取2011年國家杜馬選舉的教訓,未雨綢繆,為“統一俄羅斯”黨在2016年國家杜馬選舉中獲勝奠定了基礎。“統一俄羅斯”黨在2016年國家杜馬選舉前民調支持率并不高,徘徊在45%左右,甚至更低。選前俄羅斯國內外很多評論指出,該黨獲得像2011年選舉那樣相對多數沒任何問題,甚至由于單一選區“人民陣線—為了俄羅斯”社會運動的存在,最終獲得憲法絕對多數席位也沒有問題,但是該黨在全聯邦區的政黨比例代表制選舉中難以超過半數支持率。最終選舉結果卻大大超過選前預期。

“普京主義”確保選舉沒有大的意外,“統一俄羅斯”黨超出了該黨參加前三屆國家杜馬選舉的平均得票率。如果說此次選舉有一些“波動”,那么“統一俄羅斯”黨54.2%的得票率以及最終獲得該黨參加國家杜馬選舉以來最高的343席屬于較大“波動”。這是該黨歷史上也是國家杜馬歷史上最高的。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普京政權對于單一選區選舉超前的政治設計和運作,也與國家杜馬選舉的復雜計票程序和超低投票率有關。除了政治設計以外,這里想強調的是“后克里米亞共識”對于此次選舉的重要意義。

俄羅斯52%左右的聯邦預算收入來自油氣出口,隨著國際油價暴跌,俄羅斯財政收入銳減,政府在諸如醫療、教育、提高工資等民生方面的投入相應減少,公民的可支配收入也隨之減少,普京在2012年總統競選時的諸多承諾難以兌現。按照一般的認識邏輯,普京的民意支持度應該下滑,但是,俄羅斯社會反而出現了“后克里米亞共識”,普京民意支持率達到80%以上的高位。2015年下半年俄羅斯空襲敘利亞后,普京支持率甚至一度沖高到90%。安全是俄國家觀念中的硬道理,而領土又是俄羅斯安全之本。普京2014年收回克里米亞,2015年打擊國際恐怖主義,其舉措符合俄羅斯國民心態和社會情緒的根本點。俄羅斯自由民主黨、俄羅斯共產黨和“公正俄羅斯黨”這些體制內的反對派也是“后克里米亞共識”的主干政治力量。

烏克蘭危機爆發后,從某種意義上說,俄羅斯經濟已經成為政治穩定的人質。在大多數俄羅斯民眾眼中,在接納克里米亞之前,能取代普京的人選并不存在。即便是在2011年底發生大規模抗議活動的時候,也沒能出現一個能取代普京的政治家,統一的反對派領導人也沒出現。俄羅斯社會的共識是加強國家政權、法制與秩序,是俄實現強國目標的首要保證,是民眾的普遍要求。2012年普京新任期剛開始時就表示,未來幾年對于俄羅斯和全世界而言都具有決定性甚至轉折性意義,全球正在步入大變革甚至是大動蕩的年代。在這個時代和階段,俄羅斯唯有穩定才能發展。因此,在俄羅斯民眾的意識中,政治穩定早已被提到首要位置。無論是在2016年國家杜馬選舉還是2012年以來歷次地方選舉結束以后,普京總是強調類似的觀點:正是那些捍衛俄羅斯國家利益、主張政治穩定和國家發展及鞏固國家的政治力量才能獲得支持。

可以說,普京第三個總統任期的競選承諾大部分未能兌現,普京政權還有意引領社會思潮,加強“后克里米亞共識”。可以說,烏克蘭危機讓俄羅斯打開了將會長久影響本國及周邊地緣政治空間發展的潘多拉盒子,甚至有可能成為冷戰結束以來俄羅斯轉型與發展的轉折點。而圍繞烏克蘭危機產生的“后克里米亞共識”,明顯改變了俄羅斯國內政治的社會氛圍。正是由于“后克里米亞共識”的存在,普京的民意支持率居高不下,右翼和左翼勢力根本無法同其抗衡。“后克里米亞共識”是理解2012年以來普京新時期國內政治特點的關鍵點。它體現的是俄羅斯政治穩定的社會因素和國際關系因素,反映了俄羅斯作為一個外向型擴張性國家內部政策與外部因素之間的關系。

