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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史視野中的質性研究:以方法意涵的構建為例(上)

信息來源: 《社會》2019年01期  責任編輯:劉思蘭作者:羅祎楠  發布時間:2019-06-11

摘 要】本文嘗試從思想史視角反思質性研究方法,以揭示被結構視角遮蔽的研究過程,從而探討一種直面內心的反思性社會科學研究方式。思想史視角強調回到文本去闡釋書寫者賦予研究方法以意涵的思想過程。本文以“推論”“充分必要性”與“意義”等三種方法論立場中的方法意涵構建過程為例展現這樣的思想過程:方法論如何引導了對特定研究方法的選擇;當方法論與現實情況存在差距時,書寫者如何在原有方法論立場中發展對質性方法新的理解以捍衛方法論的合理性;書寫者如何在強調與其他立場的區分中發展對方法的理解。本文由此揭示了看似相同的方法背后所蘊含的巨大意涵和實踐差異。一種圍繞“意涵”展開的方法知識系統將有可能被建立起來。思想史視角為反思性的質性方法知識構建提供了可以付諸實踐的路徑。

關鍵詞】思想史視角;結構視角;意涵;質性研究方法;方法論

 

本文嘗試從思想史(1)視角反思質性研究方法,以揭示被結構視角遮蔽的研究過程。思想史視角的基本立場是:研究者需要回到文本去闡釋書寫者2賦予研究方法以意涵的思想過程。思想過程是書寫者在流動的寫作意向中不斷表達的觀點、論證、描述與評價;這些表達針對特定對象而發,直接或間接地傳遞著書寫者的意思(Chartier,1982:13-45;La Capra,1982:57-85;Skinner,2002:86-89、93-102)。本文中的“意涵”,特指學術作品表現出的書寫者對具體質性研究方法的理解。這些理解只有在思想過程中才能涌現:它或來自于方法論的引導,或來自于調和方法論立場與現實差距的意向,或來自于強調方法論立場差異的意向。意涵只有在過程中才能出現,脫離了思想過程,意涵也就無從談起。本文強調研究方法富有意涵,是要說明方法從來不是客觀而固定的操作程序。方法是被書寫者不斷闡釋(interpret)的對象。書寫者在闡釋中不斷重構新的方法實踐,這些實踐或被明言,或只是隱性策略。本文揭示產生意涵的思想過程,從而看到有關質性方法更加豐富的思想世界。思想史視角相信,只有通過對特定文本及其語境的分析,研究者才可以呈現意涵(La Capra,1982:50)。文本承載了書寫者錯綜復雜和不斷流動的書寫意向,也承載了他們所運用的知識、邏輯鏈條、判斷評價,還承載了他們并未意識到的凝固化的知識結構。文本是一種話語媒介,它可以被不斷闡釋。這種闡釋可以來自于書寫者自己,也可以來自于閱讀者(Chartier,1982:39-40;La Capra,1982:57-85)。通過文本闡釋,書寫者的思想過程得以展現,而有關方法意涵的知識系統也得以呈現。

本文將展現這樣的思想過程:(1)方法論3如何引導對特定研究方法的選擇;(2)當方法論與現實情況存在差距時,書寫者如何在原有方法論立場中發展對質性方法新的理解以捍衛自身的合理性;(3)書寫者如何在強調與其他立場的區分中發展對方法的理解。通過對思想過程的研究,本文圍繞“意涵”建立起新的方法知識系統,一些有關質性方法新的認識會由此產生。這些認識包括但不限于:研究方法的選擇是如何隨方法論意識的不同而改變的,對方法論局限性的理解如何催生出新的研究策略,對“比較”的不同理解與實踐方式,對“理論化”的不同理解與實踐方式,等等。這些認識揭示了看似相同的方法背后所蘊含的巨大的意涵和實踐差異。本文揭示了融于具體思想過程中的方法意涵差異,這將大大擴展質性方法的視域。一種圍繞“意涵”而展開的方法知識體系將有可能被建立起來。思想史視角也為反思性的質性方法知識構建提供了可以付諸實踐的路徑。

一、思想史視角與結構視角對研究方法不同的理解

研究方法歷來是社會科學關注的焦點之一。自20世紀70年代起,國際學術界對此的討論不斷深入,國內學術界最近十年也日益關注研究方法問題。這些討論促進了方法自覺與規范,但也激化了對于方法差異甚至優劣的論辯。盡管論辯各方的觀點對立,卻呈現出類似的研究視角,我們稱之為“結構視角”。

結構視角區分不同的方法論傳承(Goertz and Mahoney,2012),并將這些傳承理解為具有固定特征而涇渭分明的意義結構,進而將不同研究方法(或相關作品)分門別類地歸入這些方法論。在這種思考模式中,研究方法就是可重復的操作規程,它們被貼上了某種方法論的標簽,從而構造出“方法論—方法(著作)”的固定對應關系。比如,有的討論者強調定性研究的特點在于以實在論或建構主義等方式探索個體的復雜性和特殊性,定量研究則依靠實證主義的方法論發現共性和普遍性(Johnson,2006;Goertz and Mahoney,2012:10-11;陳向明2016:13-20)。他們進而按照這樣的類別將不同方法歸入其中。比如,把以發現因果機制為目標的過程追蹤(process-tracing)、個案內分析和少案例比較(如QCA)等方法歸入定性研究,把大樣本的統計分析建模等歸于定量研究(Brady and Collier,2010;Goertz and Mahoney,2012;Gerring,2017)。研究作品也被分門別類地置于不同傳承中。比如,我們熟知的《社會科學中的研究設計》(King,Keohane and Verba,1994)一書成為按照定量思路進行研究的典型,批評者強調其和真正的定性研究存在根本差異(Brady and Collier,2010)。正如格爾茨和馬奧尼(Goertz and Mahoney,2012:222-223)所認為的,研究者可以將各種研究方法操作對應于定性與定量兩種傳承,列出所謂的差異“清單”。他們相信,“單個研究計劃都可以按照傳承所強調的內容被放到兩種傳承的某一邊”。在這樣的思路下,即使研究者主張“超越”“彌合”或者“混合”定量與定性研究,這種混合也依然依據預先構造的“方法論—方法操作”的思考模式展開(Lieberman,2005;Mahoney,2008)。

