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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理論方法與國內公共管理研究

信息來源: 《中國行政管理》2015年11期  責任編輯:政科網作者:李賀樓  發布時間:2019-05-20

【摘 要】國內公共管理研究因本土中觀理論發育不足,要更多地面對難以通過演繹-驗證方法結構性地從公共管理實踐有關的過程性數據中形成理論發現的問題。就此,旨在從數據中直接形成理論的扎根理論方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扎根理論方法自提出以來已有大量分化和演變,為有效使用該方法,需對這些內容有全面的理解和把握。本文介紹了經典扎根理論方法及其后主要分化與演變,結合對本土公共管理經驗研究難題的反思,具體闡明了該方法對于本土公共管理研究的現實意義,并指出了使用該方法應注意的事項。

【關鍵詞】國內公共管理研究;過程性數據;中觀理論;扎根理論方法

 

一、引言

隨著國內公共管理經驗研究的發展,一些源于西方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越來越多地被給予重視,質性研究領域頗負盛名的扎根理論方法(grounded   theory)亦在其列,但由于對該方法由來及該方法中發展演變中的路徑分歧缺乏相對全面的理解和把握,部分文獻存在一些誤解和誤用。以本刊2015年第3期發表的一篇介紹該方法的文章為例[1],其中便有一些常見的誤會,較為明顯的如該文認為該方法既“遵循實證主義傳統”又“強調對現象、資料的‘解釋’”,但該方法中兩個有著重要分歧的路徑恰在這二者間各執一端,又如該文認為該方法要求“對數據進行(開放式、軸心以及選擇式/性編碼等)三層次的編碼”,但這僅是該方法一個路徑的分析步驟,再如該文指出在數據收集等完成后進行“理論抽樣”,但理論抽樣作為指導數據收集的原則幾乎貫穿研究始終。誠如該文回顧指出的,扎根理論方法在國內公共管理研究中的使用尚待加強,故厘清相關基本問題、形成對其更為系統和全面的認識正當其時,這也是本文目的所在。由于在特定領域引入一種新方法主要緣于借此能改進該領域研究或能克服其中一些既有困難,就扎根理論方法之于國內公共管理研究而言亦如此,故本文先闡明國內公共管理研究為何存在對扎根理論方法的需求。

公共管理經驗研究指向的是政府的公共管理實踐,而無論是政策制定與執行還是公共管理與服務,都屬于組織現象并動態地表現為政府組織運作過程,與此相關的經驗研究就屬于過程性研究(process studies),其相比以能被清晰界定的變量間關系為對象的變異性研究(variance studies)往往更難以形成結構化的理論發現,原因則在于過程性研究面對的過程性數據(process data)具有如下特征[2][3]:首先,組織過程是一系列有著不同因果機制的事件組成的事件流,相關數據邊界模糊。其次,中觀的組織過程發生于宏觀制度結構之下,由微觀的個體行為承載,同時受三個層面因素影響,相關數據往往跨越多個分析層次。第三,組織過程屬于地方性(endemic)現象,相關數據屬于地方性信息,基于此形成一般性發現相對困難。最后,組織過程是人與外在條件的交互,相關數據交織著客觀和主觀因素,處理起來也相對困難。

雖然過程性數據中亦有結構性內容,即可能從中厘清變量與變量間關系以形成可證偽命題,但這需要借助于最具解釋力的中觀理論指導。但國外相關中觀理論解釋起國內現象往往乏力;本土相關理論積累又以宏觀理論為主[4],借鑒先前學者的話講,其在被用于演繹現實以形成可證偽命題時往往“過于遙遠或抽象”。[5]因此,國內公共管理經驗研究不僅要面臨過程性研究這一客觀難題,還因中觀理論發育不足而更難以破解這一難題。就此,國內本領域學者倡導的“進入情境,發現問題;體驗觀察,理解事實;結構重組,構建理論”的知識獲取路徑具有重要指導意義[6]。要實踐這一路徑,首先要解決方法問題。就體驗觀察、理解事實而言,民族志式方法足以勝任,也已有大量這類研究和成果,如多年來社會學領域對信訪與“維穩”的研究便就這一類極具本土特色的地方公共管理實踐過程給出了大量洞見[7][8]。但這些非常扎實的研究在結構重組、構建理論方面卻鮮有突破。這固然因其問題意識與研究旨趣并不在此,但客觀上也因為不以形成結構性認識為目的的民族志方法難以勝任對上述知識獲取路徑的全部實踐。就試圖構建理論或至少是更為結構化地把握公共管理實踐過程的研究而言,扎根理論方法因其既能扎根于過程性數據又具備“類型化、概念化和理論化”功能而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基于上述討論,本文接下來首先介紹格拉澤和斯特勞斯(Glaer,B.G.&  Strauss,A.L.)于1967提出的經典扎根理論方法及其存在的問題,再介紹兩位奠基人對經典方法給出的不同發展路徑,最后更具體地闡明該方法對國內公共管理研究的現實意義及使用該方法應注意的事項。