“后克里米亞共識”的意義不言而喻,而“危機源自國外”的認識則是政治穩定的“助推器”。從2015年11月俄羅斯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發布的調查報告《俄羅斯社會:在危機和制裁下的一年》可以看到,盡管有“后克里米亞共識”存在,俄羅斯民眾仍感受到危機給生活帶來的影響。俄羅斯確保未來中期和長期的經濟穩步增長面臨兩個風險:一是人為加速的風險,二是對經濟低速乃至零增長習以為常、準備長期接受這種情形的心態。如果這種心態在社會中占了上風,將開啟通向長期衰退的道路。大選之年對于國內問題的上述認識如果成為社會的普遍共識,顯然對于政權黨的選舉,對于普京政權的穩固,乃至對于俄羅斯的政治穩定都是負面因素。

從社會調查看,關于危機的根源,大部分俄羅斯民眾并沒有從國內因素進行考慮。75%的民眾認為“危機源自國外”,很大程度上這已經是俄羅斯社會的共同認識。這無疑對普京政權確保俄羅斯的政治穩定有利。究其原因,與主流媒體“圍城戰略”的宣傳有關。

普京2012年再次執政以來,受制于國際秩序的嬗變,俄羅斯內外政策的變化呈現孤立主義的傾向。這種孤立主義不是地緣政治意義上的,而是文化和心理上的。這與蘇聯時代的體現有所不同。蘇聯時期是主動建立對立陣營,當前是俄羅斯的舉措造成西方的圍堵和制裁。俄羅斯孤立主義的傾向和“圍城戰略”的定位集中體現在2014年普京的“3.18”講話、2014年12月制定的新版軍事學說、2015年10月普京在瓦爾代俱樂部的講話以及2015年12月制定的新版國家安全戰略中。

2014年普京的“3.18”講話是普京國際政治觀的集中體現:第一,從歷史看,俄羅斯是冷戰結束以后地緣政治博弈的受害者。第二,從現實看,俄羅斯一直以來面臨由美國主導的直接或者間接的外部威脅。這種威脅表現為對內是武力違憲奪權,對外是單極霸權擠壓戰略空間。2014年12月26日,普京簽署新版軍事學說。在保留2010年版的主要內容的同時,新版軍事學說增加了五項全新內容,其中明確指出,通過信息傳播手段來破壞俄羅斯人捍衛祖國和精神價值觀的歷史愛國主義傳統已成為俄面臨的外部危險之一。這一觀點在以往任何一版俄羅斯軍事學說中都不曾提出過。

2015年瓦爾代俱樂部的辯論主題是“戰爭與和平”。普京在瓦爾代俱樂部年會上講話,提出冷戰的結束為意識形態對立劃上了句號,但爭端和地緣政治矛盾的根基完全沒有消失。所有國家現在和將來都一直存在自身利益,有時它們的利益并不一致。而世界歷史的發展總是伴隨著大國及其聯盟的競爭。重要的是,要讓這種競爭構筑在特定的政治、法律、道德準則和規律框架內,否則競爭和利益碰撞將引發尖銳的危機和激烈的沖突。不擇手段地推進一家獨霸模式的努力導致國際法和全球調解體系失衡,這預示存在政治、經濟和軍事競爭可能失控的威脅。

2015年12月31日,普京簽署新版國家安全戰略,這是對2009年出臺的《2020年前俄羅斯聯邦國家安全戰略》的調整修訂。這份文件從文化上強調保持恢復俄羅斯傳統文化及傳統價值觀,雖然指出與美國合作的必要性,但是尤為突出的是第一次明確了美國對于俄羅斯的安全威脅,提出“俄羅斯奉行獨立的內外政策,招致力圖維持世界事務主導權的美國及其盟國的反制。”新版安全戰略闡述了六大長期國家利益,明確了九大國家戰略優先發展方向。但是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的優先方向受到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外國特工機關情報活動、擾亂俄羅斯國家機關工作、“顏色革命”等的威脅。

正如俄羅斯政治技術中心主任布寧指出的:俄羅斯精英需要這場危機。當然,必須看到,雖然俄羅斯孤立心態占據上風,但是俄羅斯的精英階層毫不諱言地指出:無論從經濟上、政治上,還是心理上,俄羅斯都不打算離開歐洲大陸,俄羅斯與西方合作與伙伴關系的戰略方向不會改變。