決定這種立場劃分的是一套看似客觀,實則模糊的知識體系。討論者依賴某些先入為主的知識給研究方法貼上分類標簽。這些知識來源模糊,被人為固化,掩蓋了更加多樣的方法意涵特征。固化的方法論標簽和真正豐富的方法意涵之間存在錯位,造成了對質性研究方法理解的困難。本文就討論了四個錯位的例子。

第一個例子,堅持定性立場的批評者將加利·金(Gary King)等人的《社會科學中的研究設計》視為定量統計的代表(Brady and Collier,2010:67-79)。但這樣的批評忽視了該書文本蘊含的調和質性與統計間不契合性的思想過程,也難以理解書中出現的與統計思路不吻合的對定性研究的意涵表述。比如,書中否定了統計的隨機抽樣原則在少案例研究中的可操作性,卻肯定了“有目的的選取觀察值”的做法。再比如,作者雖然強調需要根據解釋變量的變化范圍選取觀察值,但也承認按照被解釋變量的變化范圍選取觀察值的合理性。這些矛盾性的表述只有通過思想史視角才可以理解(King,Keohane and Verba,1994:142-149)。

第二個例子,研究者將通過過程追蹤發現因果機制(causal mechanism)視為質性研究的重要方法,進而歸納出這一方法明確的特點和操作步驟(Beach and Pederson,2013:1-5),但他們忽略了,同樣是按照過程追蹤的方法操作將經驗材料理論化為因果機制,操作背后所具有的意涵可能截然不同。不同的方法論對什么是因果和什么是理論有著多樣的認識,因而書寫者對追蹤何種過程也是認識不一。他們或是聚焦于個人的工具理性與制度激勵(Bennett and Checkel,2015:31-34),或是將事件作為重點,抑或集中關注賦意過程。他們也會依照完全不同的方法實踐構建理論。

第三個例子,以QCA為代表的案例比較方法相信通過一套規范的操作可以尋找充分、必要等原因,但忽視了使操作得以成立的意涵基礎,那就是展開比較的案例為什么可以成為案例。案例被認為是預先給定的客觀存在,卻忽視了研究者按照自己的要求組織材料構造案例的思想過程,案例的不同意涵在這個過程中涌現。比如,本文討論到的對“可比性”的構造就體現了這樣的思想過程。

第四個例子,在現今普遍流行的扎根理論中,研究者宣稱有一套客觀化資料收集和編碼程序操作(陳向明,2016:327-332),卻忽略了扎根理論源于意義研究中的符號互動的基本方法論立場,更忽視了扎根理論得以建立自我合理性的方法論本源,即為什么扎根理論自我認為可以發現因果關系(科賓、施特勞斯,2015:6-10)。討論者因而忽視了扎根理論中通過比較進行概念校準的方法操作背后所體現的不同于其他比較方法的意涵:對研究者與學術共同體交流方式的理性化,而不是對研究方法操作程序的理性化。

這些例子提示我們,在結構視角所見之外,存在更加復雜的研究過程。這樣的過程只有通過思想史視角才可以被揭示。思想史視角與結構視角具有三個主要差異。

第一,在理解研究方法時,思想史視角強調,外生性的方法知識不能取代對賦予方法以意涵的思想過程的理解(Bol,2004)。結構視角只看到方法的操作步驟和方法論的固化特征,只是將方法論和方法靜態地對應在一起,卻忽視了二者在思想世界中的聯動過程。比如,本文揭示了“控制性比較”的理想與社會世界無法充分控制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如何催生了方法書寫者對“可比性”的意涵構建。這樣的構建體現了書寫者協調矛盾的意向。結構視角盡管也看到了這樣的困境,但無法理解這種困境是如何在具體思想過程中催生意涵的。討論者只是將注意力集中在如何依靠某種固有的方法知識解決此種困境。他們或者只是以尋找所謂相似地區等方法將少案例比較中的控制難題模糊處理,或者干脆走向更加符合控制邏輯的實驗法(Tsai,2007;Slater and Ziblatt,2013;Mahoney and Thelen,2015:10-11)。這些做法忽視了在實際研究過程中廣泛存在的解決控制性比較問題的隱性實踐策略。再比如,本文揭示了以意義作為構造因果性基礎的學者如何不斷強調自己可以更好地解決控制困境。正是這種意向性引發了對“比較”和“理論化”方法新的理解。結構視角不會關注這樣的思想過程,因為它更在乎如何對各種立場展開批判式的評價。評價者將自己視為某些方法立場的堅守者,卻失去了將立場還原于思想過程中的反思性。他們試圖評價差異,卻忽視了差異本身所具有的推動方法意涵發展的力量。

