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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史視野中的質性研究:以方法意涵的構建為例(下)

信息來源: 《社會》2019年01期  責任編輯:劉思蘭作者:羅祎楠  發布時間:2019-06-11

四、區分方法論立場與構建方法意涵

當書寫者認同意義過程具有因果性時,他們會強調只有意義研究才可以解決控制困境。意義研究將因果過程理解為研究者和研究對象多重意義世界的并存互動。他們批評其他方法論試圖用研究者建立的概念和測量代替研究對象的主觀意義世界,批評那些立場只會仿照數理研究方法,強加給研究對象某些概念、定義、測量,以此建立一種混淆了意義世界差異的所謂因果性(Schutz,1962:120-121,1967:62)。這是一種非常明確的區分意識:書寫者不斷強調自己相比于其他方法論立場的優越性,并以此為基本意向。這種區分意識推動他們重新闡釋“比較”的意涵。通過對《民族志中的理論與對比解釋》(Lichterman and Reed,2014)一文的細讀(Close Reading),我們來展現此思想過程。

李克特曼和里德明確意識到“控制性比較”所面臨的困境:研究者永遠無法建立可以窮盡經驗世界的概念或變量。他們強調,要破解這樣的困境,只能在新的方法論立場中重新構建比較的意涵。正如二人所說,在復雜的現實經驗世界中,對某一個現象的可能解釋必然是無窮無盡的,即使是按照所謂“反事實”的方式去無限逼近結果產生之前的情況,我們依然需要面對結果產生前的那個無限可分的時空區域(Lichterman and Reed,2014:596)。他們兩人因此顛覆了控制性比較在構造因果解釋上的合理性,轉而強調因果性是由意義過程建立起來的。由于因果性的產生來自于不同的意義世界在制造和解釋符號中的互動過程(Lichterman and Reed,2014:613),因此,因果性的建立不需要依賴控制性比較就可以完成。

當李克特曼和里德把構建因果性與比較分離開來時,他們也就轉而賦予了“比較”以新的方法意涵:“比較”并不是為了窮盡性地找到決定結果的必然或充分原因,而只是為了照亮這個無法窮盡而知的復雜因果世界中的某一個方面(Katz,2001;Lichterman and Reed,2014:596-597)。比較研究的目的是為了在復雜各異的意義過程中建立解釋的精致性(explanatory precision),也是為了通過再次比較這些精致的因果解釋而建立更具有概括性的理論綜合(Lichterman and Reed,2014:596、608、620)。

李克特曼和里德進而對什么是理論化提出新的理解。理論不再是“互相連接(interlinked)的一些概括性的命題(proposition)”——比如,將概念間的充分必要性作為理論的內容。同樣,理論也不是一些覆蓋律(covering law)或是可以被證實或證偽的相關性關系——比如,將變量的因果相關性視為理論(Lichterman and Reed,2014:588)。他們有意強調了對理論不同的理解:“理論是在討論中用到的抽象概念,這些概念引導(orient)了對案例的研究以及對社會過程和條件的討論,這樣的社會過程和條件將不同的案例與研究思考融于一體”(Lichterman and Reed,2014:588)。李克特曼和里德在此賦予理論兩種意涵:引導與連接。所謂的引導,體現為理論與研究者個性化的田野體驗的相互交融。理論將研究者的目光引向特定的比較空間(contrast space),采用相關標準(relevance criteria)來限定比較范圍,從而建立更加精致的因果解釋。理論的“連接”作用體現在通過選擇理論概念,將不同案例所具有的分散但精致的因果解釋綜合為更宏大的理論概括,從而建立因果機制。動用什么樣的理論資源來建立這樣的宏大概括,取決于研究者希望如何與學術界的關切連接起來(Lichterman and Reed,2014:590、620)。