總之,“普京主義”、“后克里米亞共識”和“危機源自國外”是俄羅斯第七屆國家杜馬選舉背景的核心要素。這三大要素已經可以確保新選舉周期議會和總統選舉不會出現大的意外。即便如此,普京政權為了確保選舉萬無一失,依然在政治控制上采取了更為嚴密的舉措。

三、政治穩定的制度保障

為了確保政治穩定和國家杜馬選舉的絕對把握,普京政權在俄羅斯的政黨制度、議會制度、聯邦制度和選舉制度上采取了相互關聯、完整一體的舉措。這里我們從對國家杜馬選舉有直接影響和決定性影響的《國家杜馬代表選舉法》入手,詳細解讀普京的政治控制實質。

此次《國家杜馬代表選舉法》制定的背景之一是俄羅斯議會制度自身的改革需要。俄羅斯議會制度改革是從選舉俄羅斯人民代表開始的,以1993年十月事件為標志結束。1993年12月舉行的第一屆國家杜馬選舉采用混合選舉制。到2007年第五屆國家杜馬選舉前,一直采用混合選舉制。2005年5月19日,普京簽署《國家杜馬代表選舉法》,取消“混合選舉制”,改為“比例代表制”。2007年開始,比例代表制實行了兩屆。此次改革是為了培育全國性大黨———“統一俄羅斯”黨。2011年12月,梅德韋杰夫在國情咨文中再次提出全面實行政治體系改革的建議,其內容主要包括直選地區行政長官、簡化政黨注冊手續以及降低總統選舉候選人登記門檻、改變國家杜馬組成原則等。2012年普京國情咨文提出恢復混合選舉制。選舉原則與方式的根本變化必然要求重新制定完備的國家杜馬代表選舉法律。

此次《國家杜馬代表選舉法》制定的背景之二是“后克里米亞共識”導致主要議會黨派在政治生活中出現默契一致的現象。“統一俄羅斯”黨、俄羅斯共產黨、俄羅斯自由民主黨與“公正俄羅斯”黨之間在意識形態和政黨綱領上的差別本來就已模糊,烏克蘭危機爆發以來,各主要議會政黨原本的區別更是幾乎消失。“統一俄羅斯”黨作為政權黨與其他議會反對派政黨在意識形態甚至是選舉問題上,都更容易找到共同語言。這在地方選舉的問題上尤為明顯。例如,2014年在卡巴爾達-巴爾卡爾共和國、塞瓦斯托波爾、克里米亞等很多地方的行政長官選舉中,俄羅斯共產黨、俄羅斯自由民主黨、“公正俄羅斯”黨均宣布支持“統一俄羅斯”黨提名的候選人。濱海邊疆區和奧倫堡州的州長均來自統一俄羅斯黨,他們隨后向聯邦委員會舉薦了來自“公正俄羅斯”黨和俄羅斯自由民主黨的議員進入議會上院。在奧廖爾州,“統一俄羅斯”黨放棄了與俄羅斯共產黨候選人波托姆斯基的競爭。到了2014年9月14日的地方選舉日,各黨均對總統提名的州長候選人表示支持。在奧倫堡州,俄羅斯自由民主黨候選人卡塔索諾夫雖然得到當地俄共及“公正俄羅斯”黨分部的支持,但還是被本黨將名字撤下;在巴什基爾共和國,“公民力量”黨讓自己的候選人薩爾巴耶夫棄選;在奧廖爾州,“俄羅斯愛國者聯盟”勸退了本黨代表莫夏金,祖國黨也撤回了伊薩科夫的選舉提名。

按照修改后的政黨法,政黨不能組成聯盟參選。上述類似政治同盟現象的出現反映了各政黨之間的高度默契。議會各政黨之間為了政治利益達成心照不宣的默契并不鮮見,但在地方選舉中的意見如此一致充分說明“后克里米亞共識”的深遠影響。從地方選舉開始出現的這種各政黨之間的默契聯合,一直持續到2016年的國家杜馬選舉。據俄羅斯媒體選前披露,“統一俄羅斯”黨等四黨之間在單一選區的席位分配上達成了秘密共識,以至于在俄羅斯政壇至少在表面上呈現出黨派大團結的局面。