第二,思想史視角將方法意涵納入研究視野,而結構視角忽視了方法意涵的存在。方法被視為代表特定方法論并超然于具體文本的固定操作方式。這樣的視角忽視了看似類似的方法的不同意涵,也忽視了書寫者構造意涵的思想過程。比如,當書寫者將從“指號到意義”的不斷互動視為因果過程時,他們相信不再需要依靠“控制性比較”就可以發現因果。因此,他們轉而將“比較”理解為在復雜意義世界中尋求精確性解釋進而建立理論綜合的過程。書寫者對自我方法論立場優越性的認識引導出“比較”新的意涵。再比如,面對控制困境,書寫者悄悄地改變了作為“控制性比較”方法基礎的“相同性”(agreement)與“不同性”(disagreement)的意涵。使所謂不同性成為相同性的特定表現形式。結構視角將這些方法籠統地視為少案例(Small-N)比較,卻忽視了它們具有的不同意涵。這樣的意涵也引導了不同的方法實踐。比如,在第一個例子中,書寫者需要對整個賦意過程進行理論化,而不再是將過程分割為不同概念以展開比較。在第二個例子中,書寫者則需要首先以“條件—應對”構建因果敘事,然后再有意識地調節概念抽象層次,將不同性處理為相同性的特定形式。對意涵構建過程的揭示將建立一種新的方法知識系統。只有在思想史視野中,這樣的知識才可以呈現。

第三,思想史視角相信研究方法意涵必須通過文本闡釋才可以呈現(La Capra,1982:50),而結構視角忽視了文本闡釋對理解研究方法的作用。研究者依靠自己所具有的某些知識對方法進行歸類評價,文本在此過程中沒有作用。思想史視角恰恰相反,它將文本視為思想過程的載體,將文本闡釋視為理解思想過程的必經之路。對文本的分析就是對書寫者思想過程的分析,也是對產生于其中的方法意涵的分析。文本分析既要關注書寫者明確表達的意向,還要關注那些并未言明的策略。比如,前者表現為在《國家與社會革命》(Skocpol,1979)一書中,作者如何明確說明了她所面臨的控制困境。我們由此可以知道,這樣的困境是被作者所認識到的,而克服此困境也正是作者的主要意向。再比如,后者表現為在此書中,作者如何悄悄區分“變量”與“變量的特定形式”,從而改變了自己之前宣稱的對案例相同性與不同性的定義。

可見,視角的轉換使我們可以揭示書寫者復雜意向中的知識生產過程。4下面,我們將詳細展現這個思想過程。

二、構建合理性:方法論引導下的研究方法選擇

我們將著重展示質性研究中的三種方法論邏輯,5它們雖然內容不同,但都回答了為什么一定的研究方式可以獲得有關社會世界因果性的總體認識。通過文本比較,我們說明方法論如何引導書寫者對不同方法的選擇。我們不將方法論視為方法的固定標簽,而將方法論對方法選擇的引導視為書寫者思想過程的體現。方法論所賦予的方法合理性正是方法意涵的表現。

(一)推論邏輯引導下的方法選擇

第一種方法論被稱為“推論”(inference)。這一邏輯在《社會科學中的研究設計》一書中有完整體現。推論邏輯意在說明研究者如何通過直接觀察或體驗到的現象推出這個世界無法觀察到的總體特征,其核心的關切是如何應對從具體跨越到總體所帶來的結論的不確定性(King,Keohane and Verba,1994:8-9、49)。推論邏輯相信,溝通已知具體世界和未知整體世界特征的橋梁在于有效的研究程序(valid procedure)(King,Keohane and Verba,1994:34)

在推論邏輯中,世界的整體性特征是通過變量及其相互關系構建的。變量是概括案例6某一方面特征的概念,這些概念來自既有理論(King,Keohane and Verba,1994:47-48)。變量必須通過測量過程中獲得的觀察值得以表現。研究者需要將經驗資料轉化為具體可測量的變量觀察值,進而運用描述性推論的邏輯發現變量不可直接觀測的系統性特征,或運用因果推論的邏輯發現變量之間系統性的因果效應(King,Keohane and Verba,1994:8、47)。

描述性推論承認,在理想層面上,通過計算隨機變量多次取值中的平均值(或稱期望值)就可以找到變量觀察值中的系統部分(King,Keohane and Verba,1994:58)。這里的隨機變量的多次取值是假想(hypothetical)中的,實現前提在于對同一條件的復制。所謂復制同一條件,就是“回到歷史的同一時間同一地點”隨機測量變量(King,Keohane and Verba,1994:57、91)。在推論出觀察值的系統部分后,可以進而建立因果推論。所謂因果推論,就是“無法被實際觀察到”的所謂“實現了因果效應”。因果推論必須通過計算解釋變量的不同取值對應的被解釋變量的觀察值中的系統性部分之間的差異而得到。這里所謂的“系統性部分”,就是與解釋變量某一取值對應的,作為隨機變量的被解釋變量在假想中得到的多次隨機觀察值的平均值(或稱期望值)(King,Keohane and Verba,1994:80-82)。

上述過程代表了一個完全依照統計學的隨機理想進行研究的想象,但實際的質性研究并不具備這樣的“回到歷史的同一時間和同一地點”的條件。隨機的邏輯認為,依靠通過比較隨機變量的期望值差異就可以發現變量間的因果效應。但對于處在具體時空中的案例而言,要滿足隨機抽樣和賦值的要求,就只有依靠“回到過去”的幻想(King,Keohane and Verba,1994:94)。這樣的幻想在質性的世界遙不可及,因為少案例的質性研究中解釋變量的賦值只能是由“自然”或者“歷史”完成的。研究者只能按照“有目的方式”(intentional fashion),從已經被自然和歷史決定的有限的資料中選取觀察值,而這種有目的的方式恰恰“排斥”(rule out)了隨機取值的可能性(King,Keohane and Verba,1994:139)。