李克特曼和里德對比較、理論化等方法的意涵的理解,使他們提出了不同于控制性比較的研究實踐方案。他們首先提出了面對復雜的田野意義世界,研究者該如何選擇比較空間的問題。比較空間是研究者在理論意識和田野體驗交融中自主產生的。研究者將這種比較空間劃定成什么樣子,他們在田野工作時的注意力,乃至構造的因果解釋也就是什么樣子(Lichterman and Reed,2014:598)。這些不同的解釋沒有對錯之分,只是看待世界的不同方式而已(Lichterman and Reed,2014:598)。正如李克特曼和里德舉例所說,雖然都是要解釋“為什么亞當吃了蘋果”,但研究者可以構造出完全不同的比較空間,從而產生不同的答案。如果問題是,“為什么亞當去吃了蘋果卻沒有回到夏娃身邊?”,那么答案很可能就是“亞當餓了”。但是,如果這個問題變成“為什么亞當吃了蘋果,而不是梨”,那么就會是另一個因果解釋了(Lichterman and Reed,2014:598)。差異性是研究者構造出來的。這種差異性不是只有“出現”或“沒有出現”那么簡單。對照的雙方都是在田野觀察中出現的現象,正是研究者構造了他們的對比性。李克特曼和里德強調,研究者需要進一步在具有分寸感的田野體驗與理論啟示下解釋這種特定的對照現象。

構造比較空間的過程是在理論引導下進行的。比如,李克特曼(Paul Lichterman)詳細反思了他在《難以捉摸的無間》(Elusive Togetherness)一書中構造比較空間的經驗。該書對美國湖堡(Lakeburg)地區以教堂為基礎的志愿者聯合性組織進行了研究。李克特曼注意到組織內成員和組織外成員之間存在兩種不同的日常關系模式。在第一種模式中,組織成員可以和被救濟對象共同對福利資源的運用施加影響;在另一種模式中,被幫助人員不會對這種計劃有什么影響,只是由救濟人員單向地決定資助方式(Lichterman,2005;Lichterman and Reed,2014:592)。按照李克特曼的反思,之所以對這兩個現象進行比較,是源于他對自己所處的研究環境中其他學者的理論旨趣的理解。李克特曼注意到學界日益關注美國的公民政治參與問題,而且似乎已經形成了一種默認的看法,那就是只有在帶有政治化或社會批評性特征的環境中,才可能出現超越社會地位等級的平等的公共關系。這個理論認知也成為李克特曼自身的關切,所以,他帶著這樣的理論“眼鏡”去觀察和體會田野,將特定的資料組織成對照性的案例。李克特曼不同意歸納式研究的思路,他不認為研究者在收集資料過程中需要放空理論。相反,他認為,整個研究從一開始就和理論如影隨形,不可分離(Lichterman and Reed,2014:603)。

李克特曼和里德進而提出如何把研究限定在一定的范圍內,從而構造具有針對性的解釋。這便是找到恰當的“相關標準”(relevance criteria)的過程。相關標準限定了研究者聚焦在什么樣的因果過程中。它使研究者在如影隨形的理論關切中瞄準特定的對照現象,進而產生具有分寸感的田野體驗與精確的因果解釋。理論引導體驗,而體驗又使研究者重新思考理論。比如,李克特曼在田野研究中發現,上文提到的兩個模式可以在同一個組織中密集地交替出現。通過這種密切的體驗,李克特曼發現,與兩個模式相關聯的是組織成員對什么是志愿者的不同理解。當將志愿者視為幫助者的時候,組織成員會相信只有管理者和專家才是最了解被幫助者的人。這些成員不會互相談論如何和組織外的成員展開交流,他們也不會去談論自己是不是受到那些人的歡迎。這個過程會導向第二種救濟模式。而在第一種模式的產生過程中,組織成員對“志愿者”的理解是與被幫助對象成為合作者。合作者之間應當互相交流幫助。因此,他們會更多地展開自我批評,反思自己為什么沒能和那些被幫助的人進行很好的合作。李克特曼的觀察體會具有明確的比較問題意識。他通過對兩種模式產生過程的反復體驗,發現了不同的意義過程。在第一種模式中,組織成員以反思和批判的意識公開地談論他們應該如何與組織外的社會群體建立關系(Lichterman and Reed,2014:604-606)。而這種體驗在產生第二種模式的過程中并沒有出現。因此,李克特曼建立了針對研究問題的“意義性因果機制”。在這樣的機制中,組織成員對什么是“志愿者”的理解影響了他們的主體間互動方式,從而導致不同救濟模式的出現(Lichterman and Reed,2014:615)。這是一種建立在田野體驗基礎上,針對比較空間建立起的因果解釋。