二、經典扎根理論方法及其問題

(一)經典方法的旨趣與范式

經典扎根理論方法指格拉澤和斯特勞斯在1967年出版的《發現扎根理論:質性研究策略》(后文簡稱《發現》)一書中首次系統闡述的扎根理論方法。該方法的提出一是對彼時社會學研究中主流的“演繹-驗證”路徑的反動,二是對此前此類方法實踐的系統呈現與合法化。經典方法旨在在沒有理論預設的情況下直接從數據中“發現理論”。[9]雖然《發現》中未明確提及研究范式問題,但其很明顯地持實證主義立場,這突出反映在其對理論浮現或被發現的強調上,即其認為存在一個有待發現的客觀真實,研究者的任務就是通過對數據的分析使之浮現或被發現;在這一點上其與彼時實證主義的主流路徑并無抵牾,只是其認為后者按照既有理論思路去看待經驗現實的做法會形成對數據的逼迫(forcing of  data)[10],從而無視數據內涵的更多有待發現的真實。根據對研究范式的一般界定[11],經典方法只是在方法論上反對主流路徑,而在本體論和認識論上與之保持一致。

(二)經典方法的重要內容

1.重要術語。經典方法給出了一套術語,為避免混淆,先擇其要者做簡要介紹。(1)范疇與屬性(categories & properties)。雖然《發現》中未做明確界定,但根據兩位作者其后各自的界定,這兩個術語本質上都是概念。[12][13][14]若將概念理解為賦予各個數據片段的標簽,則范疇就是對全部可被歸為一組的標簽的概括,屬性則是對之的分類概括形成的范疇的不同特質。(2)實質性理論與形式理論(substantive/formal theory)。《發現》中區分了兩種理論形態[15],其中實質性理論指與經驗現象直接有關的理論,形式理論則是與在抽象概念層面上存在的話題領域有關的理論,二者在一般性水平上不同;如針對街頭幫派活動可形成實質性理論,而與之有關的犯罪亞文化理論則屬于形式理論。

2.基本要素。持續比較分析(constant comparison)和理論抽樣(theoretical   sampling)構成了自經典方法以來扎根理論方法的主體內容。

(1)持續比較分析,指在數據之間、范疇之間、范疇屬性之間以及上述三個層面之間持續展開的比較分析;通過持續比較分析,范疇及其屬性與范疇間關系從數據中浮現出來并最終形成實質性理論。《發現》中區分了持續比較分析的四個階段[16],由于現已有更成熟的分析程序,本文不予贅述,但指出兩點:第一,階段區分只是為了闡明研究中需要完成的分析任務,四個階段之間及其各自內部并非前后相繼的線性過程,而有大量的來回往復。第二,在整個分析過程中需隨時備忘思路,這些備忘構成理論發現的重要基礎。持續比較分析被沿用至今的主要是就是上述兩點內容,即當下采用該方法的研究仍然是來回往復且持續備忘的過程。(2)理論抽樣。在分析過程中逐漸形成的思路叫做浮現中的理論[17],理論抽樣便是在其指導下的抽樣;其基本原則是理論相關性(theoretical relevance),即進一步收集的數據應與浮現中的理論有關;其基本邏輯是持續獲取新數據以發現新范疇、新屬性或范疇間新關系,當從數據中無法再形成上述新發現時,便實現了理論飽和(theoretical  saturation),此即理論抽樣的完成標準。[18]故理論抽樣與統計抽樣有兩點不同:其一,其不講求數據的代表性,而強調數據的理論相關性;其二,其與數據分析過程同步持續進行且每次抽樣都是暫時的,而非如統計抽樣那樣一次性完成。理論抽樣在實踐上以目的抽樣開始,即選擇最有可能提供最多數據獲取機會的數據來源,其后直至分析完成則是以與浮現中的理論相關數據為目的的連續性的目的抽樣,故其又被認為是目的抽樣的一個變種。[19]