推論邏輯由此提出了妥協的方案:將統計的其他原則與構建單位同質性(unithomogeneity)相結合(King,Keohane and Verba,1994:91)。同質性的案例就是那些因果效應相同的案例(King,Keohane and Verba,1994:93)。同質性可以從觀察上識別,“每個案例中的解釋變量取同一個值,那么被解釋變量在每個案例中的對應值也一樣”(King,Keohane and Verba,1994:91)。推論邏輯進而強調,研究者一旦發現某些案例具有的同質性,就可以建立假設開展后續研究。研究者還可以根據各種樣本不滿足同質性指標的程度,展開對統計偏差的評估。構造單位同質性假設的過程可以違背統計的一些原則。比如,研究者可以根據某一變量的極端變化值尋找同樣具有極端變化值的變量,以此建立二者之間的因果相關性假設(King,Keohane and Verba,1994:141)。再比如,研究者可以追溯幾個案例中某一共同現象產生的共同原因作為因果相關性的理論假設(King,Keohane and Verba,1994:146-147)。

構造單位同質性后,研究者沿著兩個方向繼續推進。一方面,他們可以檢驗同質性假設中有關自變量和因變量的因果相關性,這樣,后續的檢驗和修正需要依照若干統計方法原則進行。這些原則包括嚴格根據解釋變量的變化范圍選取樣本,通過操控測量指標來增加觀察值數量,運用測量技術防控系統性測量內生性等問題(King,Keohane and Verba,1994:129-132、141-142、146-147、185-195、219-223)。對樣本中偏離同質性程度的估算也為后續的因果效應估算提供了參考(King,Keohane and Verba,1994:94)。另一方面,他們可以將構成同質性的控制變量視為不確定的(King,Keohane and Verba,1994:206),通過不斷調整控制變量(即不斷重構同質性)檢驗和修正已建立起來的因果相關性估計。

可見,構造單位同質性并不是為了達成確定的因果相關性結論,其作用恰恰是把握樣本的差異程度并建立某種不確定的理論假設,從而為后續的統計檢驗提供基礎(King,Keohane and Verba,1994:94)。推論邏輯在承認研究具有不確定性的前提下建立研究設計,以應對這樣的不確定。也正是在推論邏輯的引導下,構造單位同質性假設這一方法受到重視。統計方法被認為需要建立在此假設的基礎上。

(二)充分、必要性識別邏輯下的方法選擇

在第二種方法論中,研究者將概念的范圍擴展到了事件、制度等領域。他們回溯產生案例的結果的過程,將這樣的過程抽象為具有相互關聯的概念組合構型(configuration)。他們進而通過跨案例比較、案例內的反事實比較、過程追蹤等方法構建概念間的因果關系。這種因果關系并不是自變量與因變量間的相關關系,而是被表述為“充分條件”“必要條件”,或者將兩種條件組合起來成為“充分非必要條件的不可或缺但又非充分部分”(INUS)(Abbot,1983:130,2001:117;Goertz and Mahoney,2012:24-25、42)

構造因果關系的過程也是研究者將自己構想的概念加于研究對象之上的過程(Ragin and Becker,1992:64;Abbott,2001:61)。研究者是概念的創造者,概念則是對具體歷史過程中某個片段的抽象(Abbott,1983,2001:61)。研究者自行決定如何依照概念對導致結果的過程進行分割,進而通過各種方式展開后續的識別因果關系的工作(Abbott,1983)。概念被認為是客觀實在性的,即使這樣的概念其實是來自于研究者的主觀構建。同樣,依靠對概念的操作而建立起來的因果關系也被認為是客觀的。

“概念”與“變量”體現了兩種不同的理解世界的方式(Satori,1970)。在變量視角中,世界被理解為固定的分析單位(entity)所具有的變量屬性,因果關系只是這種變量屬性之間的相關關系。與變量不同,概念代表了對變動中的“過程”的固定化概括(Abbott,2001:91)。這種概括包括轉折點、穩定的文化、政治制度、事件,以及事件之間的序列等(Ragin and Becker,1992:64;Hall and Taylor,1996:938;Clemens and Cook,1999:441-447;Thelen,1999:369-371;Abbott,2001:291、296)。概念也包括具體的因果過程發生背后的整體結構和歷史特征(Ragin,2000:68;Abbott,2001:123、297)。不同于變量思維中研究者試圖將經驗材料表現為變量觀察值的方式(King,Keohane and Verba,1994:48),運用概念的研究者承認概念與具體多樣的經驗材料之間存在某些不契合性(Collier and Levitsky,1997),但他們相信,運用集合論的數學工具,可以對這種不契合性給予量化,使之轉化為測量因果關系的方法(Goertz and Mahoney,2012:139-173)。

此外,二者對因果性的表現形式的認識也不同。變量思維將因果性理解為用可測量數據表現的變量之間的相關性,變量需要具有“在因果分析上可以互相獨立的特征”。與此不同,通過概念構造的因果關系需要從概念組合(conjuncture)中識別。組合在一起的概念之間是互相影響的(Ragin,2000:68、71-72)。因果性不表現為相關性,而是以充分性(sufficiency)和必要性(necessity)等作為表現形式。如果原因是結果的充分條件,就說明“研究者識別出的原因自身(by itself)就足以產生結果”;如果原因是結果的必要條件,則說明“如果研究中的結果要發生,某原因就必須存在”(Ragin,2000:91)。充分性和必要性的邏輯不再如實證主義(positivism)那樣只是將因果關系視為概率意義上的相關性,而是通過對個案中導致結果的實在性(real)的因果機制的歸納性分析,以“足以產生”或者“必須”來建立因果關系的確定性。對這種因果關系判斷的推廣也和推論邏輯不同,后者的目標在于通過有效的方法程序設計,即結合單位同質性與統計原則,以可觀察到的現象去推斷不可觀察到的世界的總體系統性特征。而前者則將整體視為個案的加和,對整體特征的概括必須依靠對整體中每個案例具體因果過程的分析才能完成(Ragin,2000:35)。由此得出的充分性或必要性的結論也需要適用于整體中的所有個案(Goertz and Mahoney,2012:46)。