即使出現這樣的局面,普京依然在議會制度的運行機制上采取了嚴密的控制舉措。2013年3月1日,普京向國家杜馬提交新的《國家杜馬代表選舉法》的草案。國家杜馬經過廣泛討論,直到2014年2月14日才三審通過該法。2014年2月22日,普京正式頒布總統令公布該法。從該法公布之日到2016年選舉前,該法又經過了八處修改。具體分析2014年通過的《國家杜馬代表選舉法》的法律條文就可以清晰看到在議會制度的運行機制上普京有的放矢地采取了一系列嚴密的控制舉措。

該法第4條第8款規定犯有嚴重罪行的公民十年內無權參加國家杜馬選舉,這等于剝奪了類似霍多爾科夫斯基和納瓦爾尼這樣的現政權反對派參加國家政治生活的可能性。

該法第6條第4款規定政黨可以提名非本黨成員參選,第39條第5款具體細化為在全聯邦區名單中可以提出的非本黨候選人不超過全聯邦區名單的50%。第40條的第8款規定在單一選區可以提出非本黨成員的候選人,而且并沒有規定非黨成員的比例。這項規定首先是為了“人民陣線—為了俄羅斯”社會運動參加單一選區選舉打開大門,其次也為類似“統一俄羅斯”黨這樣的全國性大黨利用自己的政治影響力吸引社會獨立人士加入該黨競選行列留下廣闊的運作空間。

該法在規定可以有非黨成員進入選舉名單的同時,在關于全聯邦區和單一選區候選人名單組成規則的上述條款中又都明確規定,不允許提名其他黨派的成員為本黨候選人。也就是說,雖然可以提名非本黨成員參選,但是非本黨成員只能是其他政黨以外的公民。這其實等于規定不能在選舉過程中建立政黨聯盟,這有利于類似“統一俄羅斯”黨這樣的全國性大黨整合力量。其他類似左翼派別的政治力量,由于建黨原則和條件的寬松,出現了大量左翼小黨反而實際上削弱了類似俄羅斯共產黨這樣全國性大黨的力量,又因為不能成立競選聯盟而造成力量分散。

該法第44條第1款和第3款規定,進入最近一次國家杜馬的政黨以及進入聯邦主體立法機構的政黨可以參加在全聯邦區的選舉。未能進入國家杜馬和地方議會的政黨,如果要參加全聯邦區選舉,需要征集不少于20萬選民的支持簽名,而且在每一個聯邦主體的支持簽名不能超過7千個。根據上述規定,2014年10月28日,俄羅斯中央選舉委員會曾經統計當年地方選舉后進入地方議會的政黨及國家杜馬的政黨,公布了可以不用征集簽名參加國家杜馬選舉的14個政黨,分別是:“統一俄羅斯”黨、俄羅斯共產黨、俄羅斯自由民主黨、“公正俄羅斯”黨、亞博盧、右翼事業黨、俄羅斯愛國者黨、公民平臺黨、共產黨人黨、俄羅斯退休者黨、祖國黨、共和黨—人民自由黨、綠黨、公民力量黨。到了2016年選舉前夕,俄羅斯中央選舉委員會最終公布的參選名單依然是上述14個政黨。可見,每個聯邦區不超過7千、總數不少于20萬的簽名對于小黨來說非常困難。對于有一些全國性影響但整體力量薄弱的政黨來說,選舉法現有的參選規定也是非常嚴苛,它們基本沒有參選的機會。這也再次說明,普京政治運行機制改革的實質是表面上增強了政治的競爭性,但實際上反而更加強了政治的控制性。

該法第44條第2款的規定,進入國家杜馬和地方議會的政黨可以提出自己在單一選區的候選人。除去符合條件的政黨可以提名外,單一選區也接受自我提名的候選人。該法第44條第5款規定了單一選區自我提名的原則。自我提名的參選人應征集不少于參選的單一選區選民總數的3%的支持簽名,若是少于10萬人的選區,則需要征集不少于3千人支持簽名。上述規定也是對“統一俄羅斯”黨有利。該黨作為政權黨,行政資源得天獨厚,并得到普京的大力支持,在單一選區擁有強大的政權支持力度,自我提名的候選人要想在單一選區獲勝,只有獲得“統一俄羅斯”黨的支持才有可能。事實上,最終唯一當選的自我提名候選人列茲尼克是從“統一俄羅斯”黨退黨參選的社會人士,與該黨有千絲萬縷的聯系。