李克特曼和里德進而強調,按照有針對性的田野體驗而建立起來的因果解釋,可以揭示控制性比較邏輯無法看到的因果解釋的多層次性。對照性的現象在田野中不斷交替出現,使研究者可以直接通過田野體驗區分什么是“合情理”(plausible)的原因和什么是真實(actual)的原因。合情理的原因是曾經被體驗過的導致與現時結果相對照的另一種結果的原因,而真實的原因則是在現時中體驗到的導致現時結果的原因。這些原因在具體的體驗中被感知和理解。它們不同于只能依賴反事實控制性比較而推測出來的所謂可能性(possible)的原因(Lichterman and Reed,2014:608)。在李克特曼和里德看來,結果產生前的時空無限可分,因而在“反事實”研究方法中,按照最小復寫原則尋找到的只會是非常模糊的可能性的原因,而不會是真正精確的因果解釋。要建立精確的解釋,就必須依靠對于行動者意義世界的體驗和對那些對照性現象的明確把握。李克特曼和里德由此賦予“反事實”研究以新的意涵:反事實是研究者不斷經歷并可以被經歷者在主觀體驗中互相比較的因果過程。他們認為,正是在不斷交織的反事實(counterfactual)經驗中,研究者可以深入理解對照性結果產生的原因,并以此建立精致的解釋。

這種建立精致解釋的過程也是在田野體驗中反思并沙汰理論的過程。李克特曼和里德在個人體驗中不斷反思已有理論對此研究問題的解釋。他們強調,現今學術群體所認同的很多理論都將宏觀社會結構作為解釋上述案例差異的原因,這樣的結構無法在他們所經歷的過程中被體驗。他們能夠深切體驗到的只是那些不斷涌現于感知中的屬于研究對象的意義世界,而不是只存在于控制性比較方法中的那些所謂的宏觀結構(Lichterman and Reed,2014:610-611)。因此,李克特曼和里德不會將這樣的宏觀結構理論納入因果解釋。

在建立了基于體驗的比較研究后,李克特曼和里德提出,研究者可以展開二次比較來建立理論綜合。他們將這與控制性比較的理論化方法區分開來,明確闡明二者不同的意涵與實踐方式。李克特曼和里德反復強調,控制性比較將社會過程分解為若干由概念組成的模塊(module)——如信仰、欲望、利益、制度,進而控制相同模塊來看其他模塊的不同如何導致結果的不同,從而建立了表示模塊間因果關系的理論。李克特曼和里德特意強調新的理論化方法不采用任何分割模塊的標準,因為意義視角相信因果性可以生成于意義和指號間的持續互動過程。既然不再需要基于模塊構建理論,那么理論化就指向了另外的意涵和實踐。在他們看來,就使對完整的因果過程的理論綜合成為理論化的主要工作。這樣的綜合同樣需要依賴“比較”而完成(Lichterman and Reed,2014:613),只是比較的意涵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這種比較是類比性(analogy)的概括(Vaughan,2004:319;Hirschman and Reed,2014:275),也就是通過比較具體的因果過程,尋找到可以統一過程差異的更高抽象性概念。使這些差異轉化為同一個更高層級概念的不同表現(科賓、施特勞斯,2015:56-57)。比如,本文在比較了群體成員的不同互動方式后,建立了更高層次的概念“社會反思性”(social reflexivity)(Lichterman and Reed,2014:606)。“社會反思性”概括了群體成員在反思性互動中不斷賦予“志愿者”意義的過程(Lichterman and Reed,2014:620)。這個概念的建立將原本不同的因果過程轉變為統一概念的不同表現形式。