在這樣的方法論的引導下,有一系列研究方式被認為是合理的。第一種方式是通過少案例間比較,識別案例中共同出現的導致結果的概念組合,并將其作為充分條件,或通過求異法識別只有哪些原因必須出現時結果才能出現,以發現必要條件(Ragin,2000:92)。由于在識別必要條件上的困難,“充分非必要條件中的不可或缺但又非充分部分”(INUS)(Abbott,2001:117)被作為表征因果性的方式。由此,理論檢驗被理解為尋找使理論能夠成立或者反駁理論的關鍵證據(Mahoney,Kimball and Koivu,2009;Mahoney,2012)。

第二種方式是通過反事實(counterfactual)識別在關鍵時期(critical juncture)的事件序列(sequence of events)中導致結果的關鍵事件,(7)關鍵事件也就成為結果的必要條件。所謂關鍵時刻,是行為者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面對多種歷史可能性時采取某一特定選擇的時刻”。行為者在這一時期的能動性選擇直接塑造了之后長時間穩定的制度路徑依賴(Mahoney,2000:513),如何識別真正的決定性選擇成為研究的核心關切。研究者需要分析單獨案例所處環境,或是參考其他案例來綜合的考察,以此識別哪些沒有發生的事件在當時的條件下是完全具有客觀可能性的,以及哪些發生了的選擇才是決定了結果的關鍵性選擇(Griffin,1993:1100-1104;Giovanni and Kelemen,2007:355-357)。

第三種研究方式來自于結構功能主義信仰。這種信仰認為,任何社會結構都存在固有的特定功能,而這樣的功能的運行又必然產生一定結果。研究者基于對某種結構和其特定功能之間的必然性關系對結果的產生進行解釋,并按照不同案例呈現的與標準性結構的偏差程度來解釋多樣性結果產生的原因(Hall,1986:5-7,2003:378)。

第四種方式以理性選擇(rational choice)作為發現因果關系的前提假設。研究者假定,社會現象可以被解釋為個體行動者根據外部環境的誘因,為達成自我目標而算計出的策略性選擇(Hall and Taylor,1996:943)。基于這樣的假定,行動所應對的事件、行動發生的環境、行動者自身所具有的權力資源、行動的近期或者長期成本、行動者的動機偏好等就成為解釋行動時所看到的原因。這些因素組合成為實在性的因果機制。研究者也會從上述因素中挑選某些單獨的部分建立因果解釋(Levi,1988:2;Griffin,1993:1105;Kiser and Hechter,1998:800;Abbott,2001:200;Hall and Taylor,1996:950;Moe,2006;Mahoney and Thelen,2010,2015:23-31;Pierson,2015:128-131)。

在第五種方式中,行動者固定的理念、信仰或價值規范成為決定結果的原因(Bennett and Checkel,2015:31)。這一研究方式雖然爭論到底應該將理念、信仰還是工具理性視為決定結果的原因(Skinner,1969;Sewell,1985;Skocpol,1985a;Bevir,1969:127-173;Reed,2011:117-121),但這些爭論在方法論上是一致的,因為他們的解釋都是基于對個體認知方式的固定假設,并以此假設為前提建立因果解釋(Gorski,1993:34-35;Bérman,1998:14-38;Blyth,2002;Béland,Daniel and Cox,2012;Lieberman,2002)。因果解釋中的原因被固著于靜態的認知結構。這不同于將意義的生成、變化、傳播、沖突和錯位的過程作為構造因果解釋的基礎。

(三)“意義”邏輯引導下的方法選擇

在第三種方法論中,“意義”被作為研究重點,以此解釋現象的產生和演變。意義是主體在與外部世界的互動中,將自身感觸到的外部世界轉化為可以理解的狀況(Wedeen,2002:716)。這些可理解的狀況包括:自身經驗和世界是什么樣的,它們為什么如此,該如何應對才是合適的。這也就是許茨(Schutz,1967:222)所說的“生活在社會世界之中的人對這個世界的思考”。社會行動是具有意義的自愿行動(Schutz,1967:41)。只有在人的行動和互動中被賦予了意義,社會的各個組成部分才可以真正導致社會結果(Reed,2011:128、158),因此,因果解釋的焦點在于社會現象被賦予意義的過程(Schutz,1967:6、248;Hirschman and Reed,2014:265)。

意義世界被認為是由主觀意義和客觀意義構成,包括四重意義世界:研究者的主觀意義、其他研究者的主觀意義、指號的客觀意義和被研究對象的主觀意義(Schutz,1967:31-38)。這一方法論將多重意義世界交織互動過程視為因果過程,從本質上顛覆了以實在論或實證主義為基礎的方法論邏輯。后者相信依賴研究者界定的變量、概念、某些預設的行為模型、固定的結構功能,便可以識別因果性。在前者看來,后者只是局限于客觀意義而展開的研究,沒有進入主觀意義世界。研究者忽視了那些人為分割出來的分析概念(比如,變量、事件、動機、制度、關鍵選擇)背后所具有的連貫的意義圖景(Schutz,1967:62;Reed,2011:62、162)。