隨著議會制度和選舉制度的變化,俄羅斯在政黨制度建設上也出現新特點。一是體制內實際不存在反對派。正如圣彼得堡政策基金會所指出的,親政權的政黨聯盟正在實際形成當中,議會黨派選擇不與政權對抗,事實上表明自己是親政權的政黨聯盟中的一員。二是右翼政黨的影響力進一步下降。俄羅斯社會經濟和政治研究所在2014年地方選舉分析報告中指出,右翼自由派政黨的活動積極性顯著下降,即便它們結成同盟,在杜馬選舉中取勝的機會仍不容樂觀,甚至會被選舉拒之門外。2016年國家杜馬的選舉結果佐證了上述觀點。

總之,“控制局勢”的議題是普京在俄羅斯政治領域的核心任務。而普京也通過在俄羅斯基本政治制度的運行機制上進行的一系列針對性極強的改革,完全實現了對政治體系的內部控制。

四、政治穩定與發展問題

前文已述,無論是從政治體系內部,還是從政治穩定的社會基礎上看,俄羅斯實現了政治穩定。但是我們還需要研究俄羅斯需要一個什么樣的穩定?什么樣的發展?穩定與發展是什么樣的關系?

第一,政治穩定與政治發展。

發展不僅包括經濟發展,也包括政治發展。真正的政治穩定與政治發展是互為促進的。政治穩定并非簡單的保持現狀,而是指不斷的連續改善。這種改善實質上是政治制度朝向更加穩定、不受一時一事影響的政治運動,它代表了政治體系的良性狀態。如果只是維持現狀,或者靠控制而不是不斷良性的體系運動,可能只會出現穩定有余,發展不足的問題。

政治機制缺乏競爭性導致政治退化現象。俄羅斯政治生態出現各主要政治派別高度默契一致的局面,這種局面反映的背后現象是政治競爭的弱化。還在2011年國家杜馬選舉前,即2010年11月,梅德韋杰夫曾經提出包括政黨機制在內的政治制度改革,但沒有達到預期效果,俄羅斯政治制度改革處于停滯的狀態。停滯對執政黨和反對黨來說都是非常有害的。如果反對黨在議會競爭中沒有一點獲勝的機會,那么它就會退化,并逐漸被邊緣化。而如果執政黨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時候都沒有失敗的可能,那么也會銅銹化,最終也會退化。擺脫困境的途徑就是要提高俄羅斯政治競爭力,政治體制能夠得到重大調整,變得更加公開和靈活,最終變得更加公正。只有政治競爭力和有分量的反對黨才能保證國家真正的民主。

政治退化現象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集中管理模式與強力領導人緊密結合,政治人格化現象嚴重。到下一個十年,普京時代出于自然規律也將走向終點。在這種情況下,公認領袖的離去可能會引發一連串沖突并演變為政治失序。葉利欽時代政治轉型的問題在于俄羅斯各主要派別缺乏政治妥協觀念,出現政治分歧時往往以政治對抗的途徑解決問題。現在俄羅斯政治生態則走向了另外一個極端,政治競爭嚴重弱化,以民主的手段實現了集中,反而對俄羅斯民主化的推進產生了阻礙。

二是政治體系的權威性很難樹立。政黨機制趨同性的弊端也暴露出來——社會不再信任政黨體制的權威。根據2014年地方選舉以后的調查數據,70%的受訪者知道政黨及其領導人、綱領及活動,但僅有4%的人信任這些政黨。俄羅斯輿論基金會的民調也表明,近兩年來,不懂政黨存在有何必要的公民比例從28%增至39%。如果民眾不認同這些政黨存在的合理性,那么選舉機制帶來的合法性會降低,政治退化最終會對政權黨以及體制內反對派產生負面影響。本來在葉利欽時代出現的政治現象是由于國家權力機構之間缺少政治妥協精神,政治生活中不斷出現對抗,社會對議會、政黨、法院等執行權力機構的信任度逐年下降。現在從俄羅斯的政治實踐看,如果沒有建立在良性競爭機制條件下的政治對抗,社會對國家權力機構的信任度也會下降。這也從另外一個方面說明:政治妥協精神是俄羅斯政治轉型中具有長遠意義的問題,它不僅僅是避免政治對抗,也包含良性的政治競爭。而且,政治妥協是一個綜合性的問題,其根本解決,與俄羅斯的地域、地緣政治、種族、文化、地區差異以及其他很多因素有關。