3.其他重要內容。(1)研究開放性。經典方法講求不帶理論預設和先驗觀念進入數據,強調唯有在實質性理論能被清晰闡明后,才能考慮整合既有形式理論;因此其主張文獻分析后置于數據分析,且為避免受制于特定視角,強調對文獻的閱讀不能局限于特定領域以保證被引入文獻在范圍上的開放性。[20]嚴格的文獻后置做法其后已遭遇質疑且被一些學者放棄,但分析過程的開放性仍被強調。(2)團隊合作。采用扎根理論方法的研究有時需要團隊合作進行編碼分析,但該方法不要求合作者就同一份數據形成一致發現[21];因為其原本就是要不斷發掘范疇與關系,在整個分析中都無既定編碼表,故不存在編碼一致性問題,這是其與其他采用編碼分析的質性方法不同之處。[22]除能應對較大工作量外,團隊合作最主要的好處恰是不同人可能有不同發現,從而能形成思維碰撞、相互啟發。[23](3)理論產出。首先,扎根理論方法屬于通則式(general)方法而非個案方法[24],運用該方法形成的理論發現具有普遍適用性;但因該方法強調理論發現而非理論驗證,也不講求抽樣代表性,故經由其形成的理論發現是“建議性的而非被驗證的”[25],其普遍適用性到底如何有待進一步驗證。其次,運用該方法形成的理論發現既可以命題形式亦可以討論形式呈現[26];前者即以單個命題精煉地闡明核心發現,后者則是相對詳盡地闡明范疇及屬性間關系。若試圖將運用該方法形成的理論發現作為進一步理論發展的起點,則討論形式因容易被轉化為形式化命題而更為可取。其后學者還指出,扎根理論方法既可以形成理論為目的,亦可被作為驗證性研究的起步階段。[27]

(三)經典方法存在的問題

經典方法講求不帶理論預設和先驗觀念進入數據,認為僅憑對數據的持續比較分析便能使理論浮現出來。但在沒有理論預設和先驗觀念指導下,研究者往往在大量數據中迷失方向。經典方法認為可憑借研究者的理論敏感性(theoretical sensitivity)應對這種情形。理論敏感性指研究者在長期學術訓練中形成的以理論術語概化現實和思考現實的能力。[28]按照經典方法的設想,這種能力既能確保研究者對現實的洞察力,又因其不局限于特定實質性領域而不會損及研究的開放性。但對于方法使用者而言,理論敏感性往往可望而不可即;且之所以要有一套研究方法,也就是要在研究過程上能被指引。所以經典方法在實踐上往往難以操作。兩位作者其后也承認這是《發現》一書留下的一個主要缺口[29],彌合這一缺口也便成為了該方法其后的發展起點。

三、 經典扎根理論方法之后:分歧與發展

為解決經典方法的實踐問題,格拉澤和斯特勞斯(及其合作者)分別形成了各自的方法路徑,相應地形成了扎根理論方法中最主要的分歧。[30][31]為更清晰地把握二者間的分歧,需要結合兩位作者各自學術背景及在研究范式上所持立場加以分析,唯此才能對當下的扎根理論方法有更為全面的認識。

(一)格拉澤與斯特勞斯的分歧

如已指出的,經典方法持明顯的實證主義立場,只是在方法論上放棄了演繹—驗證邏輯,但這種立場主要屬于格拉澤而非斯特勞斯,這與二人的學術出身有關。格拉澤在有著實證主義傳統的哥倫比亞大學接受社會學訓練,而斯特勞斯則出身于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芝加哥學派的實用主義哲學及其衍生的社會學符號互動論的大本營。[32]格拉澤曾指出,其在哥倫比亞大學接受的訓練內容便是如何回應芝加哥學派對實證主義的批評,而其找到的辦法就是將研究貼近數據,從中直接發展理論[33],但被發展的理論應與數據中的潛在結構有關,對這個潛在結構的概念化應獨立于具體的時空及人事。[34]這是標準的實證主義本體論和認識論。而斯特勞斯及其合作者科賓則指出,其二人的扎根理論方法源于實用主義和符號互動論,雖然該方法的使用者不必認同這兩個哲學和社會學理論取向,但必須認識到該方法從中形成的兩個重要原則:其一,社會現象被認為是變化而非靜止的,需要經驗地予以把握;其二,扎根理論方法拒斥決定論和非決定論,即同時強調人的能動性及外部條件的作用,并旨在把握這二者間的交互(interplay)。[35]這兩個原則與格拉澤的本體論和認識論是相抵牾的,只是在其二者指導下的方法論主張直接從經驗現象去尋求理論發現,就此與放棄了演繹—驗證邏輯的格拉澤達成了一致。之所以《發現》一書明顯持實證主義立場,或是格拉澤提及的該書主要由其一人寫成所致。[36]上述分歧決定了二人各自方法路徑的不同。