基于意義的方法論主張有意識地區分主觀意義和客觀意義的界限和復雜關系(許茨,2017:56),挑戰了“社會世界的各種現象作為某種主體間際的一致性是理所當然的自然觀點(natural outlook)”。研究的起點不應當是那些預先假設的客觀意義結構(如理性選擇等),研究者也不應當將這些客觀意義視為不證自明的“常識性概念”(Schutz,1967:9)。任何所謂的社會科學概念的客觀意義“都是作為主體間際的現象被構造出來的”,是可以在互動參與者的主觀經驗中分析的(Schutz,1967:32-33、218)。這樣的主體間互動過程是互動者把主觀意義或客觀意義賦予世界的過程。因此,“過程”才是社會科學分析的重點(Schutz,1967:11)。如果將某一個已經成為固定意義結構的概念假設(如人的理性選擇)作為研究的出發點,則會蒙蔽這樣的過程(Schutz,1967:38)。

在意義研究看來,因果性產生于指號(sign)和客觀意義世界、主觀意義世界的持續互動之中。指號并非只標識某個固定的客觀對象(object)的單一意義,而是可以被納入主觀意義的建構過程。行動者(包括研究者在內)參照各種解釋性圖式理解他們看到的現象,在主觀意義的構造過程中不斷釋放新的指號,完成主觀經驗活動的“客觀化”,并開啟新一輪意義構造的進程(許茨,2017:199)。研究者可以通過證據理解那些指號生產者主觀經驗的構造性活動。社會現象在此多重意義世界環環相套的過程中得以出現(Tavory and Timmermans,2013:687-688)。此方法論將因果機制構建于意義過程,不再將理念、理性、習慣等視為可以脫離主觀體驗過程的客觀因素,也不再將它們視為決定社會結果的客觀原因(Gross,2009:369)。

此方法論將研究者主觀經驗的過程納入考量(Schutz,1967:32)。研究者對社會現象的解釋過程發生在其主觀世界中。作為圖式的現有理論資源也在研究者主觀經驗中被不斷地理解和重構。研究者對他人經驗的解釋也就成為他們把主觀意義賦予那個“我”對他人經驗的解釋活動的過程(Schutz,1967:17、32)。因此,研究的過程并不是尋找證據證明或反駁理論的客觀意義,而是將理論視為闡發者具體主觀經驗的客觀化,分析其在闡發者意識中的構造過程。這也是一個自我反思的過程,研究者需要不斷反思自我在綿延中如何看待理論,從而產生對理論新的理解(Vaughn,2004;Timmermans and Tavory,2012:168-169)。

此方法論引導書寫者圍繞“意義”構建出新的研究問題意識,包括理解“意義”如何以不同于動機、理念、理性的方式塑造行動(Swidler,1986;Powell and Dimaggio,1991:11-26;Steinmetz,1999:2;Reed,2011:140-141);個體主觀意義如何產生和變化;主體間為什么可以達成某種共同的主觀意義并由此建立集體行動(Schutz,1967:165);客觀意義結構如何在主體間的互動中產生(許茨,2017:201、204);具有觀念客觀性的解釋圖式如何在主觀意義的生成過程中發揮作用(許茨,2017:47、125);研究者主體間的互動與研究的關系(許茨,2017:50),等等。

在此方法論的引導下,書寫者關注對意義產生過程的理論化分析。理論不再是動機、利益、事件、變量等概念間的因果關系,而是對賦意過程的抽象(Emirbayer,1997:281-380)。書寫者的注意力被方法論所引導。他們關注個體如何在與其所處的總體性經驗構型圖示(scheme)的不斷互動中建立主體意義,具有代表性的如許茨(Schutz,1967:84-85)對“自我闡述”(self-explication)的界定。他們關注主體間互動的特征的概括,具有代表性的如“共同成長”(Schutz,1967:165)、社會反思(social reflexivity)(Lichterman and Reed,2014:106)等概念的建立。學者關注在集體不確定感的氛圍中,人與人之間如何互相推擠、相互影響而形成共享的主體意義,具有代表性的如“集體對位”(collective alignment)理論(Ermakoff,2008;徐曉宏,2017)。他們還關注重要事件或行為如何改變了人們對于世界的認知,具有代表性的如表演性權力(performative power)、政治符號行動(political semiosis)等理論概念(Reed,2013:203;Wagner-Pacifici,2010;Sewell,2005)。研究者還關注表演者如何塑造觀眾的共同意義,具有代表性的如文化語用學(cultural pragmatics)等概念(Alexander,2004)。

以上,我們看到方法論如何引導研究者相信某些方法具有合理性。這種對合理性的認識正是方法意涵的體現。下面,我們分析方法論與現實的不契合如何推動研究者發展方法意涵。我們將以“比較”為例說明這個問題。

三、協調不契合:“比較”意涵的延展

在跨案例研究中,“控制性比較”(controlledcomparison)是一種重要的方法。控制性比較背后的方法論邏輯強調“控制”是發現因果關系的基礎。只有保證被比較的對象所有的其他特點都一致(或稱“被控制住”),才可以進一步識別哪些案例不同的特點是造成不同結果的原因(Lijphart,1971:683)。此設想面臨的最大困境是研究者不可能精確了解案例是不是真的除了某些因素外完全相似(sufficiently similar)。無論是米爾(John S.Mill)還是涂爾干,都認為難以控制無限復雜的政治和社會現象,因為“研究者甚至都不可能近似地確認兩個社會除了某一個方面的所有其他方面都相同或不同”(Durkheim,1938:129-130;Lijphart,1971:688)。但是,研究者沒有因為控制的無法實現而放棄按照控制性比較的方法展開研究(Slater and Ziblatt,2013),因為統計的隨機抽樣原則或實驗方法都難以適用于少案例的比較(Lijphart,1971:683-685,1975:165-177;Skocpol and Somers,1980:182;King,Keohane and Verba,1994:94)。為了克服控制困境,討論者提出了構造案例間的可比性(comparable)問題。他們強調,研究者需要在研究中說明不同案例中的共同特征和不同特點以證明案例是可比的(Lijphart,1971:687),并以此作為后續研究的前提。在變量測量為基礎的推論邏輯和識別因果過程中的充分必要性原因的方法論中,“可比性”被賦予不同的意涵。