政治性抗議運動有逐漸向社會性抗議運動轉變的趨勢。高度政治共識客觀上也造成了一種政治壓力,沒有政治派別公開質疑政府行為,即使體制外反對派的抗議運動也遠沒有2011年的聲勢。庫德林領導的公民倡議委員會以“俄羅斯人政治情緒監測”為主題進行了調查。報告認為,人們對體制內政黨的不信任、對經濟形勢惡化不滿、對外交成就的懷疑也與日俱增。即便如此,雖然也出現了抗議示威,但是當前俄羅斯抗議運動的特點是人們不贊成政治抗議,支持社會性抗議。這既受俄羅斯高度一致的政治局面有關,也與隨著外部局勢的惡化,民眾擔心重蹈烏克蘭覆轍有關。從各政黨2011年以來的政黨建設方向也可以佐證這一變化。2011年國家杜馬選舉結束后,“統一俄羅斯”黨在兩個方向加強了黨的建設。其一就是加大關注社會問題力度。2013年10月該黨召開了第十四次代表大會。梅德韋杰夫談到了黨所肩負的重要社會責任,要求“統一俄羅斯”黨討論社會重大民生問題。其二,“統一俄羅斯”黨開始了一場清理黨員隊伍的運動。中央機構向所有聯邦和地區級領導人下達認真處理所有投訴的指示。體制內的反對派社會性抗議活動的目標也很明確,在教育、衛生、反腐和發展中小企業這樣一些極其重要的領域紛紛提出自己的綱領。

“人民陣線—為了俄羅斯”社會運動的壯大除了著眼于單一選區選舉以外,也是普京推動政治發展的嘗試。人民陣線是圍繞普京建立的,遵循普京提出的國家發展思路和價值觀。有評論指出,2013年開始普京決定改組和加強人民陣線是因為他對實施自己的國家發展戰略的速度,對綱領性競選文章和五月總統令的實施機制備感失望。現在普京賦予人民陣線的權利是公民可以直接提出任務,并隨后可以提出完成該任務需要變成法律和國家決議的建議,推動解決那些陷入官僚主義泥潭的問題。

從社會管理上看,從公域到私域的轉變對社會情緒的影響可能是政治穩定面臨的一個新問題。2016年7月,普京簽署通過反恐怖主義法律修訂案,在此前已經對社會領域嚴格管理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大了國家的權力。例如,除了按照原先法律的規定可以在家里做禮拜外,新法律禁止在家里搞任何傳教活動。這已經激起了很多宗教團體的反對。2016年9月,“列瓦達中心”也被列入了“外國代理人”名單。俄羅斯現在在社會領域出臺的一系列法案,從政治公共空間深入到私人領域,這種轉變的影響值得關注。

第二,政治穩定與經濟發展。

2014年12月,普京總統舉行第十次大型記者招待會,態度樂觀,堅稱國家在其領導下走在正確的道路上,對自己的支持率充滿信心。普京認為,GDP增速雖然放緩,但是工業生產正在增長,農業產量創新高。社會領域的數據也不錯:失業率低于5%,人口正增長,生育津貼甚至有所提高。

2015年12月,在記者招待會上,普京對經濟形勢依然樂觀,認為俄羅斯經濟從總體來說已度過了經濟危機的最高峰。自2015年第二季度以來,企業經營積極性出現回穩跡象。2015年5月起,工業產品總量已不再下滑,9~10月還出現了小幅增長,分別為0.2%和0.1%。對外貿易保持了順差,總額達1263億美元。外匯儲備為3644億美元,仍相當可觀。與2014年相比,外債減少了13%。資本外流規模明顯下降,第三季度還出現了資本的凈流入。