(二)格拉澤路徑

格拉澤在1978年的《理論敏感性》一書給出的編碼分析路徑代表了其就經典方法實踐問題給出的解決思路。在該書中,格拉澤區分了實質性代碼/編碼和理論代碼/編碼(substantive codes/coding & theoretical codes/coding)。[37]實質性編碼就是對數據實質性內容的概念化以形成實質性代碼,由開放式編碼和選擇性編碼兩個內容構成,格拉澤對這兩個內容的闡述只是更清晰地復述了經典方法中通過比較分析發掘范疇及屬性有關的內容,其解決經典方法實踐問題的思路體現在對理論代碼和理論編碼的闡述中。“理論代碼是對應如何將實質性代碼聯系起來形成假設進而整合成理論的概念化”[38],理論編碼相應地便是從理論上思考實質性代碼間關系,其在實踐上與實質性編碼同步進行。就如何從理論上思考,格拉澤給出了一套啟發工具,稱作“編碼家族”(coding    families),如“six   Cs”(causes,contexts,contingencies,consequences,covariances,&   conditions)、“process”(stage,staging,phases,progressions,etc.)(為避免歧義直接引用原文)等共計18個,并指出研究者還可據實際形成另外的編碼家族。[39]僅從上面引述的內容便可看出,編碼家族是基于元概念形成的高度抽象的視角和框架,理論編碼就是在這些寬泛視角和框架下思考實質性代碼間關系。按照格拉澤的設想,這些編碼家族高度抽象于具體時空和人事,不會限制研究的開放性,同時又能幫助研究者超越經驗層面思考,這種思考結合對代碼間實質性關系的思考便能形成扎根于數據但又并非純粹經驗描述的實質性理論。

雖然格拉澤也認為編碼是“分析者既有的學術知識與其對實質性領域的研究知識”相結合的過程[40],但其最為強調的仍然是“讓數據自己說話”[41]、分析者能利用只能是編碼家族所體現的高度抽象的視角與框架,而非與實質性領域有關的具體理論或發現,唯此才能確保研究所發現的是客觀真實。但如后來學者指出的,格拉澤對實證主義立場的極端堅持使得其仍未解決經典方法的實踐問題;對于一般研究者而言,編碼家族很難起到指導作用,而資深研究者又無需這樣一套工具。[42][43]

(三)斯特勞斯與科賓路徑

斯特勞斯和科賓路徑由開放式編碼、軸心編碼和選擇性編碼(open,axial,& selective coding)三階段內容構成。與格拉澤不同,斯特勞斯和科賓并未在意使用扎根理論方法的研究應堅持何種范式;用科賓的話講,其二人只是想幫助最初接觸質性數據的學生解決一些實際問題[44]。這種從實踐出發的初衷使得其二人更多考慮的是分析如何進行的問題,但這種考慮也并非純粹是工具性的,而是源于前文提及的其二人指出的該方法的兩點原則,其核心是認為研究試圖發現的并非客觀真實,而是在特定條件下的社會互動中形成的共享意義,因而只要能闡明其形成條件與過程,研究者便能把握這個共享意義并以研究發現的形式將之呈現出來。由于研究者不可能“頭腦一片空白”[45],因而同樣參與進了最終被呈現的共享意義的形成過程,對此不必加以否認。[46]但無論呈現什么以及如何呈現,研究者都必須確保其似真性(plausibility),即讓人能確定地把握其因果機制而不至于見仁見智,這便需要一些分析程序與方法。[47]因此,斯特勞斯和科賓路徑在形式上更為程序化,但更為強調研究者的能動性;其承認研究者的既有經驗與知識的作用,相應地也就放棄了對研究過程的諸多限制,如放棄了嚴格的文獻后置做法,認為與實質性領域有關的研究文獻亦可被用于分析過程[48];因而該路徑在實踐上更為靈活。