我們看到,本文與《國家與社會革命》一書都利用概念存在的不同層級差異來構建比較的意涵。后者把低層概念的差異處理為解釋不同結果的不同原因,而將更抽象的高層概念作為解釋相同結果的相同原因。并將低層概念作為高層概念的“特定表現形式”,由此建立了控制性比較的意涵和實踐。而李克特曼和里德雖然也將低層概念的差異理解為高層概念不同的表現形式,但這么做是要通過對低層概念差異的比較建立具有綜合性的高級概念。這種處理并不是源于論證控制性比較的合理性,而是為了通過比較差異而對因果過程進行恰當的理論綜合。

此外,李克特曼和里德把研究理解為一種與其他學者進行對話和主觀反思的過程。他們不斷強調,研究者正是在與學術環境的互動中構建問題、尋找理論和展開比較。貫穿此過程的是研究者、與之互動的其他研究者、研究對象、理論這四者意義世界之間的復雜互動。互動本身又會影響進行比較的方式和結果。比較研究的理性化并不是研究設計的理性化,也不是比較內容的確定化,而是研究者與外部世界互動過程的理性化。

李克特曼和里德強調,這需要研究者進入與整個研究學術共同體成員的主體間互動,以選擇合理的比較方法(Lichterman and Reed,2014:591)。此外,其他學者的類似觀點認為,研究者需要反思自己是不是受到了被研究對象的地方性知識,以及研究者自己所處的公共社會知識的影響,這些知識會影響研究者自主選擇理論的能力(Wacquant,2002)。研究者還需要考慮如何平衡常識和科學方法在研究中的張力(Watts,2014:315-319)。這種理性化過程還包括研究者對自我主觀意義建立方式的理性化。這包括通過不斷地接觸資料而加深對經驗材料的體會(Denzin and Lincoln,1998:160-161),包括在不斷的反思中避免按照自己的自然慣習把某些理論視為理所當然,還包括主動與生活在不同世界的人展開開放交流,以獲得對經驗材料不同的意見。這些做法都可以將更多的資料納入比較的范圍以使理論綜合更加切合材料實際(Vaughn,1992:196)。

五、結語:走向反思性的社會科學研究

本文展現了思想史視角如何使基于不斷反思的知識生產理想在學術實踐中成為可能,以及這種可能性的實現將如何帶來知識系統的更新。貫穿整個思想史視野的基本價值便是社會科學的進步,需要通過反思來推動。正是在這樣的立場上,《邁向社會全體的個案研究》(渠敬東,2019)一文的意義就顯現出來:它代表了一種努力方向,那就是通過對現有研究方法意義結構的不斷反思而推動研究的進步。本文希望進一步擴展這樣的努力。我們揭示了被結構性視角所遮蔽的更加豐富的方法意涵。這促使我們反思現有質性研究方法知識體系的局限,也促使我們思考該如何擴展其知識廣度與深度。在反思性的研究邏輯中,知識生產的過程并非為了強化對研究方法某種固化的認識,我們更需要通過不斷地反思擴展研究方法的知識體系。

正如本文所展現的,反思性的知識生產需要研究者超越結構視角,自覺將研究方法還原到自我的思想動態過程中給予審視。新的知識生產過程也將帶來知識體系的更新。正如本文所揭示的,這樣的知識可以包括書寫者說明他們如何在方法論的導引下選擇方法,如何看待方法論與現實的矛盾,并通過延展方法的內涵來應對這樣的矛盾,以及如何在與學術共同體不同流派的對話中擴展方法的意涵。(9)