普京擔心的是俄羅斯對原料價格低迷和外部限制沒有做好長期準備。如果什么都不改變,俄羅斯將坐吃山空,經濟增速也將在零附近徘徊。普京開出的藥方是確立發展的關鍵方向,對優勢產業進行改革。普京認為,俄羅斯的優勢產業迄今為止主要集中于原料和開采部門,唯有改變經濟結構,方能完成安全和社會發展領域的大規模任務,增加新的就業崗位,提高數百萬民眾的生活質量和水平。

與此同時,也有一些政治精英和學者表達了不同看法。2014年12月,梅德韋杰夫在總結政府工作時表示,自2008年以來世界經濟和俄羅斯經濟實際上都未完全走出危機。2016年1月,在蓋達爾經濟論壇上,梅德韋杰夫發表主題演講時再次表示,俄羅斯經濟形勢復雜而又嚴峻,正在遭遇近十年來最嚴峻的挑戰。地區優先項目研究所所長米羅諾夫則認為,普京只是個優秀的戰術家,“他能夠在復雜局勢下作出正確的決策。但俄羅斯需要的不僅是當局成功的戰術,還有戰略。這方面我們做得不好。這二十年來,沒有為擺脫原料依賴做成任何事。國家腐敗盛行,‘內部’團體、寡頭、官僚大行其道。某些看上去無可厚非的外交戰術行動導致與歐洲國家建立的有利俄經濟的關系破裂,毀掉了為投資和投資環境建立起的一切。同時未能阻止資本流出。”俄羅斯后工業社會研究中心主任伊諾澤姆采夫也認為:按目前的經濟走勢,俄羅斯2018年的國內總產值倒是很可能退回到2003年時的水平。1999年時,石油、石油產品及天然氣在出口中所占比例為39.7%,而2014年則已高達69.5%。俄羅斯沒有實施任何工業改革,普京時代的俄羅斯是工業生產增長落后于GDP增速的唯一新興市場國家。

那么,如何看待俄羅斯的發展前景?俄羅斯經濟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低效的,其勞動生產率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不是以百分比而是以數倍計。這一問題遠非近幾年甚至是近十年才出現的。先是以國家為絕對主體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模式,而后是原料經濟模式,它們都沒能減少這一差距。如果沿著老路走下去,任何所謂的“追趕式發展”都不會發生,非但如此,倒是存在加劇落后的風險。俄羅斯學者甚至擔心,就像上世紀俄羅斯在冷戰中落敗一樣,它在本世紀初會不會也輸掉現代化的戰役,而這對于俄羅斯來說也將產生嚴重問題。

結語

美國政治中有一個概念叫“中期”,即4年總統任期的時間中點。俄羅斯政治的“中期”則是一個新現象,因為原先的4年總統任期中基本上不存在任何中期。一切都十分緊湊:總統大選,一年間歇期,規劃新的競選熱點,新一屆杜馬選舉,新一屆總統選舉。現在,杜馬選舉和總統任期分別延長為5年和6年后,俄羅斯政治的“中期”概念也出現了。在“統一俄羅斯”黨贏得史無前例的超高席位后,社會和民眾會把“中期”后所有的問題都歸結到政權黨的身上,普京要直面一系列棘手的問題:經濟增長疲乏,精英團結出現裂痕且需要更新換代,民眾有可能出現厭倦和不滿情緒,在敘利亞等問題上遭遇地緣政治困境。這樣一個“中期”無法回避。通俗地說,普京需要處理好政治、經濟與外交三者之間的關系。

第一,政治穩定與加強政治競爭性并行不悖。

普京在處理俄羅斯政治問題時反復強調政治穩定問題。普京強調的穩定,實質是在加強俄主權原則的同時,實現社會穩定,以便能促進經濟增長和發展。普京認為,有了穩定的政治體制,才能團結整個社會抵御包括經濟危機在內的危機現象,從而使所有公民和社會集團享受物質福利、擁有自由和公道。普京明確提出:俄羅斯民主處于初級階段,需要一個穩定的政治機制,以確保俄羅斯在未來數十年內保持長期穩定的發展。他以俄羅斯過往的歷史動蕩和變革失敗告誡質疑者,任何政治改革都必須是漸進、穩定、連貫的。