(1)開放式編碼。開放式編碼與經典方法和格拉澤路徑有兩處最直觀的不同:其一,研究者不僅要從數據中發掘出范疇及其屬性,還要發掘出屬性的不同面向(dimensions),也即所謂的“面向化”。[49]在斯特勞斯和科賓這里,面向與屬性的變異有關;其二人對該術語的界定非常晦澀,但給出的例子卻很容易被理解,如“頻率”這一屬性可有“經常…從未”兩個面向,“程度”這一屬性可有“多…少”兩個面向[50],上述兩個例子中的省略號意味著還可據實際區分出更多面向。其二,研究者被鼓勵使用各種提問和比較技巧促進分析。其實格拉澤也強調要對數據提問,而比較一直就是扎根理論方法的基本內容,斯特勞斯和科賓路徑中的提問與比較的不同之處就是承認并強調研究者的能動性,即研究者可以結合自己的既有經驗與知識從各個可能的方向上對數據提出問題、作比較分析,這實際上是運用頭腦中已有的與實質性領域有關的視角或框架去演繹數據,雖然這些視角或框架被格拉澤視作束縛研究開放性的“偏見”,但斯特勞斯和科賓認為不借助于這些“偏見”的比較分析“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51],且其二人并不避諱這種分析中必然會有的演繹和驗證成分,認為這只是不斷地用后來數據驗證先前演繹結果,并非經典方法反對的演繹—驗證邏輯,與之并不沖突。[52]

(2)軸心編碼。在持續比較分析中,若多個范疇能被聯系起來形成一個更高層面的范疇,則可將這些范疇稱作后者的亞范疇(subcategories)。[53]由于這個術語容易引起混淆,本文借鑒國內學者的說法,將亞范疇仍稱作范疇,將由亞范疇聯系而成的范疇稱作主范疇。[54]軸心指一個主范疇內涵的一條能將多個范疇聯系起來的主軸線,軸心編碼就是找出這條主軸線,借此將多個范疇在其屬性和面向上聯系起來——并非是對多個范疇的簡單匯總(這也正是開放式編碼中要發掘出屬性與面向的原因所在)——以形成主范疇。試舉一例:假定就基層政府處理信訪事項過程僅發掘出了兩個范疇(屬性:面向):信訪事項(訴求合法性:不合法—合法;事項復雜性:簡單—復雜);政府能力(法治意識:弱—強;治理能力:弱—強),并假定存在如下兩種理想情形:訴求合法、事項簡單、政府法治意識強、治理能力強時基層政府會“依法辦事”,訴求不合法、事項復雜、政府法治意識弱、治理能力弱時基層政府會“花錢買平安”。則“依法辦事”與“花錢買平安”就是將兩個范疇在其各自屬性和面向上聯系起來的產物,但還并非完整意義上的主范疇。完整意義上的主范疇是運用斯特勞斯和科賓給出的“典范模型”(paradigm model)進行分析的產物。典范模型是一種觀察和分析社會現象的視角或思路,即針對特定現象,闡明其發生的背景條件以及原因、行動者的行動或互動策略及其結果[55];這種思路與人們在日常生活中觀察社會現象的思路本質上是一致的,只不過更為自覺且是在范疇這個相對抽象的層面上進行,即將開放式編碼中發掘出的范疇分別歸入條件、策略和結果等不同方面,再按照前述邏輯將這些范疇在各自屬性和面相上聯系起來,借此形成完整意義上的主范疇。

(3)選擇性編碼。通過軸心編碼可能形成多個主范疇,其各自可能都“碰觸到研究內涵的某個部分,但是無一掌握到全部的精髓”;在此情形下就需要從既有范疇中選擇一個或另發掘出一個“更抽象的名詞或概念(即范疇)”對這些主范疇予以含攝[56],這項工作就是選擇性編碼。選擇性編碼是對多個主范疇及其各自連接的范疇的進一步比較分析,以發掘出能以之為核心將其他所有范疇連接在一起從而形成一條能貫穿數據始終的“故事線”的范疇,即核心范疇(core category)[57],這也便是最終呈現的實質性理論。以一篇關于城管執法人員執法實踐的研究為例,作者先形成了“相安無事”、“捉迷藏”、“按章處理”以及“暴力沖突”等四個主要范疇,進而形成了“場域轉換中的默契互動”這一核心范疇,以命題形式呈現的核心范疇的基本內涵就含攝了存在于四個主范疇內的城管執法實踐中的關鍵機制。[58]