社會科學研究的進步無不得益于可以付諸實施的反思性研究。《邁向社會全體的個案研究》一文正體現了這樣長期的努力。它不僅僅來自于作者個人多年的思考,更體現了學術共同體持久不懈的努力。多年來,學者們在中西之學的碰撞與潤澤中,不斷地反思國際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和理論與中國自身學術研究的進展和方向。在反思的推動下,研究者通過對國際社會學經典的翻譯構建中文社會學理論的西學基礎;他們立足于中國經典歷史文獻建立社會學理論的中學根基;他們探索適合中國研究的田野工作方式和案例研究方法;他們推進對社會和歷史的各個領域的經驗研究,并將這樣的理解轉化為具有國際意義的理論問題。

在當今中國的社會科學研究中,這種反思依然在不斷推進著。在反思中,學者們不會拘泥于某些方法流派,而是將研究置于永不停息的自我分析與自我批判過程中看待。這是一種最為徹底的直面自我心靈的研究過程。這種分析和批判帶來的并不是某一個停頓于一時的結論,而是一個指向無盡意義世界的生生不息的研究歷程。正如許茨(2017:15)所說的,“無論是誰,只要他希望對各種社會科學的基本概念進行分析,他就必須心甘情愿地踏上一條充滿艱辛的哲學旅途,這是因為只有從意識的最原始、最一般的特征出發,才能把社會世界的意義結構推導出來”。


         注釋:

(1)本文所說的思想史,特指基于歷史語境的研究方式。這不同于廣義思想史研究中的觀念史流派,后者更強調觀念具有的超越語境的客觀意義。

(2)本文凡是說到“書寫者”或“作者”,都是指特定的文本的寫作者或學術成果的生產者。從廣義上說,這些作品的書寫者也就是研究者。但本文將書寫者與一般意思上的研究者區分開來,以便于結合文本闡釋他們的思想過程。

(3)本文所說的“方法論”是關于“何以知之”的認識論邏輯,也就是說明為什么按照某些特定的研究方法就可以發現因果性。方法論,如本文討論的推論、充分必要性和意義研究,是被一定研究群體所共享的知識。首先,方法論是一種邏輯體系,需要按照邏輯推理來自洽性地說明“何以知之”。其次,方法論是一種研究立場。本文談到的方法書寫者相信這種立場需要體現在具體的方法操作中。最后,方法論還是一種認同,書寫者因贊成某些方法論而宣稱自己按照此方法論展開研究,因反對某些方法論而在研究中強調與之區別。本文所說的因果性(causality)包含兩種類型:體現在敘事中的因果性和體現在因果識別中的因果性。第一個類型是關于結果如何產生的敘事。敘事中隱含了敘事者對原因的理解。這樣的過程在本文也被稱為“因果過程”。第二個類型是對原因的識別。是對“為什么”的回答。回答的方式是用理論概念概括原因,這樣的原因可以是關于變量間因果相關性的,也可以是關于概念間充分必要性關系的,還可以是對整體因果過程的綜合概括。

(4)一些學者已開始關注書寫者如何在實際的研究過程中體現他們對因果性的理解,而不只是看他們如何宣稱該怎么發現因果性(AbendandPetre,2013)。

(5)本文并不打算全面展示所有方法論,而只是根據說明論點的需要列舉三種。比如,熟知的批判實在論(criticalrealism)等方法論就沒有出現。

(6)或稱單位(unit)。

(7)這里的“事件”是指由行動者(actor)、行動(action)與行動目標(objectofaction)組成的分析單元(Clemens,2007)。

(8)引文括號內中文文字為筆者所加。

(9)這樣的反思式的研究已經開始。最近的中英文社會學界的討論可參見一些相關研究(Vaughan,2006;折曉葉,2018;應星,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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