以實證主義為基礎的推論邏輯將案例的可比性理解為可以被研究者通過變量測量而建立的“單位同質性”假設(King,Keohane and Verba,1994:22、93、100、116)。他們強調以單位同質性表征的可比性并不是被研究所確認的固定特征。恰恰相反,可比性永遠是不確定的,因為研究者永遠無法確定了解具體世界之外更加廣闊的未知世界。對單位同質性的把握只能是測算意義上的估計,研究者不可能實實在在的“知道”(know)這樣的同質性(King,Keohane and Verba,1994:93)。社會科學研究正是通過建立研究設計以因應來自于具體世界的不確定性。可比性的構建是一個不斷測量、估計、檢驗、調試的動態過程。研究者需要理解、說明、掌握、運用這樣的不確定性。保證這一切合理的根本在于依照符合統計規則的明確公開的程序開展研究工作。構造、估計、說明并檢驗單位同質性假設,就是這樣的科學程序的體現(King,Keohane and Verba,1994:93)。因此,推論邏輯將“控制困境”納入自洽的方法論給予解決,可比性的意涵也就建立起來。

與推論邏輯不同,在以識別因果過程中的充分必要性為研究導向的方法論立場中,可比性成為被研究者以一定的策略構造出來的案例確定特征,對這種確定性的論證是研究的基礎。通過分析《國家與社會革命》一書,我們可以看到斯考切波是如何構建可比性意涵的。

斯考切波充分意識到控制性比較難以在實際歷史中實現。18—19世紀的法國、從19世紀到20世紀中期的俄國和同時期的中國差別極大,研究者根本不可能全面揭示他們的共同性(Skocpol,1979:39)。但斯考切波并不認為這樣的障礙難以克服,她更關心如何建立可比性。在她看來,這需要“來自于對宏觀社會變化的想象力”(macro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Skocpol,1979:39),構造可比性便是依靠主觀想象力而展開的分析領域。沒有這種想象力,比較也就無從開展。

通過對斯考切波并未明言的研究過程的分析,我們看到,按照她的理解,構造可比性始于建立歷史敘事,而這樣的敘事所描述的是歷史中真正運行過的,將革命導向某種結果的過程。通過對該書文本的闡釋,我們看到,斯考切波建立敘事的方式源于她對何種敘事才具有因果性的理解,以及與既有革命理論展開對話的意識。

斯考切波首先強調,任何控制性比較必須限于一定的范圍,大而無當地控制那些“潛在的相關變量是不可能的”。研究者應當去發現那些“實際上很可能是在運行著的原因”,也就是說,他們需要區分哪些部分的歷史和自己的研究有關(Skocpol,1979:39)。被納入研究范圍的是在歷史中運行并推動了國家建構(state-building)進程的因素,而那些被排除出去的則是蟄伏于作者想象力和相關研究之外的歷史特征。這些特征在斯考切波看來并沒有運行起來,只是“潛在性”的,也就不需要被納入可比性范圍。

斯考切波是這樣建立歷史敘事的:

在三場革命中,外部危機與內部的結構性條件與趨勢結合在一起產生了(下面三個部分)的接合:舊政權下中央國家機器的無能;下層階級特別是農民的普遍反叛;動員大眾的領導人鞏固革命國家權力的努力。而在每一個例子中,革命的結果都是中央集權的、官僚制的和吸納大眾的民族國家,而這樣的民族國家在國際舞臺具有強化了的大國潛力。(Skocpol,1979:41)

斯考切波將歷史進程敘述為:領導者面對危機,追求國家生存的自主性目標,以實用主義的理性方式獲得資源應對歷史中結構性的限制。這一敘事本身就蘊含了因果性。經過這番應對,形成了新的政權特點:中央化、官僚化、吸納大眾,以及在國際舞臺實力不斷強化了的民族國家。這樣的國家特點在斯考切波的敘述中正是對比了革命前的國家無能、下層反叛和國際危機。國家建構成為貫穿敘事始終的目標,行動都是應對結構性限制的理性選擇,結構不同,選擇也就不同。這一敘事的因果性體現于“條件—應對”的敘述架構中。與此因果敘事相沖突的其他可能敘事模式,比如,將意識形態或階級地位視為行為的決定因素,則被排除出歷史機制。比如,斯考切波反對將革命結果解釋為意識形態導向下行動的結果,她強調,行動者(如革命政黨)為了實現國家建構的目標,放棄了原本意識形態的革命藍圖(Skocpol,1979:171)。

斯考切波的敘事模式也來自她的理論對話意識。該書提出“國家潛在自主性”(potential autonomy of the state)的理論視角,以此照亮革命歷史中的國家建構歷程,并解釋革命后的國家形態差異(Skocpol,1979:163)。斯考切波將此視角區別于社會群體視角或階級視角,后者是將國家視為一個被動的場域。在這個場域中,不同社會群體或階級力量為了達成自身目標而進行競爭或合作(Skocpol,1985a:4-5;Mitchell,1991;Mann,2012:45-46),革命也正是斗爭的過程(Skocpol,1979:25)。國家自主性視角則認為國家具有自己的運行邏輯(如目標、手段、理性)與自主利益(Skocpol,1979:27)。國家邏輯的主要特征在于從社會榨取資源來支持那些強制和行政組織,以此應對國際和國內危機的挑戰,保證國家自身的生存(Skocpol,1979:29)。斯考切波將國家的自主性視為是“潛在”的,因為它必須在特定的歷史過程中才可以轉化為可分析的行動邏輯。