相比于格拉澤路徑,斯特勞斯和科賓路徑限制更少且更具可操作性,因此更容易被接受。但格拉澤認為該路徑對研究者能動性的強調及其形式化的程序與方法會導致分析過程中的先入為主,“逼迫”數據形成概念性描述,而非扎根理論方法所希望的從數據中浮現的理論,因而偏離了真正的扎根理論方法。[59]斯特勞斯和科賓仍從實踐出發來回應這些批評,認為研究者不免會有偏見,會有對程序與方法的刻板使用,但“任何人只要有點耐心、多練習”,就能學會避免這些不利影響,靈活地使用這些方法與技術。[60]雖然斯特勞斯和科賓路徑在實踐可行性上相比格拉澤路徑無疑更為可取,但即便是對格拉澤路徑持批評態度的學者亦指出,對于理論儲備和研究經驗豐富的資深學者而言,格拉澤路徑對研究開放性的強調可能更值得重視[61];另外,雖然斯特勞斯和科賓路徑對于新手而言更為簡便可行,但其“過于實用主義和形式化”的問題也可能因新手的理論儲備和研究經驗不足而尤為明顯[62];因此在這二者之間并無絕對的孰優孰劣。

四、扎根理論方法在國內公共管理研究中的應用

無論是經典方法還是其后格拉澤路徑和斯特勞斯與科賓路徑,所指向的都是現實社會過程,最為適用的也就是對主體間交往形成的社會過程的研究[63][64],并均旨在從數據中直接形成理論。因此就國內公共管理經驗研究而言,該方法可被用于破解其面對的過程性數據難題和中觀理論發育不足雙重困境,具體來講:首先,通過對各類數據的編碼分析,可以將動態的、跨層次的事件流打散并抽象成概念和范疇,通過對范疇間關系的發掘形成的假設命題可結構化地闡明事件流背后的關鍵機制,而不至于停留在對現象的描述上。其次,通過對多個地方性數據的比較分析可形成一般性發現,且由于這種發現被結構化地呈現出來,其普遍適用性可以更容易地得以驗證。第三,格拉澤認為研究者能獲取或觀察到的體現著行動者認知、規范甚至不可名狀因素的材料或現象都可作為數據加以分析[65],斯特勞斯和科賓更是將社會現象視作客觀條件與人的能動性的交互產物,因此這兩個路徑都不排斥過程性數據中的主觀因素,都旨在通過編碼分析將其概念化、范疇化并闡明與之有關的關系機制。第四,即便是在斯特勞斯和科賓路徑中,既有理論與發現對于當下研究也只是起到輔助性作用,有無現成理論對于研究而言并非關鍵。另外從長遠來看,對于實踐國內學者對發展本土理論的倡導而言,經典方法中經由實質性理論發展扎根形式理論(grounded   formal theory)的思路也具有啟發意義。[66]扎根形式理論指在實質性理論基礎上形成的更具一般性和普遍解釋力的理論,在理想意義上,其可以通過對不同領域的實質性理論的積累與比較分析得以形成,也可以更為現實地通過將特定實質性理論與既有形式理論整合而形成。這種理論因扎根于本土經驗對國內現象應更具解釋力,且由于其以結構化命題形式給出,也能更好地被國內情境下的其他經驗研究運用和發展。

就使用扎根理論方法而言,至少需要注意如下三點:其一,雖然研究者在研究范式上所持立場不會束縛其對不同路徑提供的程序與方法的選擇甚至綜合使用——如公開宣稱建構主義立場的卡麥茲反倒更偏好格拉澤的編碼路徑[67],但研究者對其研究及其發現必須有明確的定位,進而確保選擇的方法或程序能與之匹配或至少是不相沖突。具體講,雖然斯特勞斯和科賓路徑在后實證主義和建構主義之間到底偏向于哪一端并不確定[68],但其不接受格拉澤的實證主義立場是確定的,若采用該路徑的扎根理論方法,便不能聲稱研究過程的客觀中立以及研究發現的客觀真實性,而必須承認研究發現的有限真實性甚至建構性特征,并能就此做出說明和辯護。其二,經典方法的一些重要內容至今仍被接受,無論使用哪個路徑的扎根理論方法,都要接受這些內容或至少不與之抵牾。最后,扎根理論方法研究“既是科學又是藝術”,只是相形之下,格拉澤路徑更具藝術性,而斯特勞斯與科賓路徑更具科學性[69],但即便是后者所給出的也并非上手就能用的程序與方法。此外,既有一些計算機程序也只是替代了先前被用于整理紙質材料的“剪刀+糨糊”[70],并在存儲數據、組織分析過程并實現分析結果可視化等方面有技術上的優勢,因而與不同路徑給出的程序與方法一樣,只能起到輔助分析作用。使用扎根理論方法的研究最重要的是要把握程序與方法的本質意圖,并以符合對研究及其發現定位的方式加以靈活使用,不能為形式所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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