在20世紀90年代,市場經濟原則、對民主制度的認同雖然促使俄羅斯人民改變了生活理念,但是也讓國家經歷了嚴峻考驗。這就是俄羅斯如此珍視近年來所得到的穩定的原因。尊重傳統,追求穩定是對的,這是為了更好地實現現代性,但是過分強調傳統和穩定就可能走向另外一個極端。因為穩定停滯將導致產生一個利益集團,阻礙進一步發展。穩定是國家現代化和發展的必要條件,但是只有致力于變革的政治制度才是堅固和穩定的制度。

俄羅斯國家治理的戰略選擇應體現在通過以現代價值體系的塑造、現代制度體系的構建和現代治理結構的培育為核心內容,實現國家與社會、政府與民眾的和諧互動,最終達成有效而民主的績效。也只有這樣的路徑選擇,才能實現政治競爭性基礎上的政治穩定。

第二,政治穩定需要建立與外部世界的良性互動。

戈爾巴喬夫執政以來,俄羅斯就一直處于一種大規模的現代化進程之中。盡管可以通過“民主轉型”理論來研究這一時期的發展狀況,但俄羅斯的變革有其獨一無二的特質,最重要的是其本土特征和那種無所不包的地緣政治變化。蘇聯原本是世界上兩個超級大國之一和兩極體制的一極,蘇聯解體后,俄羅斯在實施經濟和政治變革的時候,其地緣政治也在快速衰退。作為這一變革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俄羅斯試圖與外部世界建立一種新關系,但直至今日俄羅斯在融入、并立與孤立之間并未找到一種令人滿意的平衡。在西方看來,主要挑戰是如何將俄羅斯納入新的國際秩序。俄羅斯傳統的大國心態,要融入新的國際秩序就困難得多。主要區別在于俄羅斯的新角色伴隨著其內部政治秩序的根本變化,而且這個變化過程還遠沒有結束。國際政治的重大問題都跟對俄羅斯國內狀況的評估機制交織在一起。

從俄羅斯政治的研究角度來看,俄羅斯政治形勢不僅與傳統上經濟因素和社會文化因素緊密聯系,還與政治發展的外部因素互為影響,互相作用。外交和國防政策委員會主席團名譽主席卡拉加諾夫認為,西方相對衰弱導致俄羅斯現代化的推動力減弱,俄羅斯歷史上這種推動力一向來自西方。普京時代形成的強力階層抵制西方十分活躍,而俄羅斯的發展動力則日益削弱。俄羅斯既堅持實力政策,又承認互相依賴和國際經濟一體化的重要性。普京提出大歐亞伙伴關系,加強區域經濟一體化就是這種心態的體現。俄羅斯沒有真正融入世界經濟,在經濟上面臨被邊緣化的危險。

第三,政治穩定的長期基礎在于經濟發展。

對于俄羅斯政治穩定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筆者有三點基本看法。第一,政治上現在的控制與集權與俄羅斯當前的壟斷型經濟結構是匹配的。第二,雖然相互匹配,但如果不能改變以能源出口為主導的經濟結構,不能對經濟進行大規模的現代化改造,即使經濟有增長,俄羅斯發展依然存在巨大的不確定性。經濟如果不發展,政治從根本上是不穩定的。民族主義是潛藏在俄羅斯的一股最大能量,但這種情況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后克里米亞共識”只能暫時掩蓋公民對經濟問題的不滿。第三,普京的治國理念與舉措具有依靠現有權力體系,維護政治穩定的能力,卻很難改變現有經濟結構,他能改變的只是經濟領域的政策。

綜上所述,俄羅斯目前的體制模式總起來看維持穩定有余,促進發展不足。政權黨“統一俄羅斯”黨的國家杜馬憲法絕對多數席位既為普京全面規劃2018年總統大選前的內外政策奠定了堅實基礎,也使普京在高民意聚集的前提下面臨必須實現快速發展的巨大政治壓力。穩定是基礎,但真正意義上的長期穩定建立在發展的基礎上。未來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普京依然面臨國內問題的三大挑戰。一是如何把政治穩定與政治現代化結合起來,既能增強政治活力又能確保政治控制,二是如何調整經濟結構和經濟發展模式避免經濟衰退,三是如何應對俄羅斯與外部世界的變化以實現大國崛起的歐亞戰略。在當前的國內外形勢發展的背景下,俄羅斯向何處去仍然是新選舉周期值得關注和研究的重大戰略問題。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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