在對敘事因果性的認識與理論對話意識的雙重影響下,斯考切波將三個國家有關革命的資料組織起來形成敘事。敘事注定是片面的,因為它只是照亮了歷史中的某個部分。進入敘事的歷史如同聚光燈下開始表演的演員活躍起來。國家自主性、結構局限、外部危機、行動者資源、靈活的策略等被選擇成為敘述的組成部分,而意識形態、文化、生產方式等則被排除在敘事之外。

基于這種敘事方式,斯考切波構造案例的相似性,比較不同性。比如,基于法俄兩國革命進程的敘事,斯考切波建立對兩國革命共同結果的解釋。這樣的共同結果就是革命力量成功克服了反革命力量的影響,建立了立足于城市的國家。兩國的國家政權都是中央化(centralized)和官僚化(bureaucratic)的,都沒有采用直接大眾民主的形式(Skocpol,1979:233-234)。斯考切波進而分析了產生這種共同結果的共同原因:既包括農民起義,還包括政治領袖(包括政黨)在歷史環境中利用國家應對國內和國際挑戰的努力。按照她的敘述,兩國具有類似的歷史機制:農民起義使統治者只能依靠城市建立政權;革命進程迫使領導者建立強有力的國家組織以挫敗地方反革命力量和外國敵人的威脅。這兩個機制結合(conjuncture)在一起,導致以城市為根基的中央化和官僚化的國家組織形態的出現。

斯考切波進而開始在此共同性的基礎上區分差異,她用以歸納差異性與共同性的概念并不相互獨立,前者只是后者的細化。斯考切波將后者稱為“變量”,將前者稱為變量的“特定形式”(specific form)。比如,斯考切波將法國革命的結果概括為建立在私有制和市場經濟基礎上的中央官僚化國家,將俄國概括為政黨領導的致力于國家主導的工業化的中央官僚化國家(Skocpol,1979:234)。通過加上定語,斯考切波對兩國共同性——“中央化、官僚化國家”——進行了細化,她進而解釋了這種差異。按照她的說法,盡管兩國都發生了農民叛亂,但法國的農民叛亂表現為對革命私有財產的承認,也更有利于市場經濟的發展。而俄國農民革命中作為領導力量的村社對私有土地大規模重新分配破壞了市場經濟的發展。再比如,雖然兩個國家都存在努力建立強大的國家組織以因應外來危機這樣的歷史進程,它們各自的表現形式卻不同。在法國,國家可以依靠市場獲得資源,卻缺乏可以借鑒的國家主導現代工業化經驗,也缺乏大眾政黨的政治動員模式。此外,法國在歐洲的強大地位使領導人可以依靠軍事擴張的方式輸出革命來應對危機。俄國則與法國相反,激進的農村革命讓俄國失去利用市場資源的可能,但俄國具有可以利用的工業化成就,也擁有國家主導發展工業的經驗。俄國在歐洲國家系統中的脆弱地位使得革命者轉向加強對本國的控制,這些使領導人有能力和急迫要求來鞏固城市工業基礎以強化政黨國家權力(Skocpol,1979:234-235)。

由此,我們揭示了斯考切波如何賦予“控制性比較”以新的意涵。盡管承認難以窮盡案例間所有的相同性和不同性,但她通過劃定敘事范圍而將比較限于一定的范圍,從而悄悄為“比較”建立了確定性。斯考切波進而通過解釋案例共同結果的共同原因,限定了解釋不同結果的不用原因的概念范疇。斯考切波認為,這些不同結果和原因都只是共同結果和原因的表現形式,這就改變了米爾所設計的經典控制性比較方法的意涵。在米爾的設計中,表示相同性和不同性的概念之間并不應當存在重疊的關系。斯考切波按照敘述模式將解釋不同結果的原因連接起來,形成她所稱的“因果序列”(causal sequence)。這實際上悄悄賦予“條件—應對”敘事模式以因果性(劉子曦,2018)。這也就再次改變了斯考切波所宣稱堅持的米爾的控制性比較邏輯:因果性不再只能依靠控制才可以建立,敘述本身就已經達成了構造因果過程的目的。通過比較因果序列,她識別了充分性和必要性原因,但這些原因都是由因果序列而非單獨的概念所表示的。斯考切波將上述構造可比性的方式概括為:“將(出現了結果)的正面案例和(沒有出現結果)的反面案例在所有顯現的相關方面(apparently relevant respect)的共同性最大化,以此證明(validate)(可以對結果進行解釋的)不同因果序列(causal sequence)”(Skocpol,1979:37)。8在這一概括中,斯考切波含蓄地給控制性比較附加了新的意涵。她提出了比較的對象是“顯現的相關方面”,而哪些方面可以顯現正是決定于作者自己的敘事方式。她提出能夠對結果給出解釋的是因果序列,這暗示了構建序列的工作是先于比較而進行的,也就是說,序列本身的因果性不依賴比較就可以建立起來。也正是斯考切波自己決定了將歷史中的哪些部分顯現出來以建立什么樣的因果性。

以上我們看到方法書寫者如何擴展意涵以解決控制困境。接下來,我們將展示書寫者如何有意識地強調與控制性比較在方法論立場上的差異,從而賦予“比較”新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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